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在浙江省委呈报平阳、宁海、金华、桐庐、瑞安、余杭、青田7个干部参加劳动事迹的材料上，作出1300余字长篇批示，把干部参加劳动视为关系国家“改变颜色”“极端重大的问题”，要求“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同群众打成一片”“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批示和事迹材料充分显示干部参加劳动的重要性，对于当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加强干部作风建设，推动解决发展难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同劳动才能“既懂政治、又懂业务”

干部和群众同劳动，能够及时了解群众思想，达到“既懂政治、又懂业务”的目的。宁海县越溪大队落实双季稻面积时，建议各生产队种340亩，各生产队都说最多只能种280亩。这天，支部书记应四官与社员到下港挖河泥，休息时指着河边一块田问生产队长何阿根：“这丘田打算种什么？”“种中稻。”“港挖深了，水利条件改好了，不能种早稻吗？”队长一时无语，社员陈正寿接道：“今年早稻面积已经比去年扩大了，再要扩大，社员干活太紧张了。”这下应四官明白了。于是，针对社员的思想根源开展教育，结果各队落实双季稻面积都超了大队建议数。1961年，平阳县城南公社进行山林分户管理试点的消息传到城西公社时，富裕中农张阿寿就问生产队干部：“人家都把山林分到户了，我们为什么不分到户？”和群众同劳动的干部随即提请各生产队讨论。讨论中，许多社员认为：“这个办法弄下去（指分到户），集体的山林会被砍光的。”经过讨论，比较利弊，决定集体山林仍由集体抚育管理。果然，城南公社山林分到户后，私砍山林的很多，周围的群众都说：“还是城西的办法好，现在山上留的树，都是他们的。”

干部和群众同劳动，能够汲取群众智慧，达到“既懂政治，又懂业务”。1962年冬，天气干旱，青田县石溪公社的春花受旱严重，但群众对小麦灌水有顾虑。和群众同劳动的干部就找老农研究，老农詹通巢认为：“今年麦子种下已有70多天没有下过透雨，现在再不灌水，以后就没有好收成。”于是，先对试验田灌水，几天后，麦苗很快转青。社员见试验田麦子灌水效果很好，都自觉灌水，结果麦子一片葱绿，长势很好了。桐庐县俞家大队支部副书记兼大队长严如湛，三次举家落户到后进队领导生产，使三个后进队都改变了面貌，而他的经验就是带头实干和汲取群众智慧。1959年初春，他落户的第二生产队做早稻秧田，遇到寒潮，社员下田一会儿，就上岸烤火取暖，工效很低。为及时做好秧田，严如湛毫不迟疑地赤脚下田干了起来。社员看了，一个个都放下火笼，跟着下田，冒着刺骨寒冷，一天就把7亩秧板全部做好。严如湛每到后进队，首先发动群众分析、讨论、总结队里的生产和工作，集中群众智慧。对于移民生产队，他从群众中找到积肥和调动群众积极性是增产的关键后，就从调动群众积极性入手，大力开展积肥。他发现评工记分不合理，不管出工迟早，出力不出力，一律按劳动底分记工分，影响社员积极性，于是就和社员一起总结合作化以来的经验，逐步推行小段生产计划，实行按技术分工，制订劳动定额、按件计酬，调动了群众生产积极性。

干部和群众同劳动，能摸到自然的“脾气”，积累经验，达到“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平阳县城西公社党委委员、主任徐金火热心实验良种，在因地制宜推广良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公社党委委员、副主任黄生娒在民主管理财务上积累了很好经验；公社党委书记廖锡龙摸索到全社20多种土壤的性能和改良土壤的不同措施，还和科硏小组试验成功绿萍的越夏越冬；后垟支部书记杨传育脚有残疾，劳动困难，群众就议论他领导不了生产，可他积极参加劳动，勤学苦练，不但一般农活能干，技术农活也能干，群众的看法随之改变，都说：“阿育真不错，腿虽拐，劲很大，领导生产不讲外行话。”正如公社党委总结所说，干部参加劳动、刻苦钻研，就能又红又专。

