史志研究 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史志园地 > 史志研究
传统文化观视阈下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探讨
日期:2017-05-17 11:29:00     来源:丽水史志网   作者:蓝飞鹏 夏小菲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瑰丽财富,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创新与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成果,有着严密的内在逻辑。传统文化观则是习近平关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观点与论断的思想结晶,体现了习近平在对待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认识和功能定位。“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成与发展同样离不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对每个“全面”的传承脉络的梳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于优秀传统文化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内在逻辑关联,进一步探讨如何利用传统文化观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实现“中国梦”。

  关键词:传统文化观;四个全面;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传承与发展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1]这一论断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的四大范畴进行了扼要的解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社会意识和生产关系对社会存在和生产力又产生反作用,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发展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成,这其中自然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社会意识的浸淫。传统文化观对习近平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内涵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基础性的作用。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传统文化观。

  一、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内涵

  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采取的正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他在孔子2565周年诞辰上说道:“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2]这正是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习近平的传统文化观是在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

  (一)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认识论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讲话中,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起源、流转、演变作出了精要的概括:“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两汉经学兴盛、魏晋南北朝玄学流行、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发展等几个历史时期。”[3]通过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流转梳理,提出中国传统文化是立足于深厚的文化土壤的,是与现代文化一脉相承的。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演变过程充满了合流、内化、变革、深化的痕迹。

  毛泽东也曾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习近平的传统文化观正是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探索的集体智慧,他们都指出这些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原理都是顺应时代的变化而发展的,其核心皆是经世致用的功能:即能够为当前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提供积极正面的支持。在此基础上,习近平传统文化观在认识的内涵方面应当体现为与时俱进的文化传承态度与经世致用的文化功能定位。这种功能定位正是可以从传统文化观视阈去研究习近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支撑点。

  (二)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方法论

  中共中央党校的王杰教授曾在《人民日报》上对习近平的传统文化观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其中关于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努力方向正是属于方法论的范畴。习近平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基于这一功能定位,习近平提出要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国所用。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方面来看,传统文化观在其中应该发挥着理论和文化价值双面的作用,从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中探寻“三个自信”的理论支持,从博大精深的文化财富中去挖掘现代价值,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和“中国梦”的认同。

  习近平指出:“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从公民道德修养塑造和民族道德建设的角度来看,传统文化观在其中起到的可以是感染和羞愧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好的素材,能够有助于公民正确处理义与利、己与他、权与民、物质享受与精神享受等重要关系。传统文化观的方法论在个人、社会、国家、世界的各种关系的处理方面都有其现代价值。这为从传统文化观视阈下去探讨“四个全面”的形成基础、逻辑关联提供了方法论的支撑。

  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传统脉络

  从党的十八大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再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全面依法治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最终形成。而习近平在2015年新春之际指出“四个全面”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四个全面”是由四个“全面”逻辑关联在一起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从传统文化观视阈来看,其中,每个“全面”在形成的过程中都有其形成的历史传统脉络。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传统脉络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还有一句话让笔者印象深刻:“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小康’这个概念,就出自《礼记·礼运》,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使用‘小康’这个概念来确立中国的发展目标,既符合中国发展实际,也容易得到最广大人民理解和支持。”从这里我们可以一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脉络。《礼记》是这样论述“小康”的:“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虽说文中的“小康”并不是我们党要建成的“小康社会”,但是两者在某些方面是具有传承的。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包括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公民道德全面提升等方面的内容,而古代的“小康”则是以礼治国,提倡诚实守信的社会道德,运用法规来管理百姓等。两者在对待人民道德方面的观念是一脉相承的,小康社会的实现在国家软实力方面的建设是必不可缺的。当然,这种论述并不代表古人眼中的“小康社会”就是我们党正在奋斗的“小康社会”,这里更对的是一种情感传承,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在理想上的共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美好根基上浇灌了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之水生长出来的果实。它经历了远古的美好祝愿、改革开放的风雨锤炼,从“建设小康社会”走向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后成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战略目标。

  (二)“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动力的传承脉络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要决定指出了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改革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推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改革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便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各方面进步的强大动力。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轨迹来看,改革的起步阶段应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届四中全会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凭借着锐意探索的精神从经济改革开始入手,不断深化改革,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通过了有关改革方面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阐述,成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最新成果和最权威解读。从35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来看,我们党不论在国内环境和国外环境如何变化之下,始终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我国改革的主题始终没有变化,始终伴随着中国的发展、推动着中国的发展。

  改革并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事物,在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有过很多成功的改革案例,比如商鞅变法、孝文帝改革、张居正变法等。我们可以从这些改革中看到中华民族在变革方面的传承与发展。回顾历史上成功的改革,无一不是顺应历史和时代发展,能够做到与时俱进,改革的措施有利于当时民众的需求,而改革的推行者无不具备着强大的行动力和开拓的勇气。这些经验传承正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中所坚持的:我们党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

  (三)“全面依法治国”战略路径的传承脉络

  习近平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高度重视法治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法治中国。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把“法治建设”作为全会的专门议题。苏力在《变法,法治及本土资源》中也说道:“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的本土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中国现代法治不可能只是一套细密的文字法规加一套严格的司法体系,而是与亿万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态以及行为相联系的。”[4]可以说,“全面依法治国”路径中蕴藏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脉络,离不开本土传统文化的哺育和滋养,如果背弃优秀的传统文化,无异于缘木求鱼,注定无功而返。

