缙云古代名人中，与宋代文学家苏轼有交谊之好的是詹适。在《苏东坡全集》中就有《次韵詹适宣德小饮巽亭》诗一首：

君方梦谪仙，我亦吊文园。

江上同三黜，天涯共一樽。

涛雷殷白昼，梅雪耿黄昏。

归去多情雨，应随御史轩。

其中，首句作者自注：“来诗记李白郎官湖事”，最后一句亦注：“詹为御史台主簿。”这首诗，历代研究者都认为写于元祐四年（1089），苏轼担任杭州军州事期间的作品。而詹适《小饮巽亭》诗，一直未见下落。

詹适（1036—1113），字德远，宋缙云人。父亲名象先，字太冲；母施氏；兄名迥（庆历元年进士）。幼以孝闻，从遂昌龚□□（龚原之父）学，登嘉祐四年（1059）进士。次年授建德县主簿。元祐元年（1086）登承议郎御史台主簿，以直名，旋即丁艰在家。服除后知汉阳；大观二年（1108）知婺州；四年（1110）三月知越州，再知鄂、郓二州。居官廉正，所至多有惠爱，文章政事俱优，晚以苏轼刘挚党引退致仕。

苏轼，字东坡，和詹适同年登科入仕，苏轼二十二岁，詹适二十四岁，在宋仁宗嘉祐年间。嘉祐时期，北宋王朝进入一个十分关键的阶段，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严重，士大夫们感到必须采取措施摆脱困境。嘉祐四年十月，宋仁宗下诏升王安石任三司度支判官。王安石上《言事书》，主张“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资”，受到普遍赞扬。稍后，司马光、苏轼、苏辙等也上奏提出“斟酌事宜，损益变通”的改革主张，但都未被采纳。治平四年（1067）正月，宋神宗即位，立志革新。熙宁元年（1068）四月，召王安石入京任翰林学士兼侍讲；次年（1069）二月，升任参知政事，决定由他主持变法立制，并由吕惠卿、曾布等人参与草拟新法。朝廷陆续制定均输、市易、春苗、农田水利、募役、免役、方田、均税、将兵、保甲、保马等法。各路设提举常平官，督促州县推行。

王安石变法虽然得到宋神宗的支持，但朝廷官员由于所掌握儒学理论角度不同和出身经历的区别，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状态的认识出现差异，变法推行过程中，朝野时常发生政策上的争执。最高主宰者宋神宗，虽有励精图治之心，而无雄主圣君之才，受见识上的限制，他不能对争执各方进行有效的疏通和引导，支持新法者往往重用，对提出不同意见者则用罢免流放的简单做法去压服。儒家重气节，罢免者虽不在其位，但仍据理力谏，并视为正邪忠奸的斗争，从而朝廷上酿成壁垒分明的变法、守旧两大对立派系。宋王朝对官员还比较开明，但双方此起彼伏的斗争，还是给整个变法政策带来动荡和反复。两派主要官员也因皇帝的思想倾向而黜罢升迁，就连王安石本人也亦一度罢相。这种现象在皇位变更时更为突出。从《缙云县志》记载分析，詹适的思想倾向于司马光、范纯仁、苏东坡一边，属于反对新法的守旧派。

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赵顼死。十岁的幼子赵煦继位，是为哲宗。宋英宗皇后高氏以太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处理军国大事。高太后早就反对王安石新法，她刚一执政，便首先起用在守旧派中享有声誉的司马光为宰相，由他主持废除新法，凡守旧派可以迅速复官提升。近年出土的刘述《宋故缙云处士敕追赠承事郎詹君（象先）墓志铭》下的附记云：“公既葬后二十七年，其子适以承议郎在朝。当元祐元年秋，大飨明堂，恩敕追赠承事郎。”1992年出土龙泉何琬《宋赠缙云县君周氏（詹迥妻）墓志铭》也云：“元祐元年秋，大飨明堂，追封夫人于缙云。”可见元祐元年（1086），在詹适出任御史台主簿这一重要职务时，高太后准詹适的奏本，封其父詹象先为承事郎，母为淮安令人，敕兄嫂詹迥妻周氏为缙云县君。于是缙云詹姓氏族相应举行隆重的“大飨明堂”活动。

