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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乡村个案看乡绅阶层的消亡
——以莲都区碧湖镇外斜村为例
日期:2018-01-09 14:15:00     来源:丽水史志网   作者:叶剑平

  乡绅阶层是传统的乡土社会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符号。它一般由具有一定文化且在乡村有一定话语权的精英组成,职责是维护乡村宗法秩序,重塑乡村伦理道德,维护本土利益,同政府之间既有博弈又有平衡,成为政府和乡民都认可的乡村领袖阶层或称之为乡村的保护型经纪人。在力倡回归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社会上普遍弥漫着一种对乡绅消失的惋惜和怀旧之感。20179月上旬,莲都区史志办课题组一行五人,来到碧湖镇外斜村,通过专访、查族谱、召开座谈会,实地考察等多种形式,开展田野调查,以期对乡村乡绅阶层的消亡有一个新的认知视角。

  外斜村原属联合乡,三面环山,与青田黄牌路,大港头官岭、利山及峰源毗邻,有平岭、麦后、外斜、里斜4个自然村,总人口为593人。一进村口,树荫蔽日,宗祠俨然。陪同的老村支书叶根兴指着宗祠说,这是叶朝文的大儿子叶光上世纪90年代回家省亲时捐款一万多元修建的。宗祠内戏台楼阁修葺一新,叶氏列祖列宗画像列于案台之上,香烟萦绕,庄严肃穆。叶光为台湾金门作战室主任、国军军史研究馆主任、国民党少将。早年离家求学,国民党保定军官学校十七期毕业。两岸通航后,曾多次回家乡,关心家乡建设,共捐款三万多元修建了宗祠、水泥路、蓄水池,受到村里人的交口称赞。叶光的父亲叶朝文生于1899年,字士俊,号子升,民国22年(1933),在村中建有居所“杏春斋”,位于村东头,共为两进,第一进为天井,立有一对旗杆石,这是其父考取功名的标志。第二进为中堂,因年久失修,早已破败不堪。其父叶承枝为清朝贡生。生有五子,除两子早年夭亡外,其余三子皆学有所成。叶承枝考取贡生那年为1904年,清朝刚废科学,因做官无望,便带着三个儿子回乡行医办学,外斜私塾、利山小学就是他们父子创办的。叶士俊幼时聪慧,尤善琴棋书画,兼懂医术。早年就读碧湖丽震两等学堂。这是碧湖平原上一所历史最为悠久的、由清末民初留学日本的维新人士阙麟书父子所创办的新式学校,老师有赵舒(缙云人,会党骨干)、王式纲(碧湖人,前清秀才)、陈其宗、王福田(碧湖人,杭州两级师范毕业生),设有国文、英文、古籍、史地、体育等课程,阙麟书还托人从日本购回洋号、风琴等教具。传统与新潮并存,良好的求学环境,为叶士俊日后从政、从教、从医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叶士俊在碧湖丽震两等学堂毕业后,跟青田一章姓律师学讼多年,抗战时回乡曾任三平乡乡长、丽水县政府参议员,是个名副其实的乡绅。

  在中国的古代社会,皇权是不下县的,乡绅作为一个个体的存在,是体制内的权力与乡村社会的“连接器”、“缓冲带”,是乡村社会的稳定剂。基于这种考虑,农村的乡绅基本上都是由一些有知识、有操行、有人格或做过官的“斯文人”充当。村里的老辈人说,叶士俊当县参议员的时候,村里的红白喜丧事都由他主导,迎来送往时他总是站在门口面带微笑,打躬作揖,每年祭祠堂的时候,他会带领宗亲,抑扬顿挫,语速徐缓地念着祭文。最有权威的当属四邻八乡的乡民若有诉讼,士俊则端坐祠堂中央,闭目养神,一言不发,待听完双方陈诉后,会大喝一声:“尔等不孝子孙,如何面对列祖列宗?”。194410月,碧湖街汤姓人家与南山村争南山圩地的所属权时,叶士俊为南山村代理诉讼,他凭借娴熟的法律条文、人际关系及社会声望,为南山人打赢了官司,这之后他声名鹊起,方圆几十里(青田黄寮)的乡民一有诉事,都来请他作为讼师。办私塾(学校)和赞助教育也是乡绅义不容辞的职责。老辈人说叶士俊在宗祠和父亲一起办过私塾,四乡八邻村的小孩也来祠堂学《三字经》、《弟子规》等,后来因求学人多,就在民国三十二年(1943)外斜晒谷场办了小学,叶士俊亲自授课。因叶家家庭殷实,每年有可观的田租收入,对村中一些到外地读书的青年人,叶士俊也会给予一些赞助,如名画家季从南到丽水三岩寺艺术师范求学时,也曾得到过叶士俊的资助。