  《左传》有记载:“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这段话论述的是在施政施法的时候,需要刚柔并济、宽猛合宜,我国司法改革在把握住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前提下还能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方法。恤刑慎杀,是儒家德主刑辅的司法体制的指导思想之一,我们还是可以从中汲取有利于现代司法制度发展的观念。据《周礼》记载,西周司法制度中有“三宥”的原则。《资治通鉴》有言:“人命至重,难生易杀,气绝不续者也,是以圣贤重之。”我国古代一直强调生命的重要性,自先秦以来,便坚持“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疑罪从轻、从无的司法原则。人民法院报便有文:“死者不可再生,用法须务存宽简”,用以证明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刑核准权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以儒家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非常看重法令的作用。荀子在著作中便指出:“立法施令,莫不顺比。”国家颁布法令法规,没有人不遵从。法规在古代社会中所具有的权威性和威慑性是不容置疑的。即使在被定位为“人治”的古代,立法的精神仍是不可挑战的。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借鉴儒家传统文化中的全民共识的观念,在立法中将人民群众与法治中国之间“唇亡齿寒”“皮毛难分”的关系呈现在群众面前,有利于增强法治的执行力和形成群众的法律思维。

  (四)“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保证的传承脉络

  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就鲜明而尖锐地指出:“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5]列宁也曾多次指出党的纪律是铁一般的纪律。毛泽东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提出了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更是做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的重要论断。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也不断对党的纪律建设作出新部署。邓小平一再强调在执政和改革开放过程中,面对党风廉政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从严治党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严肃执纪,坚决惩治腐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十五大以来党中央一贯强调各级党委要坚持“党要管党”的原则,把“从严治党”的方针贯彻到了党的建设的各项工作中。直到习近平在江苏考察时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从历史的纵向来看,“全面从严治党”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经过实践总结出的宝贵经验,是我们党一直坚持的优良传统。

  传统文化在安邦治国方面的作用一再被优秀的政治家们看重,所蕴含的执政理念也是具有时代价值的。韩非子在《韩非子·有度》中曾提到:“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6]指的正是执政者如果能够远离私心而亲近公共准则,那么就会国家治理有序,人民安居乐业,如果能够远离私人欲望而去执行公共法则的话,这个国家必定会强大。这对我们党的“从严治党”很有启示,“从严治党”的关键在于党员的教育和示范。“党要管党”强调党员要讲政治,守规矩,谦虚谨慎,要加强党性修养,都是有其传承脉络的。古人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放在当今,则是指党员干部必须有全局观念,必须讲政治,能够正确处理利益观,具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意识,能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党员干部要始终做到“三严三实”,其中包含着“吾日三省吾身”的优良传统,也是对“业精于勤荒于嬉”的传承,更是“审问之,慎思之”“其身正,不令而行”的当代演绎。“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党员干部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也是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的清廉、诚意的精华。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无时无刻不在继承并发扬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发展的每一个脚步都带有优秀传统文化的印记。

  三、方法论层面的几点结论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中国共产党主动把握和适应经济社会新常态而提出的治国理政的创举,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对认识具有决定作用,人的认识来自于实践为实践服务并受实践检验。“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正是在治国理政的实践基础上提出的,而治国理政的实践离不开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指导。

  传统文化能够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顶层设计提供根本支撑。我们从一个“全面”走到四个“全面”,乃至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都与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基因分不开,传统文化是作为血脉和灵魂,与党的事业、人民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中华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珍贵的思想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仍发挥着日久弥新的作用,比如“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千里之行,溃于蚁穴”等都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资源。

  传统文化更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落到基层、落到实处的精神力量和道德支撑。习近平曾说过要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顶层设计走向基层落实,需要人民的理解和支持。而传统文化是根植于人民内心的精神力量,儒释道三教的优秀传统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丝丝入扣。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与时俱进的民族精神则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进的强大动力。传统文化的道德教化已经作为一种特殊的伦理文化价值形式渗透到各种传统文化之中,已经成为人民根深蒂固的内在习性。在协调推进和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时可以利用多种手段培育公民道德素养,凝心聚力,共同为“两个一百年”的目标,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

  20121129日,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面对那些摄人心魄的记录视频、历史图片和实物时,他强调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则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方略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指引。从传统文化观视阈来看,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文化的兴盛,要实现中国梦,走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协调推进“五大发展理念”,都需要强大的中华优秀文化作为支撑。如何理解好习近平的传统文化观和其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定位,为顶层设计的科学执行提供源源不绝的力量支撑和智慧指引,需要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等观念能够形成独一无二的中国精神内核。我们要以此为动力,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协调发展。

  (作者单位:遂昌县史志办公室、遂昌县委党校)

  注释:

  [1]摘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部分。

  [2]摘自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4924日在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上的讲话。

  [3]摘自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4924日在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上的讲话。

  [4]苏力,《变法,法治及本土资源》,《中外法学》,1995年第5期。

  [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08年版,第29卷第413页。

  [6]韩非子,《韩非子》,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1月,第59-60

  参考文献:

  1.习近平,《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讲话》,2014924日。

  2.韩非子,《韩非子》,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1月出版。

  3.孔健,《孔子全集》,东方出版社,20121月出版。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1月出版。

  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

  6.胡承槐,《从“八八战略”到大国治理的总体方法论特征》,《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一期。

  7.孙肖远,《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在逻辑:以改革发展稳定的辩证统一为视角》,《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一期。

  8.李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基础方法论审视》,《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一期。

  9.鲁贵宝,《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统一:略论“四个全面”的双重特色》,《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一期。

  10.杨雷,《“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涵的深化与发展》,《社科学论》,2016年第一期。

  
  
  
  
  
  
相关文章 【推荐】 【打印】 【关闭】
 
版权所有:中共丽水市委党史研究室 丽水市地方志办公室
地址:丽水市花园路1号市行政中心楼二楼 联系电话:2091859
建议浏览器IE8.0 分辨率:1024×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