巽亭之“巽”，《说文》曰：“具也。”殷玉裁注：“巽训为具，故引申之有顺义。”《祭统》曰：“备者，百顺之名也。备犹具也。”故“巽”有万事如意之义。又，“巽”为八卦之一。《易·说卦》云：“巽为木，为风……”它意味着与木质桥梁亭宇相容，可避免风雨袭击之意。这种表达个人良好意愿的文化行为，和当时的现实有很大距离。

司马光废罢新法，守旧派中只有刘挚、王岩叟、刘安世等人完全赞同。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有些新法还可以继续施行，如范纯仁（范仲淹之子）不主张废除青苗法，苏东坡、范纯仁等人不主张废除免役法。元祐元年（1086）四月，王安石死；九月，司马光亦死。八十一岁的守旧派文彦博任左相。朝中官员因人事的倾轧和政见、学术主张的分歧使守旧派中又分成几个小集团。崇政殿说书程颐及其门人贾易、朱光庭等被称“洛党”；苏东坡、吕陶等人被称为“蜀党”；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被称为“朔党”。三党之间展开了一场无谓的混战。元祐四年（1089）二月，苏东坡以论事为当朝者所恨，连续上章乞求外任。三月十一日批文下达，出京知杭州。七月，苏东坡到达杭州，消息传到缙云，詹适在自建的巽亭中作《小饮巽亭》诗，寄给苏东坡，表达问安和相互鼓励的心情。

御史台，皇帝耳目机构，掌纠察文武百官恶风邪气，肃正朝廷纲纪法规。对于御史台官员，苏轼一般只会敬而远之，因为早在十年前“乌台诗案”期间，是在御史台受审。当担任御史台主簿的好友詹适“来诗”时，自然十分看重，立即以“次韵”相酬。巽亭，明成化《处州府志》（1482）载：“巽亭，在县南龙津桥上，宋御史邑人詹适宅，眉山苏轼有咏，今废。”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缙云县志·辨误》载：

《（括苍）汇记》及府、县志《古迹》内有巽亭，宋御史詹适建。《处州府志》、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缙云县志》都认为是在县南龙津桥上，《令狐志》、清乾隆三十二年（1757）《缙云县志》认为在毛翁岩下，并载东坡巽亭诗为证。

《东坡诗集》有《次韵詹适宣德小饮巽亭》诗，王十朋注云：“《图经》：庆历三年，郡守蒋堂于旧治之东南建巽亭，以对江山之胜。”胡宿诗云：“武林天下奇，巽亭境中绝。”又东坡有诗云：“江上同三黜，天涯同一尊。”王注：“是时先生出知杭州，而詹适尝为御史台主簿。”又潜悦友《咸淳临安志·官寺》云：“府治有南园巽亭。庆历二年郡守蒋堂建。苏舜钦有题巽亭诗。”据此，巽亭自在杭州。旧志载之古迹内误。要之天下随处皆可以巽名亭，或缙云有巽亭，实系詹适所建。亦未可知然，必授东坡巽亭诗以实之则非矣。至《令狐志·艺文》内载，黄邦彦诗有“风流消得老坡诗”之句，通体词句恶劣，当是后人欲证实东坡之巽亭，即系缙云之巽亭，故为赝作，其谬更无庸辩。

这是150多年前在编撰道光《缙云县志》时，参修者就龙津巽亭真假问题的讨论记录，由于宋王十朋注和潜悦友《咸淳临安志》中，均考定杭州府衙内有巽亭，建于庆历二年（1042）；又黄邦彦诗句不雅，否定意见占了上风，故道光、光绪二部《缙云县志》，不再列“巽亭”一节。

