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1月，县委书记孙吉瑞调离青田县,继任县委书记是袁长泽同志。袁长泽（1918.2—1989.1），山东省长清县人。1944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南下，历任丽水县城区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部长，龙泉县委宣传部部长、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温州地委农工部副部长。1960年11月至1966年7月，先后任青田县委第一书记、书记。后调任缙云县委书记。1975年10月至1981年11月任温州市委副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后调任温州市人大筹备组任副组长。

袁长泽书记上任时，青田形势异常严峻。1959年8月中共中央庐山会议召开，在反右倾、继续“大跃进”和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指导下，青田县和全国各地一样，国营商业一统天下，城乡贸易市场全部关闭，加上农业生产水平连年下降，全县商业市场出现萧条。1959年下半年，部分商品开始紧缺，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凭票供应，每人每月只能供应半块肥皂和1盒火柴。在农村，高指标、浮夸风造成粮食估产严重失实，致使农民口粮严重短缺，全县出现严酷的饿、病、逃、荒、死亡现象。1960年，全县粮食购销差负5090吨。北山管理区31个食堂垮散24个；食堂断炊后，贫苦农民只得上山挖野草充饥，有的挖吃白垩土。为养家糊口，不少地方发生逃荒现象，造成劳动力外流。同时，“大跃进”运动中学生参加体力劳动多，得不到充分休息，又不注意环境卫生，加之农业歉收，营养普遍不良，体质下降。1961年2月，章村初级中学向县文教局报告，全校学生430人中，患病的有163人；6月，华侨中学报告，部分学生头晕眼花，四肢无力，主要是营养不良造成的。1960年，全县已发现患有浮肿病的学生56人。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袁长泽书记到青田上任，完全可以用诸葛亮《出师表》中的“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来形容！好在中共中央已经意识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发生一些“左”的错误，并为纠正错误，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经济工作中进一步纠“左”；对农村制定和贯彻《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农业“六十条”）、《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和《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平反工作的通知》等一系列方针政策。袁长泽书记带领县委，根据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政策方针和省委、地委的部署，从1960年11月15日开始，逐渐加大调整经济政策和政治政策，激发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一、贯彻“十二条”，纠正“五风”，改造落后队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十二条”。11月4日晚，县委立即召开常委会会议，研究贯彻措施：马上召开电话会议传达，公社党委书记、科（局）长以上干部参加会议；1个月内组织上千人传达文件、万人开展宣讲，广泛宣传“十二条”；县委正、副书记带领工作组深入基层开展试点，摸索经验，以便推广铺开。11月25日，为争取1961年农业丰收，县委对各级干部作出6条纪律规定，并组织173人的工作组，深入温溪等地调查研究，协助社队将“十二条”贯彻到群众。

1961年1月6日，全县四级干部大会刚结束，袁长泽书记即带领工作组到陈山管理区仁塘湾生产队贯彻“十二条”，深入发动群众，在1个多月的时间内，帮助群众解决了6个问题：落实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退赔3年来公社平调该生产队的财产、物资、劳动力，折合人民币1.8万元；执行包工、包产、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政策；通过整风，干部自觉做到欠钱赔钱、欠礼赔礼，密切干群关系；整顿组织，增强党支部战斗力；安排落实群众生活，提高社员积极性，掀起群众性的生产高潮。仁塘湾的经验，为全县改造落后队，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1961年2月17日，县委召开改造落后队工作会议，专职干部87人参会；23日分成27个工作组，到北山区27个落后队展开工作。当时确定落后队的依据是“三多”（浮肿病人多、患病不正常死亡人多、没粮吃的人多）和“三低”（粮食产量低、干部能力低、群众觉悟低）。造成落后的原因虽多方面，但主要是“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强迫命令风和特殊化风）。县委要求干部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以规范干部言行。工作队进村组织生产，安排生活的同时，发动群众查原因，想办法，改变落后面貌。社员在种好集体耕地的基础上，种好自留地、扩种地、发展林副业，加上国家支援的救济粮、补销粮、救济款、农贷款等，许多队一年之后即好转，并逐年改变面貌。饿死人最多的黄肚大队转变最好：1963年至1965年，不仅农业增产增收，而且以大队自己的资金买来柴油机、发电机、碾米机、锯板机，办起加工厂，社员生活得到改善。

