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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龙泉修志终未成
日期:2017-06-29 11:41:00     来源:丽水史志网   作者:陈小龙

  “常以临事之暇,偶拾《龙泉县志》,审其最后编修,系在清光绪之际,既多疏略,复相距数十年,尚无继起续修。其地方兴革、人物变迁等等,均无记载昭示后人。益国难抗战至今,昔虽浙南僻邑,今为闽赣要冲,关系非细,若不加以辑修,恐将湮没无闻。每念及此,弥增兴感。是重修之举,已急不可缓。”民国33年(1944年)1121日,时任龙泉县长徐渊若(江苏省江阴县人)致函当地著名乡绅吴梓培,邀其出任《龙泉县志》总纂。这位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曾经的浙江大学教授,民国323月刚到龙泉县府接印,此刻一定是感慨万分。

  “一邑之典章文物,皆系于志”。龙泉修志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宋嘉定二年,县人何澹修成县志,惜已佚。元代无修志的记载,明代先后三次修纂县志,均佚。清代修志风盛,朝廷令各省、府、州、县六十年修志一次,龙泉曾修志三次,补刊二次,有顺治十二年、乾隆二十七年、光绪三年三个版本的《龙泉县志》行世。

  民国33年(1944年),抗战胜利已指日可待,但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国满目疮痍、百业凋敝,地处偏僻的龙泉也概莫能外。此时提出重修《龙泉县志》,绝非徐渊若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感于龙泉这个昔日的文献之邦,如今已寂寂无闻。况且即便日寇入侵,国难未平,国民政府对修志及旧志收藏保护一事依然重视有加。民国28年(1939年)96日,浙江省政府训令:内政部开列尚未检送县志清单,令饬最短时间尽量检送,免遭毁灭。12月内政部又颁发《修志事例》概要,嗣后浙江省颁布了《市县修志组织规程》并向各县市觅购县志,毗邻的福安(现福建省福安市)、龙游、江山等县也向龙泉购买县志交差。次年12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公函称:本校大学部行政系资料室,现需各县县志以供参考。几道指令接连下达,龙泉县政府疲于应付,因旧志存书不敷,欲觅光绪县志木板,以重刊县志,而木板现存于何处何人保管不得而知。于是急忙派人四处打探,踏破铁鞋,终于在民国30年(1941年)6月发现系县民傅如之所藏。9日,即令该民将印板送县府核验,并限其在720日前呈缴县志两部,一部捐赠民教馆,一部作价10元卖给福安县政府。光绪县志木板为何会沦落民间,战战兢兢的傅如之陈述了事件的来龙去脉,还原了当时的情景,也解开了人们的猜疑。这就不得不提到民国18年(1929年)的一场匪患,匪首正是臭名昭著的何金标。

  何金标系福建省寿宁县大史乡人。平时不务正业,吃喝嫖赌、偷窃抢劫,无恶不作。被当地群众视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在家乡无法立足,他便流窜到顺昌、将乐一带,聚集亡命之徒100多人,继续打家劫舍、烧杀奸淫。后被两县派兵围剿,又流窜到寿宁、庆元边境。民国189月,何金标将目标锁定在相距不远的龙泉,15日,龙泉县城被攻陷并洗劫一空。百姓无家可归,哭声载道,连县长黄樨贤本人也被匪徒绑架,后以2000银元方才赎回。就此推断,这时的何金标已渐成气候,手下远非往日的区区百人之众。匪徒的根本目的在于劫财,那些县府里珍藏的历史档案,在他们看来无非是一堆泛黄的废纸,于是付之一炬,全部焚毁,光绪县志木板也不知缘何狼藉四散于城隍庙中。不幸中的万幸,这些木板被傅如之无意中发现,粗通笔墨的他念及这关乎龙泉本邑历史文化,价值不菲,乃雇工挑回家中收存。之后仔细检视,才知残缺不全,恐木板受潮霉烂或遭遇虫蛀,每年都要拿出翻晒,可谓是煞费苦心。加之不敢声张,只能偶尔私下印售几册赚些微薄工钱贴补家用。如今接县政府指令,傅如之深知断无推脱之理,只是自己谋生乏术、家境窘迫,配凑一部已心力交瘁,于是斗胆要求赐纸料钱10元。89日,县长批示:仰该民迅将捐给民教馆一部,随后又指令将县志木板挑回县府保存。

  学贯中西、知识渊博的徐渊若对龙泉地方文史颇感兴趣,潜心研究,任内曾撰写了《哥窑与弟窑》一书,前言中阐明是“为修志作准备”。苦寻光绪县志木板的曲折经历,想必他也早已耳闻,因而倍感弥足珍贵。引以为憾的是光绪四年距今又整整66年,岁月倥偬、人事代谢,大量资料却未加收集编辑。重修县志,已成当务之急。民国321026日,县政府召开第一次修志会议,出席的有徐渊若、叶高、吴梓培、林西园、吴文苑、柳子青、季良康,集中了当地知名的士绅文人。并成立修志馆,聘吴梓培为馆长,项应铨、柳子青为副馆长,馆设民教馆内,后迁廖氏祠堂。准确地说,这是徐渊若任内的第一次修志会议。其实早在民国初龙泉就设立了修志局,民国11年(1922年)知事习良枢向西乡盖竹一带募得修志款876元,后因县议会选举发生各种事端,导致修志局停办,再无人顾及此事,最后草草收场,不了了之。民国33年(1944年)7月,第六次县政府会议又决定成立修志委员会,公推徐渊若、叶高、吴梓培、林西园、吴文苑、柳子青、季良康为筹备员,遂有了文章开头徐渊若函邀吴梓培出任《龙泉县志》总纂一节,“第念缙绅领袖,德高望重,硕学通才,无逾有道……欲将总纂一席奉屈……”,言辞诚恳,求贤如渴的急切之情跃然纸上。

