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端生（1909—1938），江苏武进人。1909年出生于武进县赵家头（今属于武进县潘家乡）[1]一个农民家庭。

兄弟姐妹共六人[2]。祖上世代务农，父勤劳俭朴，家道小康。幼时入本乡小学，肄业后进入位于无锡的江苏省立第三师范附属小学就读。聪慧过人，虽在班级中年龄最小，但毕业时却以第一名的成绩免费升入第三师范。

1927年5月，进入新创办的国立劳动大学（南京国民政府在上海创办的第一所国立大学，下设工学院、农学院、社会科学院）农学院，就读四年，对农村问题的研究产生浓厚兴趣。1929年暑假，参加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组织的调查团，参与无锡农村概况调查和工商业调查，并利用寒假帮助研究院整理调查材料。1931年夏毕业，留在研究所工作，从事调查统计和整理无锡农村调查材料，并开始研究中国农村社会及一般社会问题。

九一八事变后，刘端生积极参加抗日工作。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随研究所由上海迁往北京，继续研究社会科学。同年夏，应冯紫岗邀约，到河南南阳农林局参与南阳农村调查。1933年6月底，受邀参加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举行的河南农村调查，随调查组（组长张锡昌）进行了历时两月的河南省分区土地和政治概况调查，结束后应薛暮桥的邀请[3]赴广西桂林任省立师范专科讲师，教授农业经济，并利用寒暑假指导学生开展农村调查。期间，参与撰写了《广西农村经济调查报告》。1934年赴浙江，任职于国立浙江大学，开展了兰溪、嘉兴两县农村调查。之后，到安徽大学农学院及湖北农业改进所，先后主持农村经济的调查和研究工作[4]。

1937年12月初，刘端生经南昌乘火车到金华，遇上浙江大学学生会主席施平，由此参加浙江省文化界抗敌协会，成为该协会主要成员。后通过浙江大学讲师冯紫岗的关系，与浙江省建设厅厅长伍廷飏建立统战关系，被聘为省建设厅调查研究组组长，进而与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建立统战关系。在刘端生的推动下，汪海粟、骆耕漠等一批中共党员被聘任为省建设厅视察员。12月下旬，随中共浙南特别工委率领百余名中共党员、进步青年自金华到丽水，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初，根据浙南特别工委指示，刘端生与张锡昌等人一起推动省建设厅设立战时物产调整处，将处属十县列为战时经济建设重点县，其中将云和、龙泉、遂昌三县设立为战时经济建设实验县。1月，任浙江省建设厅战时物产调整处调查统计组组长，积极推动全省的抗日救亡工作。1月20日，与骆耕漠、张锡昌、汪海粟等一起创办进步刊物《动员周刊》。随后，参与《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起草工作，推动省政府于2月11日颁布实施。据此，中共组织得以通过统战关系，安排一大批中共党员、进步青年进入各县政府机关、政工队、乡村建设指导室等，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2月底至3月初，经张锡昌介绍，与骆耕漠一起认识张贵卿，并由张锡昌、张贵卿见证补办入党手续，参加设在物产调整处、汪海粟任书记的特别支部。3月，与张锡昌、骆耕漠一起，参加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刘英在丽水召集的会议，根据会议要求负责做好黄绍竑、伍廷飏和浙江省第九行政督察区专员兼保安司令余森文等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由此，还促进了余森文与伍廷飏之间的工作合作。

5月，中共浙江临时省委成立后，仍与张锡昌、汪海粟等留在省建设厅开展统战工作，接受临时省委直接领导。此间，国民党顽固派公然叫嚣战时物产调整处是“共产调整处”，竭力排挤在省建设厅中工作的共产党人，《动员周刊》被迫停刊。

6月23日，刘端生因劳累过度，患上伤寒症，高烧不退，入住丽水医院就医。7月4日，病情好转，体温、脉搏均恢复至正常。是晚，病情突变，气喘汗流，呼吸急促，连打五六次强心针也毫不见效。7月5日凌晨，因肠道出血过多，不幸“病逝”[5]，时年29岁。

（吴敏超系丽水市博物馆干部；刘娟娟系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干部）

参考文献：

［1］来源：丽水史志电子版材料《我所知道的刘端生》P3。

［2］来源：丽水史志电子版材料《我所知道的刘端生》P3。

［3］来源：《薛暮桥年谱》P337。

［4］来源：《薛暮桥年谱》P337。

［5］疑被国民党特务收买医生谋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