二、缩小社队规模，确定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1961年6月17日，县委根据“农业六十条”的精神，研究决定缩小社队规模，改“一区一社”为“一乡一社”，恢复区委、区公所建制。7月27日，县委派出工作组到温溪公社尹山头管理区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后在全县推开。各个管理区按照地理位置、耕作习惯和社员的意见，缩小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规模。8月，经县委批准，全县508个生产大队分为572个；2468个生产队分为4399个。9月，经地委批准又分为666个大队，其平均规模为101户。10月，县委正式公布将全县64个管理区调整为54个公社，公社之下的组织称生产大队、生产队，并将地委核定本县公社干部编制400人按比例分配到各公社，充实基层组织力量。8月开始，县委抽调一批干部，组成工作队分赴各个公社，发动社员学习讨论“六十条”等中央指示，为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打下基础；11月，在船寮公社船洪大队进行“分配大包干”的试点工作；12月，向全县推广“分配大包干”和按劳分配加照顾的经验。1962年3月，县委召开三级干部大会，贯彻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指示》，宣传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好处，研究具体做法，以全面推动生产高潮。从此，各个公社先后完成了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工作。至1963年初，全县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规模基本定型，4721个生产队全部确定为“基本核算单位”，平均每个生产队15.6户。

缩小队的规模，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解决了生产大队与生产队之间、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开春为“三包”吵嘴、秋收为分配熬夜的矛盾。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是调整农村生产关系的一项重要政策，它调动了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这一政策在当时被农民接受，一直延续到1979年。

三、贯彻“农业六十条”，开展整风整社

1961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颁发“农业六十条”。4月中旬，县委先后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和四级干部大会，学习“农业六十条”和“给全党同志的信”[2]，讨论省委大兴调查研究的指示。在四级干部大会上，县委强调，贯彻“农业六十条”要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与群众商量办事；要从包工、包产、包成本，以及计酬、供给制、食堂等群众要求最迫切的问题入手。袁长泽书记作学习报告，介绍温溪公社贯彻“农业六十条”的试点经验。4月30日，县委根据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的一封信》指出的“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的精神和各社队反馈的情况，打破思想禁锢。袁长泽书记在全县电话会议上宣布：“对食堂问题，要从思想上解放出来，群众愿意办的帮助办好；群众不愿办的、帮助散好。”对口粮“供给制”问题，认为这是“平均主义”，它不能助人勤，却能养人懒，应一律改为按劳分配加照顾“五保户”政策 。从此，全县农村食堂一哄而散，这个一度在农村占上风的“共产风”退出历史舞台。

1961年8月上旬至1962年3月中旬，县委先后组织干部769人参加工作队，在429个大队中，分批逐队落实“农业六十条”，开展整风整社，落实政策，退赔兑现，实行生产队所有制，落实生产责任制，允许社员多种经营，鼓励扩种，发展副业，改进干部作风，对促进生产恢复发展，改变面貌起了很大作用。

四、贯彻七千人大会精神，开展甄别平反工作

1962年1月11日至2月6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7118人，史称七千人大会。七千人大会取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重要成果，对推动国民经济全面调整起到积极作用。会议发扬党内民主，实质上是党内关系的一次调整。会议对待缺点和错误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及发扬民主和自我批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使广大党员的心情比较舒畅，增强了全党团结奋斗、战胜困难的信心。

袁长泽书记和邢宝荣县长有幸作为青田县代表参加七千人大会。2月15日，县委召开常委会议，袁长泽书记传达七千人大会精神。会议强调：一要实事求是、做老实人、办老实事，反对弄虚作假；二要调查研究，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三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决定：县机关不开大会贯彻；平反不搞运动，重点是搞好生产。此后，县委先后3次集中县委委员、各部长学习七千人大会精神，然后分区帮助区、社干部学习文件，解决学习中遇到的困难。

