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了一次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系统梳理出了中国古典文化的浩瀚体系。《四库全书》可以称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包括文、史、哲、理、工、农、医等几乎所有的学科，并能从中溯其滥觞，考究血脉。

《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汇编，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正式开始编修，由六皇子永瑢领衔，任命皇室郡主于敏中为总裁，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为副总裁，召著名学者纪昀（纪晓岚）为总纂官。据文津阁藏本统计，共收录3462种图书，共计79338卷、36000余册、约八亿字。为了存放《四库全书》，乾隆皇帝还下令建造了南北七阁，包括“北四阁”的紫禁城文渊阁、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南三阁”的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行宫之文澜阁。之后迭经兵燹战乱，屡遭焚难，文源阁、文宗阁、文汇阁藏本已不复存世，只有文渊阁、文津阁、文溯阁和文澜阁本传世至今。其中文渊阁本今藏台湾省，文津阁本今藏北京图书馆，文溯阁本几经辗转今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澜阁本在战火中历经磨难，今藏浙江图书馆。

《四库全书》前后可以说与处州结了两次善缘。一是修纂总裁于敏中幼时曾在处州宣平县随父求学十年，博通经史百家，完成基础学业。二是抗战时期，为了让文澜阁《四库全书》和一批珍贵的历史古籍不受灭失，浙江图书馆的许多古籍善本，包括镇馆之宝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和宁波“天一阁”古籍，在1942年至1946年期间曾转辗于处州龙泉、庆元、青田等处分散藏匿，后《四库全书》再转藏贵州。

一、于敏中与处州之缘

领修《四库全书》的正总裁为皇室郡主于敏中，于氏为江苏金坛望族，于敏中出生于诗礼簪缨世家，是乾隆中期的首席军机大臣，一生历任诸多要职。其曾祖父于嗣昌，乃明代万历进士于孔兼之孙，系顺治十八年（1661）进士，曾任山西襄垣知县；祖父于汉翔，康熙二十一年（1682）进士，曾督陕西学政，风流文章，名噪一时。其父于树范，清康熙乙酉年（1705）应试六郡才俊试，钦取一等，召入内廷供奉，充武英殿纂修，参与编修《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子史精华》等书籍。于敏中任《四库全书》编纂总裁，最终受赏一等轻车都尉，图像绘于紫光阁，是清代第一个受此封赏的汉臣，被誉为“乾隆朝汉臣首揆”。其书法风格近于董其昌，造诣颇高，奉旨敕书《华严经》宝塔。

于敏中（1714-1780），字叔子，一字重常，号耐圃，江苏金坛人。清乾隆二年（1737）丁巳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历官至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是乾隆皇帝极为倚重之才。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1780年1月14日）去世，时年66岁，追谥为文襄，入祀贤良祠。乾隆五十一年（1786），因疑似牵涉到甘肃监粮冒赈之案被撤出贤良祠。著有《浙程备览》《临清纪略》等。

据处州光绪《宣平县志》载，于树范于康熙末年（约1717年左右）至雍正五年（1727）任宣平县令，随同到宣平的还有他的弟弟于枋和年幼的儿子于敏中。于敏中写宣平人的《郑康成世长兄传》：“幼时先严赠公出宰宣阳，随任十载，与诸君子游，皆名士。”宣平之南称“宣阳”，“宣阳”即宣平，在宣时间是“随任十载”，接受了当地启蒙教育及科举应试教育，宣平成了于敏中的读书启蒙地。

宣平自明景泰三年(1452年)建县到1958年撤县，达506年之久。明代宗景泰三年（1452），镇守浙江的兵部侍郎孙元贞以浙南各县“山谷险远，矿徒啸聚”为由，奏请朝廷析处州丽水县的宣慈乡、应和乡及懿德乡北部，置宣平县。直至1958年4月，国务院决定撤销宣平县的建制，将其原所属地域分别划归毗邻的丽水、武义、松阳三县。