对上述史料进行认真审理的过程中，在成化《处州府志》（1482）、《缙云县志》（1672）一时失传的情况下，当时的人们显然还忽视了《詹氏宗谱》内龚原《宋故淮安令人施氏墓志铭》中所说的一段话：

元祐二年春，次子适行御史台主簿，奉夫人归京师。数日得疾，且渐顾子与孙曰：“吾行有期矣。”未几，卒在六月五日，享年七十有九。

它告诉人们，元祐二年（1087）春，詹适奉母亲施氏到京。不久母起病，至六月五日病故。接着詹适从京师奉灵柩返回缙云，并和兄长涟水录事参军詹迥一起，开始三年守孝的假期。苏东坡与詹适巽亭唱和诗，写于元祐四年秋，詹迥、詹适兄弟守孝未满三年。从“来诗”两字判断，詹适《小饮巽亭》和苏轼《次韵詹适宣德小饮巽亭》唱和两诗，不在杭州府内巽亭写成亦明，因此《道光缙云县志》的结论必须推翻，缙云龙津桥上巽亭之说可信。

宣德，宋官阶名，属寄禄文散京官，从八品。新出土宋刘述《宋故缙云处士詹君墓志铭》后附言：“适以承议郎在朝。”承议郎，朝官，从七品。就是说詹适虽然居御史台主簿，元祐元年为朝官承议郎，从七品。到元祐四年（1089），降至宣德郎，下降了一品，这是詹适居丧告假时的正常待遇。但明何镗《括苍汇记》称，詹适官银青光禄大夫龙图阁学士，官从二品；且元祐元年詹适母施氏诰敕淮安令人，似乎詹适在淮安也为官多年。郎官湖，今已沽，在汉阳境内，因唐诗人李白流放夜郎途遇故人张渭赋诗湖上而得名；“来诗记李白郎官湖事”表明詹适曾出知汉阳。因此，詹适在元祐元年以前，可能与苏东坡类似，都有黜罢江上（江淮一带）的遭遇，故用“江上同三黜＂的诗句。文园，指汉文学家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为了上谏汉武帝节俭，作畋猎《子虚》《上林》《长杨》三赋；为了上谏武帝好仙道、封禅作《大人赋》，被后人称颂。“我亦吊文园”，表明自己要继续向朝廷上谏的决心。“涛雷殷白昼，梅雪耿黄昏”，是对双方共同品行的总结和志向。“归去多情雨，应随御史轩”，是期望詹适能像唐代大忠臣颜真卿一样忠贞为国，为民雪冤。因此，《次韵詹适宣德小饮巽亭》诗，是苏东坡出知杭州不久，收到好友詹适从家乡缙云寄来问安诗后的回赠诗篇，它表达了作者在政治逆境中对朝廷的忠贞，对人生境遇的旷达和对好友志向的共鸣心情。

元祐六年（1091）正月，苏东坡升任为吏部尚书。三月六日，苏东坡离杭州，五月二十六日到京官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七月，贾易、杨畏上疏论浙西灾伤不实，八月贾易言苏东坡诽怨先帝。苏东坡具辩其事，因复请外，诏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颖州。七年（1092）二月，又改知扬州，八月以兵部尚书兼差充南郊卤簿使召回。十一月到达汴京，又官复礼部尚书。元祐八年（1093）九月，高太后病死，宋哲宗亲政。哲宗对高太后不满，并有志继续宋神宗的新法。守旧营垒内的苏东坡自然失宠，立即出知定州。元祐九年（1094）三月，苏辙劝哲宗不要轻变元祐之政，不要再用变法派。哲宗大怒，罢苏辙门下侍郎。四月任章惇为左相，又改元祐九年为绍圣元年，表示决定恢复新法。以章惇为首的变法派再度掌握政权，对守旧派甚至中间派进行打击。哲宗下令追贬司马光，并将刘挚、苏东坡、苏辙、范纯仁流放岭南。六月，苏东坡罢定州任，十月抵达惠州（今广东省），且不得签书公事。绍圣四年（1097）闰二月，又诏苏东坡受琼州别驾，移送昌化军安置。六月渡海，七月到儋州（今海南省）。