196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讨论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的指示”，要求各地对近几年来批判和处分错误的干部、党员进行平反。温州地委要求重点给“反右倾”和“拔白棋”[3]中受错误处理的进行甄别平反，提倡讲真话。青田县甄别平反工作从1961年6月开始，至1962年底基本结束。1958年以来，全县受错误处分的党员干部431人，得到平反的有419人；受错误处分的不脱产干部230人，全部得到平反，有87%的人恢复职务。平反工作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划清是非界限，调动党员、干部的积极性，推动工作和生产，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左”的错误。

五、鼓励社员发展多种经济

1961年夏，县委根据温州地委的指示，对干部和社员进行宣传教育，指出：个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社员经营的自留地是集体经济的补充；社员自留地上和开荒地上收获的产品全部归社员所有，他人不得侵犯；自留地面积不足当地总耕地7%的，要按人口补足自留地；自留地补足后，死不抽回，生不划分；对扩种的“十边地”[4]谁开谁种谁收，任何人不得侵犯。为了鼓励社员饲养家畜，将养猪由“公养为主”调整为“公养私养并举，以私养为主”。鼓励私人养牛。1962年2月，《浙江日报》头版通栏报道《青田海溪牛多、肥多、粮多》，肯定“公私并举”“公有私养”的方针，明确所有权、经营权、使用权，发展畜牧生产；鼓励社员发展家庭手工业，允许交钱记工分，参加粮食分配。县委肯定“国营商业为领导，合作商店为辅助，集体贸易为补充”的商业流通渠道，乡村纷纷恢复“三六九行日”，农村商品交换也活跃起来。1962年，粮食总产11900余万斤，比1959年增产950万余斤，困难局面渐趋好转。1963年，全年总产增至12054万斤；舒桥公社高茂村1户社员产番薯干13000多斤。1960年1元钱只能私买番薯干1.25斤，还很难买到；1963年5元100斤送到丽水还卖不出去：真是番薯大丰收，多得没人要！

六、精减职工，压缩城镇人口，支援农业

1960年冬，县委贯彻中央《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在大力动员劳动力投入扩种粮食的同时，立即压缩工业建设项目，加强对农业的投入。8月和12月，两次共调回农村青壮年强劳动力4447人。秋收冬种出勤田间劳动力9.5万人，相比原来的7.3万人增长30.13%。1961年初，县委执行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结束大办钢铁，停办部分工业，再次增加对农业劳动力和物资的投入。

1961年6月，中央下达《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办法》，县委立即执行“口粮低标准”，城镇商品粮口粮标准从27斤降为25斤，提倡“瓜菜代”，忍耐渡难关。青田县从1961年8月至1963年6月，共精减职工、压缩城镇吃商品粮13600余人，下放农村。1961年6月至1962年9月，青田连遭几次水旱灾害，除社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外，国家也给予大力支援。1962年3月，县人委决定增加销售粮食48万斤；4月，再拨外销粮200万斤，要求各级领导亲自动手，一个队一个队地安排生活。9月，调运化肥7000斤，菜子种400多斤，发放农贷资金2万多元，为特别重灾社队解决生产和生活困难。同时，国家调整粮食征购任务，增加农民口粮，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使农民增产又增收。

农业的加强，工业的调整，城镇人口的压缩，对争取经济状况的好转起了很大作用。

七、学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

1964年至1966年，青田县的农田基本建设是在“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下开展的。这两年，青田学大寨的重点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兴修水利，开田造地。

1964年2月，党中央号召全国“农业学大寨”，县委立即在农村开展宣传教育，要求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树立爱国家、爱集体的风格，提倡出大力流大汗，战天斗地，旧貌换新颜。3月6日至12日，县委召开1300多人的四级干部大会，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总结及交流本县学大寨经验，大会评出“四好”大队169个、“三好”大队347个，特别表扬詹通巢、李仁姊等人热爱集体、先人后己、带头劳动、艰苦奋斗的好作风。