可见，干部和群众同劳动，才能“既懂政治，又懂业务”，这是做好工作的一大“法宝”。

同劳动才能“同群众打成一片”

干部和群众一道劳动，才能接触群众，团结群众，密切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同群众打成一片”。平阳县城西公社党委9个委员，不领国家工资，不吃国家粮食，同社员一起参加劳动，和社员一本账参加分配，完全“同群众打成一片”，听不到社员称呼干部为书记、主任的。对于公社党委书记廖锡龙，老年社员都叫他阿龙，青年社员都叫他阿龙哥，大家都很亲切。因为干部同群众打成一片，关系融洽，商量着办事，所以不论完成什么任务，都很顺利。余杭县五常公社所有的大队干部都落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和社员一样出工、评工记分、接受生产质量检查；所不同的是比社员出勤更多，干活更重。因此，干部群众普遍反映，干部“脱了产，不劳动，讲话群众不愿听，干部也是当不好的”“干部积极参加劳动，工作就一定搞得好”。

干部和群众一道劳动，才能了解群众的冷暖，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受群众拥护”。严如湛落户到第一生产队时，因该队之前集体生产没搞好，社员收入少，部分社员不顾集体生产，上山砍柴卖、赚现钱。特别是张老成，三天两头砍柴卖，队长批评他，越批评越不听，队里三个党员都对他不抱希望了。严如湛针对张老成受苦深、性子暴躁的情况，与他拉家常，启发教育他，引导他忆苦思甜，逐步感化他。特别是张老成生病卧床不起时，严如湛就多次及时探望，替他借钱、请医生看病治病。张老成病好后，主动到严如湛家认错，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张老成的转变，对其他社员影响很大，其他社员都自动停止砍柴卖，积极参加集体生产。

干部和群众一道劳动，才能深入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带领群众搞好生产、做好工作。青田县委书记带头劳动种试验田，脏活重活干在前头，穿蓑衣戴笠帽，风雨无阻。群众评论说：前清的知县鸣锣开道，国民党的县长骑马坐轿，共产党的书记蓑衣笠帽。在他的带动下，全县干部积极参加生产劳动种试验田，使干部增长了工作经验和能力，密切了干群关系，改进了思想和工作作风。瑞安县三圣门大队支部委员南阿孥1962年到后进的生产队兼任队长，他带头劳动，团结社员，仅半个月，就使夏收夏种成为全大队最快的生产队，迅速改变落后队面貌。社员都说：“有这么一个好队长，不怕生产搞不好了。”

干部和群众一道劳动，能减轻群众负担，“受群众拥护”。1962年春耕前，瑞安县隆山公社平均每个大队有四个以上脱产、半脱产干部。对此，群众说得很直白：“我们掘三锄头：一锄头给政府，一锄头给干部，一锄头给自己”，对中间的“一锄头”很有意见。于是，公社党委决定并动员干部参加劳动。“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后，群众负担减轻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密切了，“受群众拥护”了。

干部和群众一道劳动，能够加强生产队的领导，促进生产和工作，“受群众拥护”。瑞安县隆山公社84名大队主要干部，90％是以前互助合作运动的骨干，落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后，加强了生产队的领导，帮助生产队建立领导核心，建立和改进各种生产责任制，克服生产上人等事、事等人的混乱现象，“深受群众拥护”。

干部和群众一道劳动，能够发挥带头作用，促进生产和工作，“受群众拥护”。宁海县越溪大队及其各生产队的16名干部，在支部书记应四官的带动下，1962年人均参加劳动280多天。金华县汤溪大队支部书记陈双田说：“只有干部带头劳动，做出样子，再去教育群众，群众才会口服心服。”虽然他是10多年的劳动模范，但他始终积极参加劳动，“同群众打成一片”。一次，他从北京开会一回到家，就和社员一起挑粪去了，遇上认识的外地人问他：“你不是陈双田吗？怎么你还挑粪？”陈双田听得发笑，反问道：“这也稀奇吗？”“听说你出过国，见过毛主席，当了模范，今天还回来挑粪？”陈双田答道：“当劳动模范就是要带头劳动，不劳动，还算啥劳动模范！”他的模范事迹，极大地带动了周围的干部群众。