  在传统的乡绅社会,基于儒家文化意识的影响,乡绅倾向于维护本土利益,与政权之间既有合作又有博弈。民国时期,随着国共战争机器的开动,沉重的赋税和摊派会使乡绅不堪重负,本土保护人的职责越来越难以履行,在这种情况下,乡绅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政府与乡民之间找到平衡点,如碧湖高溪乡的乡绅兰鑫,即是国民党的高溪乡乡长,又是共产党的地下交通员,帮助丽青松边区游击队送情报、送粮食,可谓是典型的“白皮红心”人。在这种历史的变革之中,叶士俊作为乡村保护型经纪人,只能在两党之间“骑墙”。村中有人说他二儿子是共产党,1948年随国民党部队撤退到台湾,是共产党的卧底,上世纪60年代被国民党所杀。此事的真伪留待后考。

  乡绅主导乡村局面颠覆性改观在于解放后的土改及政治运动的兴起。土改摧毁了乡绅阶层存在的主要经济基础,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政治地位。在传统的乡村社会,由于资本投资的渠道狭窄,乡绅安身立命的本钱在于求田问舍,主要靠田租过上体面人的生活,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没收了他们的土地,还戴上地主富农的帽子,原本优渥的政治地位丧失,人上人成了“过街老鼠”、专政对象。听老人说,解放初期,叶士俊省吃俭用在外斜置田40多亩,这点田产数目在诺大的杭嘉湖大地方是不足为奇的,但在外斜这个人均只有几分田的小山村,叶士俊毫无疑问被评为地主。19503月,丽水县开始土改,土改之前,先在碧湖区的同心、九龙两乡进行土改试点。同年5月,丽水地委又派出3个工作队在城关区的海潮、联城、新合三乡进行试点。195011月下旬,丽水县土改全面开始。进驻外斜的土改工作队有区、乡及县机关干部组成,工作队进驻外斜村。为了有效地进行民众动员,开始走家串户,并采用了“诉苦”这种有效的政治工作方法,激发广大乡民对封建地主(乡绅)的恨和对共产党的爱,使乡村在不知不觉间融入党和国家意识形态框架与乡村治理的轨道。

  外斜村群众“诉苦”的宣泄对象是叶士俊。工作组入村后,走村访户,和最贫苦的农民结成联盟。这之后开始思想发动。先召开村民代表会议,由村农会主任主持,工作队领导讲土改政策和具体事项,然后分自然村展开讨论,吃透精神,使代表心中有底。村代表到各家各户解决村民的思想问题,具体帮助穷人算经济剥削账和政治压迫账,打破穷人的“苦”是“命”的思想。通过挖苦根,使农民懂得过去农民为什么会苦,地主为什么富裕,激发广大贫苦农民群众对土地渴望的热情,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

  再就是政策教育。土改工作队进村后,进行土改的伟大意义的宣传教育,组织召开农会组织、村干部、积极分子、雇贫农、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及地主、富农等各种会议,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根据不同对象讲明党的土改政策,做到家喻户晓,以使人人遵守并拥护土改的法令政策。

  然后划分阶级。首先是划分农村阶级,分清敌我界限。划分阶级目的是便于没收、征收土地。划分阶级一般经过“讲阶级、评阶级、通过阶级和批准阶级”四个过程。“讲阶级”:即由土改工作队向农民讲清阶级的含义和划分阶级的主要标准,同时召开农会委员、农会会员、村干部和小组长会议,学习讨论划分阶级的标准、界线和意义。并对全村土地占有情况进行调查。“评阶级”:即根据划分阶级标准,先由各村民(行政)小组根据各农户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劳动状况和生活来源状况为依据,自报成份再进行公议,具体评估出各农户所处属的阶级成分。各村民小组再将本组讨论评议情况和对各户初评的阶级成分向农会汇报。最后农会对各村民小组评议的地主、富农、小土地出租者等成分户进行审查平衡,在农会内部初步确定阶级成分。“通过阶级”:即召开村民大会,村农会主持。在大会上先划地主,并说明理由,地主在大会上承认阶级成分后,即退出会场;接着划出富农,待承认其成分后退出会场;中农、贫农、雇农在大会上通过。会后,将各村民的阶级成分张榜公布,在公布和规定期间内如有异议者,允许反复申辩。“批准阶级”:即村农会将己确定并无争议的各户阶级成分上报乡人民政府批准,并送区公所备案。对成分有争议户或成分难确定户则呈报区公所批准。对批准各户的阶级成分再进行张榜公布,最后确定阶级成分。外斜村在土改中共划出地主3户、富农2户。