于敏中幼承家学，天赋异禀，读书过目不遗，其母亲课读甚严，经常立于窗下屏息静听其读书，又得名师授业，学业大进。10多岁即通读四书五经，13岁就能协助父亲处理公务。雍正七年（1729），16岁的于敏中离开宣平，回到金坛参加江宁乡试，一举考取举人。年及冠，博通经史百家、阴阳历律诸书，旁及佛道之说。乾隆二年（1737），年仅23岁的于敏中参加丁已恩科会试，高中一甲一名进士（即状元），从此，于敏中与其族兄于振并称“兄弟状元”，成为金坛科举盛事。当年，他便入直翰林，授修撰，供职七年。以文翰受乾隆帝的赏识，直懋勤殿，累迁侍讲，掌读讲经史，撰著朝事。

清代由官方撰修的文献较多，任军机大臣的于敏中为官方文献撰修工作呕心沥血。他先后担任方略馆、国史馆副总裁和三通馆正总裁，在军政事务较为繁多的情况下，主持编纂过大量的官方文献。据统计，由他主持编纂的文献就有十几部，有《四库全书》《钦定满洲源流考》《钦定西清砚谱》《钦定日下旧闻考》等。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编纂《四库全书》的组织工作，他极其上心，从资料的收集、选录到编书体裁、内容大多亲力亲为，事必躬亲。历史学家陈垣在《于文襄手札》后这样写道“于敏中以大学士总裁其事，据寻常观察必以为徒拥虚名，机轴出纪、陆二人之手。今观诸札，所有体例之订正，部居之分别，去取之标准，立言之法则，敏中均能发纵示，密授机宜，不徒画诺而已。”门生章学诚也这样评价道:“荟萃四库全书，公（于敏中）并董其事，载籍繁博，薄书填委，貮笔执简之士，肩摩踵摄，议璜见识，铅墨粉挐，公为摘抉精致。冰释节解，各就识职。”可见，于敏中在《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上全心全意地倾注了智慧和精力。

二、《四库全书》的西迁之路

《四库全书》与处州的第二次结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7日，日寇悍然发动“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日军在上海金山卫登陆，杭州危在旦夕，文澜阁《四库全书》及浙江图书馆的大量图书亟待抢运。为了让文澜阁的《四库全书》和一批珍贵的历史古籍不遭受灭顶之灾，浙江图书馆开启了长达9年、波澜壮阔的西迁之路。

1937年8月1日，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陈布雷胞弟）请求将文澜阁《四库全书》迁往外省，浙江省政府不同意，陈训慈便委派馆员毛春翔全程押送，将亟待搬迁的图书装箱，其中，140箱《四库全书》、88箱《古今图书集成》被搬离省立图书馆孤山馆舍。8月4日晨，装船运往富阳，次日由数百名挑夫协同搬运至时任《东南日报》编辑、富阳渔山人赵坤良的老宅中。在渔山密藏近120天后，由于战事紧迫，11月底，往桐庐转运时又因水势被滞，遂由浙大校长竺可桢出面借用大卡车，从桐庐分运三天，抵达建德绪塘，但省城杭州战事日益吃紧，陈训慈考虑到绪塘离公路太近，又另觅山乡，最终将阁书落脚在了建德北乡松阳坞。12月24日，杭州城沦陷，搬迁之事又迫在眉睫，当时陈训慈苦于没有经费，只能决定近距离迁到处州龙泉，先雇船只运到金华，再租汽车转运龙泉。1938年1月底，历尽周折，阁书终于运抵处州龙泉，暂存龙泉县城中心学校存放。正在此时，在竺可桢的建议下，教育部下达了将阁书迁黔收藏的命令。日本“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受委员会”曾于2月份派人寻找文澜阁《四库全书》，但因该书被转移而未得逞。1939年，陈训慈恐家乡“天一阁”藏书陷于敌手，即派馆员协助宁波“天一阁”将藏书共计9080册，由浙江省图书馆会同鄞县文献会装箱运至龙泉石达石季边村的金家祠堂、沈边村的李家仓库、项坊村的蔡家仓库、南弄村的吴家祠堂四个藏书点，四个点分布在一条长约3公里的沟内，县政府还派兵驻守。据金家祠堂居住的老人介绍，书籍存放在祠堂的阁楼上。