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病死。宋神宗皇后向氏提出立神宗十一子赵佶为帝，即宋徽宗，开始垂帘执政，向太后早就反对新法，守旧派开始抬头。五月，苏东坡开始离儋耳北还，六月渡海。七月宋徽宗亲政。九月苏东坡抵广州，十二月过韶州。建中靖国元年（1101）入江西，四月过南昌，五月至金陵，七月十五日到毗陵，二十八日病亡，时年六十六。

詹适的遭遇，未见记载，而在毗陵留有踪迹，道光《缙云县志》载：

《咸淳毗陵志》中有《横山唱和》诗，缙云詹通、会稽陆傅、晋陵李公弼、吴兴陶先譔，诗佚。《志》在元丰后建中靖国前，则詹通当是詹适、詹迥兄弟。然考《缙云志》无詹通名，疑《毗陵志》所云詹通当詹适，传写者误耳。

崇宁元年（1102）五月，韩琦子韩忠彦罢相，奸臣蔡京勾结宦官，很快取代曾布任右相。从此，蔡京与童贯、王黼、梁师成、朱勔、高俅等人，在二十多年里掌握全部军政大权，直至北宋王朝灭亡。蔡京首先定文彦博、司马光、苏东坡、程颐等一百二十人为元祐奸党（文献名单117人，尚缺三人，詹适可能为遗脱者之一），又将元符末向太后执政时主张维持新法和恢复旧法的臣僚，分为正邪两类。崇宁三年（1104）六月，重定元祐和元符党人及“上书邪等”者合为一籍，共三百零八人，刻石文德殿门。颁行全国，称“元祐党人碑”。被列入党籍官员，重者被编管，责降到远地；轻者则赋闲或谪降，非经特许不得内徙，其子弟同样受到种种限制。

对先朝大批重臣的无限上纲，文人气质很浓的宋徽宗似乎有些顾忌。崇宁五年（1106）春正月，戊戌夕，彗出西方，由奎贯胄、昂、毕。乙己，以星变，徽宗害怕，诏中外臣僚，并许直言朝政阙失。《通鉴续编》云：“帝夜半遣黄门，毁石刻。”丁未，太白昼见。大赦天下，除党人一切之禁。在这种解禁形势下，詹适才有重新出山的机会。康熙金华府志载：大观二年（1108）四月，已经七十七岁高龄的詹适，“以直名”由朝请大夫知婺州（金华），（大观）四年改建野声堂为自公堂。随后又知越、鄂、郓三州。詹适知越州，会稽志云：“方会，大观二年（1108）四月以朝请大夫充集贤院修撰知。三年（1109）三月除徽猷阁侍制知广州。十月再知。”故詹适知越州，属替职填缺性质，而后仅在短短的一年之中还知鄂、郓二州，表明均没有得到信任而重用。故志、宗谱和墓志铭称其“晚以苏刘党引退致仕而归”或“苏刘党罢归”。

詹适在北宋元祐元年（1069）缙云龙津桥上所建的巽亭，在当时的科学技术条件下，还挡不住凶恶洪水的袭击，很快消亡了。但缙云文人没有忘记，南宋朝散大夫知兴化军黄邦彦，却有《巽亭》诗记其事：

巽亭恢拓百年基，金紫山前一段奇。也作涛雷梅雪看，风流消得老坡诗。

明末遗老郑赓唐也诗曰：

亭台不可见，传自旧乘轩。

流水山阴禊，闲云梓泽园。

龙津桥，是连接缙云县城南北的重要纽带，由于好溪洪水的袭击，此桥历史上屡建屡毁，许多建桥佳话已经消亡。在当今先进科学技术下，重建宋代风格的龙津桥上巽亭，展现大文学家苏东坡与缙云詹适情谊佳话的时机，已经成熟。

（作者系缙云县文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