  徐渊若所言并非溢美之词,无论是考虑能力还是资历以及其他因素,吴梓培都是最合适的人选。吴梓培系晚清禀生,1875年生于龙泉八都镇。少时勤奋好学,又曾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弘文师范学院就读,精通诸子百家,酷爱诗词,擅长书法。他生活俭朴,言行重礼,常以儒家教言作为行为规范,为人深得乡里称颂,处属先贤对其评价尤佳,与青田刘耀东、缙云赵明止、松阳吴冠甫并誉为“括苍四皓”。修志原本就是梓老夙愿,抗战初期,浙大于龙泉芳野设立分校,在选址、筹备等事宜上,梓老极尽地主之谊,给予了无私帮助,得到分校主任郑晓沧先生等师生的钦仰,两人交谊笃厚,互相唱和,对研究龙泉人文历史志趣相投,不时探讨,涉猎多年。更可贵的是他秉性认真负责,治事、治学、治史态度如一。为寻访乾隆年间本县著名学者林事迹,他不顾自己年已古稀,亲自跋涉到瀑云吴公村林氏出生地探询详情,还不辞舟车劳顿,前往萧山、宁海两地查阅林氏在任教谕(今教育局长)期间的资料,时人盛赞他“伏案写史、笔定千古”。

  然而,修志是一项艰苦、浩大、繁杂的工程,仅凭几人之力,显然难以为继,需要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撑。民国35215日,修志馆发函要求各部门提供资料,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本馆成立兴修县志,志料缺如,而门目繁多,采访甚感困难。惟为室必先求木,欲济川讵能舍舟。端赖群策群力,多予协助,共襄盛举。”虽然此前成立的修志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就人员、经费等作出了详细规定:拟聘采访员12人,县参议员、乡镇长、乡镇民代会主席、中心小学校长等157人为当然采访员。预定经费60万元,由各乡镇征募50万元,除中正镇外,其余33个乡镇分为甲乙丙丁戊五等,任务为2万元至9000元不等。至于能否不折不扣落实到位,在抗战刚刚胜利百废待兴之际,谁也不敢打包票。

  事实证明修志并非一帆风顺,困难接踵而至:先是修志馆向县政府呈送开办预算单,共计74020元,县政府认为过巨,减为52000元;继而奉省令,驻馆人员由3人减为2人,后虽有增补,亦不过两人而已;更无奈的是,修志馆拟撰写光绪四年后历任知县、民事长、知事、县长名录,要求县政府提供档案,县政府秘书室函复:“本府档案民国十八年被何金标土匪全部焚毁,无案稽查。”。民国37年(1948年)77日,省政府电饬赠志书,修志馆复函县政府称:“本馆经费奇缺,未能置办应有书籍,本县志书,虽有光绪旧版,近因物价腾贵,无人印刷。公家既未保留,私人亦少购藏。一时寻觅非易,本馆难以检赠。”可见资金短缺的老大难问题,并未得到实质性的解决。

  尽管修志人员甘守寂寞,勉力而为,兀兀穷年,但客观因素的困扰使他们难以施展身手。8月,修志馆向县参议会报告本期工作:1、草就李张等姓纪略初稿;2、借用刘项等姓族谱;3、采访中等以上学校毕业生;4、采访东南要隘;5、编造三十六年决算及报表;6、造送三十七年一月至六月会计报表。窥一斑而见全豹,从中似乎可以看出,修志工作尚未形成系统,显得零碎杂乱,与之前拟就的志书章目相去甚远,新志修成仍遥不可及,而经费问题却牵扯了他们更多的精力。

  民国38年(1949年)2月,浙江省民政厅令“各县已设修志馆一律改为文献委员会”。龙泉奉令改称,并于31日召开第一次会议,推选吴梓培为主任委员,项应铨为副主任委员,决定聘请景宁柳景元先生为顾问兼总编纂。柳景元曾当选省议会议员,任景宁县教育局长。抗战胜利后,应浙江省通志馆馆长余绍宋之聘,驻馆采编二年,也是满腹经纶。420日县文献委员会召开了最后一次临时会议,修志工作就此宣告结束。耗费六年的时间,最终也没形成一部《龙泉县志》初稿,遑论正式刊行,给人留下的只有难言的苦涩与喟然长叹……

  补记一笔:民国37年(1948年)宁海人干人俊在省通志馆采集龙泉资料,编就《民国龙泉新志稿》二十二卷,内容除因袭乾隆、光绪《龙泉县志》外,补充了民国期间部分资料,尤其在经济、地理方面比旧志详尽。但毕竟未经实地收集考证,讹误时有所见,内容也太过单薄,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县志,现已鲜为人知。

  (作者单位:龙泉市政协提案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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