  划定成分之后,村里同时成立村没收、征收委员会,具体负责对地主、富农的土地、农具、房屋、家具等财产的没收、征收工作。没收的范围一般包括田地、菜园、池塘、山林、灰铺、牛栏、耕牛和犁、耙、钞、锄头、钉耙、水车、风车、簟被、稻桶、箩筐等农器具。地主居住多余的房屋及家具和粮食以及解放后出卖的土地、山林、房屋、耕牛也包括在没收范围之内。叶士俊经营多年所建的“杏春斋”住所,土改之后,一分为三,分给了三户贫雇农。

  村里老人说,外斜土改时,祠堂里最热闹,贴满了许多通俗易懂的政治口号,比如“地主都有罪,穷人都有苦”、“有苦人人诉,不诉是老憨”、“诉苦光荣、不诉可耻”等,以此来营造舆论氛围。这之后,工作组开始培养积极分子,树立诉苦典型,精心布置开会会场(外斜村诉苦会场都在宗祠里),典型引领,诉苦积极分子帮助“串联”其它诉苦者,诉苦与算账相结合,工作队借助于种种动员技术和策略,历时3个月,外斜村土改顺利完成。需要一提的是土改完成以后,叶士俊对于对新政权的一种恐惧感(丽水县土改和第一次镇压反革命同时进行,共逮捕332人,镇压147人〈含51名地主〉),于1951年底通过在杭州工作的侄儿的关系,逃到杭州灵隐寺,帮忙寺院抄写经书。全国大规模的镇反运动开始以后,叶士俊在侄儿的劝导之下,到人民政府投案自首,因其少有民愤,被判三年有期徒刑。刑满释放回乡后,为生产队放牛,自食其力,闲暇时为乡邻看病,病逝于1974年。叶士俊生前共有52女,子孙辈大多学有所成,除两个儿子在台外,还有一子大学毕业后在杭州教书,于去年病逝,享年91岁。

  外斜村田野调查回来后,我们有了许多的感想。乡绅阶层在乡村的消亡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的。清末光绪帝废除科学开设学堂的“新政”,是乡绅阶层开始消亡的开始;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其反传统的主旨也曾波及乡村,虽然影响式微,但乡绅的优渥地位多少受些影响;大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民运动,加速了乡绅阶层的消亡,湖南长沙大名鼎鼎的乡绅叶德辉死于农会的刀口之下,便是明证;民国时期国共两党交战的特殊环境,已迫使部分乡绅逐步交出了乡村管理权,手段较之乡绅更为强硬的土豪恶霸、地痞流氓在征税、征丁、摊派过程中,走向乡村治理的前台,乡绅阶层开始让位于盈利型经纪人恶霸地主、地痞流氓。解放后的土改对一个新兴的政权来说,重新调整农村土地关系,打破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束缚,让农民当家作主是完全必要的。但在这股巨大的革命洪流面前,难免泥沙俱下,覆巢之后焉有完卵,乡绅阶层遭到毁灭性打击,精神被羞辱,肉体遭凌辱,这使得延伸上千年的乡绅文化传统彻底断裂。至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以及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算是给乡绅阶层踏上最后一脚。

  在当前的语境之下,在乡村建立乡贤会,重塑乡贤政治,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值得欣喜的是在当前农村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流转、农村公共服务、农村基础设施等方面改革日益深化的今天,让更多小小离乡的城市精英回乡休憩,让更多的学有所成的年轻人返乡创业,让更多的资本涌入乡村已成为可能。只有让城市与乡村形成双向互动,互相供血,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发展,让有志于继承发扬乡村传统文化的社会力量一起努力,乡村乡绅阶层的重建才是可能的。

  (作者单位:丽水市莲都区史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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