1938年3月初，教育部派浙江大学教授李絜非来浙，与陈训慈、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等商议将阁书运往贵阳事宜。经商议，认为阁书入黔，由龙泉经闽省蒲城至江山，经公路由江山入赣至湘省长沙，经火车由长沙经湘北湘西入黔直达贵阳，取道此线最为适宜。遂租用卡车6辆，由浙江省立图书馆派总务主任史美诚协助李絜非负责督运。1939年2月，文澜阁《四库全书》搬迁到贵阳市城北八里的地母洞内，而88箱《古今图书集成》则留在了龙泉。

1942年5月中旬，浙赣战役爆发，日寇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连陷诸暨、义乌、金华、兰溪、衢县、江山，一度占领永康、丽水、温州等地，浙江抗战局势骤然紧张。由于龙泉、庆元地处绵延群山之中，为确保安全，浙江图书馆在庆元、龙泉和青田设立了几处秘密藏书地，包括淤上和南田。8月17日，龙泉藏书及“天一阁”藏书开始迁往庆元县淤上村和青田县南田（南田原属处州青田县，1948年划归文成县）保管，至次年1月底运毕。

1944年11月，日军长驱入黔。《四库全书》时任管理负责人毛春翔向浙图原馆长陈训慈先生请示。陈训慈又和教育部长张道藩等商量，决定将文澜阁《四库全书》搬运到重庆，存放在重庆青木关张道藩的公馆里。为此，成立了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1945年8月，日寇投降，文澜阁筹资回迁《四库全书》。1946年5月15日，《四库全书》离开重庆青木关，再经贵州，借道湖南、江西，7月15日，文澜阁《四库全书》终于运回浙江图书馆。1946年8月28日，迁藏庆元、青田的古籍也运回浙江图书馆。文澜阁《四库全书》辗转5000多公里，跨越6个省市，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长征”。

三、《四库全书》与处州文脉的传承

《四库全书》收录了许多与处州有关联的重要文脉传承，包括李邕的《李北海集》、杜光庭的《广成集》、叶梦得的《春秋传》、鲍彪的《鲍氏战国策注》、吕祖谦的《古周易》、郑滁孙的《大易法象通赞》、汤显祖的《玉茗堂集》、刘基的《诚意伯文集》、姜特立的《梅山续稿》、范成大的《石湖诗集》、项世安的《周易玩辞》、楼钥的《攻媿集》、秦观的《淮海集》、赵顺孙的《四书纂疏》、贯休的《禅月集》、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叶绍翁的《四朝闻见录》、何镗的《栝苍汇纪》、张玉娘的《兰雪集》等等不一而足。

处州因少微山应处士星得名，处州之士也随其世家耕读传承文化而崇德向上。唐朝处州刺史李泌之子李繁在檡山建孔庙，办府学，邀请韩愈作《处州孔子庙碑》，其曰：“讲读有常，不诫用劝。揭揭元哲，有师之尊。”明成化《处州府志》亦曰：“是学校所以为政事之本，道德之归也，岂可缓乎?”治国以学为先，促成了处州学风兴盛，人才辈出，诗书之泽，绵绵延延。相信，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其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如同瓯江之水生生不息，反哺深爱这一片土地的人民。

（赖莹系市图书馆干部，孙卫武系市建设局干部）

参考文献

1、琚小飞，《〈四库全书考证〉的编纂、抄写及刊印》，《中国典籍与文化》2018总第104期，第40-49页；

2、李艳丽，《乾隆朝汉族军机大臣于敏中》，《文物鉴定与鉴赏》2019年10期，第54-55页；

3、赵紫娟，《浙江乾隆朝名臣于敏中的文化基石及其贡献》，《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报》，2018年6期，第154-156页；

4、曾凡菊，《抗战期间浙江省立图书馆的迁移》，《浙江档案》2008年第3期，第57-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