这两年兴修水利成绩斐然：海口公社三岙抽水机站灌溉300多亩；北山公社电灌站灌溉400多亩；平演公社石郭水库加高加固，蓄水295万立方米；石帆外垟大队建成的高扬程抽水机站，扬程23米，直接从瓯江中抽水，灌溉面积500多亩；东岸公社建成4800米长的水渠，灌溉农田2000余亩；建成沙埠大滩防洪堤长850米，保护农田800亩，保护村庄2139人。1966年5月31日，县委组织全县干部，到小舟山公社黄员平大队参观引水渠道。该渠道1964年8月1日开工建造，全长3450米，跨过9座山弯、12条山岗，打通两处高150米、宽100多米的悬崖。渠道由全村125户122个劳动力奋战8个月建成，提高了全村300多亩“靠天田”的抗旱能力。1965年291亩早稻从1964年的亩产291斤提高到530斤。各级干部参观后个个心悦诚服，为树雄心、立壮志、脚踏实地干事业起到促进作用。1964年春到1966年春，全县开垦荒滩19处，沟渠总长9.3千米，受益面积3500多亩，其中可开田2900多亩，保护农田600多亩，投46.1万工，完成工程土石方9.5万立方米。最长的防洪堤是赤岩堤，堤长2660米、堤高4.5米、顶宽2.5米，保护农田300余亩，保护村民2570人。

特别值得记忆的是吴坑公社塘坑大队。大队党支部书记蔡大志于1962年由吴坑公社副主任下放回乡带领干部群众，在悬崖陡壁上开凿4510米长的乌岩引水渠道，受益面积700多亩，同时解决了全大队用水难题，被称为青田县的“红旗渠”。1965年5月31日，青田中学全体高三学生，毕业考过后，即到塘坑大队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一星期。其中抽出半天时间沿引水渠道走了个来回，感受塘坑人民在学大寨中“誓把山河重安排”、战天斗地的精神。有同学记得是端午节，平生第一次在塘坑吃过小麦粽子。是日晚上，举行文娱演出。袁长泽书记之女袁希英同学表演的《碟子舞》，精彩所致，赢得掌声雷动，经久不息；项金清、张秉玲等同学演出《小保管上任》的小歌剧，反响也很好。6月5日，周六返回学校，立即投入高考复习。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两年后（1967年）的夏天，袁长泽书记、邢宝荣县长和吴思祥副书记，作为当权派也下放到塘坑大队，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在这里，袁长泽书记劳动3个月，邢宝荣县长劳动40天，吴思祥副书记时间短，只劳动1周。

八、干部参加劳动种试验田

干部参加劳动是党的优良传统，正式形成制度则是1957年。1957年4月27日，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强调，要使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逐步地形成为一种永久性的制度”。5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中要求：“凡是能够参加体力劳动的各级干部都应该每年抽出时间参加体力劳动。”至此，干部参加劳动作为一项制度正式提出。5月21日和5月22日，中共浙江省委和温州地委也相继对干部参加劳动作出规定。5月29日，中共青田县委根据中央和省、地委的部署，制定《执行中央和<关于开展整风运动指示>的初步规划》，明确规定干部参加劳动“要成为一种经常持久的制度，坚决避免形式主义与时冷时热的现象。”

5月7日县委全会结束后，县委领导就分头下乡，参加劳动，领导生产。5月14日统计，县级干部28人，有13人参加劳动；区委书记7人，有3个参加劳动；全县有干部493人，直接参加劳动。经7月中旬检查，全县农村干部481人参加集体劳动的有420人；有90%以上的干部参加农业劳动。