可见，干部和群众同劳动，才能够“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这是做好工作的一把“金钥匙”。

同劳动才能“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

干部和群众同劳动，才能避免瞎指挥，“免除官僚主义”“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1960年3月，平阳县城西公社2500余亩蚕豆即将成熟，为了早插秧，争取早稻丰收，区委要求提前收割蚕豆。和群众同劳动的干部与党员、社员研究认为，秧苗生长不齐，不能全部开插，蚕豆收得太早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由此，全社调查秧苗生长和蚕豆成熟情况，分批收割蚕豆、分批插秧，从而既提早插秧，又多收10余万斤蚕豆，避免了瞎指挥。

干部和群众同劳动，才有领导工作、指挥生产的发言权和说服力，才能“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余杭县五常公社友谊二队的社员一度不愿参加田间劳动，争着到杭州去运菜皮，干部不明原因。支部委员和副队长也去运了一次菜皮，这才发现运菜皮工分定得太高，当晚就和社员研究，调整运菜皮的工分，解决了劳动分工的矛盾。西坝大队推广早稻良种时，社员质疑干部：“你们自己没有种过，怎么知道它高产呢？”于是，干部不再硬行推广，而是由支部书记、队长、会计等干部各种一块试验田，结果试验田全部获高产。次年再推广时，很容易就推广了101亩，干部的发言权和说服力得到大大提高。

干部和群众同劳动，才能更好地改造自己，避免“做官当老爷”、蜕化变质。瑞安县隆山公社后垟大队的群众反映：“原来的支部书记戈锦春，贪污偷窃，多占多分，好吃懒做，香烟抽抽，街上溜溜，蜕化变质了，他就是从不劳动开始的。”余杭县五常公社友谊大队支部书记王淦清，很少参加劳动，和社员关系搞不好。一天，他和社员一起掘田，比社员工效快了近一倍，但社员却说：“他卖力气掘田是做做样子给我们看的，难得地劳动一天啥人不会起劲呢？”青田县石溪公社社长王进东，自从脱产后，就怕干农活辛苦，怕粪臭肥料脏；瑞安县隆山公社东勇大队支部书记陈阿木很少参加劳动，靠拿误工补贴吃饭，群众叫他“陈老爷”；西门大队支部书记黄桂德好逸恶劳，个人开荒扩种很积极，集体劳动不参加，群众指责他“干自己的事情，吃人民的汗血”；余杭县红星大队副队长宋阿才很少参加劳动，社员反映说：“我们队里养了一个‘五保户’，他讲的话社员也不要听。”群众的指责才使这些干部警醒，向社员作出检讨，坚决改正。

干部和群众同劳动，才能利于群众监督，避免干部特殊化、“做官当老爷”。平阳县城西公社干部和群众一样劳动，一样分配，1962年3月，上级为了照顾公社干部的生活，由供销社发给一部分副食品购货证，这使同劳动、同分配的社员感到“干部总比社员好，可以搞点特殊化”。公社干部听到反映后认为，少买点吃的不要紧，脱离群众就不好了，大家迅速把购货证集中起来退还给供销社。由此，社员更加敢于监督干部了。

可见，干部和群众同劳动，才能“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这是做好工作的一剂“灵丹妙药”。

61年前的毛泽东长篇批示，历久弥新，完全契合于新时代，“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既是61年前毛泽东批示要求，更是时代和人民的迫切要求，对于新时代加强干部作风建设，锻造高质量干部队伍，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解决发展难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遂昌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