青田县干部参加劳动种试验田从1958年春夏开始，并逐渐取得成果。1960年11月，袁长泽书记上任，在狠抓生产发展，克服经济困难的同时，继续坚持干部参加劳动种试验田制度。他经常组织干部到石溪坦头的试验田里劳动，并带上子女去试验田劳动，让子女体验生活，从小养成热爱劳动的好习惯。在种试验田中，袁长泽书记推行“土地越种越肥、成本越种越低、产量越种越高、细粮越种越多”的理念。至1962年，全县干部690人种试验田600亩；试验的内容由一季一项作物的高产试验，发展为对耕作制度、低产改高产、对种子、对试用新品种和化学肥料等多种多样的试验活动。1962年冬，又开始建立木本油科、木本粮食的试验山。实践出真知。袁长泽书记既勤于思考，又善于总结和提炼，在前任书记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将自己的亲身实践所形成的深切感受写成了《五年来干部坚持种试验田的体会》，成为毛泽东于1963年5月9日为之作出批语的《浙江省七个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之一（史称“五九批示”）。这是袁长泽书记从劳动实践到理论的飞跃，从感性知识到理性知识升华，是袁长泽书记“求是”精神的体现，难怪青田、特别是石溪人民现在还亲切地称他为“求是先锋”。这也是有史以来青田上报的材料中，第一次也是唯一次受到毛泽东的亲笔批语。“五九批示”是青田县的光荣，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1963年5月，“五九批示”传达之后，青田县干部更加重视参加劳动种试验田。6月8日统计，县委常委8人及区社书记61人都坚持种试验田。全县区、社脱产干部489人，有445人种试验田509亩；大队干部2029人，已有1314人种试验田1100余亩。7月25日，县委贯彻地委《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通知》时，对公社大队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进行检查评比。全县区、社干部489人、大队干部2204人，已参加集体劳动的区、社干部461人、大队干部2197人。全县有38个公社进行检查评比，评比劳动好、工作好、学习好的干部82人。8月11日，县委对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种试验田进行检查。全县公社书记以上领导干部81人，1至6月劳动1121天，人均14天；种试验田210.4亩，人均2.6亩。其中区委书记5人，1至6月人均劳动11.3天，种试验田人均2.9亩。

在“五九批示”的指导和鼓舞下，县委执行干部参加劳动制度更加坚定，取得的经验也日趋丰富。善于总结提炼的袁长泽书记，于8月23日在《浙江日报》上发表《正确的认识从何而来？》。该文从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角度，说明“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是县委集体智慧的结晶，对干部参加劳动、种试验田和改进工作作风，都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干部种试验田，都请老农当“参谋”，有的还成立“老农顾问小组”，发挥老农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种试验田和科学实验结合起来，培养当地的“专家”，发挥试验田的示范作用，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石溪大队有2位老农被省农科院聘为特约研究员，17位社员被评为农民技术员。该大队1965年亩产1935斤，是全县平均亩产690斤的2.8倍。县委、县人委为进一步开展全县群众性的农业科学实验活动，于1964年6月在石溪公社召开有“专家”、老农和干部参加的全县农业科学实验座谈会，总结交流农业科学实践的成果，研究部署今后农业科学实验的任务和方法。1965年3月，全县开展农业技术培训，参加培训的区干部113人、公社干部144人、大队干部1223人、生产队干部1347人。各级干部参加农业技术培训，对推广先进技术起了很大作用。

从1960年11月到1966年5月，经过上述一系列措施的落实和艰辛工作之后，全面调整工作收到明显效果。1962年度农村饿、病、逃荒得到全面控制；1963年不仅粮食增产、畜牧、林、副业也得到恢复和发展，毛猪饲养量达到7.64万头，比1962年增加2.68万头；1964年11.68万头，是1961年3.50万头的3.337倍。1965年，全县粮食总产达到12559万斤，比年收成最好的1957年增产45吨，比1960年增产695.5吨。这一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62年增长11.99%。工农业总产值比重，1960年工业总产值占53.35%，农业占46.35%；1965年工业总产值下降到12.67%，农业总产值上升到87.35%。社会市场供应好转，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国民经济重新出现好势头。

县委工作千头万绪，所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以上罗列的只是诸多工作中的点滴。但是，从中体现出来的袁长泽书记贯彻中央、省委、地委的文件和要求时，坚持实事求是，处处关心群众的精神，足以使青田人民为之动容。1966年7月，袁长泽书记调离青田。他对青田建设和发展的事迹，青田人民至今依然念念不忘！

（作者单位：中共青田县委党史研究室）

［1］这里指“农业六十条”规定的“三大纪律”：如实反映情况；正确执行政策；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参加劳动；以平等的态度对人；办事公道；不特殊化；工作要同群众商量；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按实际情况办事；提高政治水平。

［2］“给全党同志的信”，即：《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的信》简称“给全党同志的信”。

［3］注：指在“大跃进”年代，因坚持实事求是，敢讲真话而被当作落后分子受批判处分的人。

［4］“十边地”：田边、地边、路边、塘边、村边、屋边、溪边、坑边、灰寮边、茅坑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