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因叛徒出卖，中共台湾省工委被国民党破坏，大批共产党员被捕杀害，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吴石、朱谌之案”。吴石是台湾“国防部”次长、中将，有着中共秘密情报员“密使一号”之称。朱谌之，又名朱枫，是中共华东局派往台湾同吴石和中共台湾省工委联络的情报人员。新中国成立后，她只身赴台湾执行秘密任务，负责将重要军事情报送回大陆。毛泽东主席在看到这些具有很高价值的绝密军事情报后，夸奖朱枫这位“秘密特派员”很能干，建议“一定要记上一功！”
1950年6月10日，吴石、朱谌之（朱枫）与原国民党“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吴石中将的副官聂曦上校一同被敌人杀害于台北马场町刑场。
抗战时期，这位“红色女特工”曾与家人在丽水云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生活，享受战争年代难得的天伦之乐，云和是朱枫最喜欢和最难忘的地方。
朱枫，女，宁波镇海朱家花园人，原名贻荫，小名桂凤，1905年出生于一户富裕家庭。她的父亲朱云水曾是镇海的渔商工会会长，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富户。朱枫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琴棋书画，几乎样样精通，她曾师从沙孟海学习书画。应朱枫的请求，沙孟海给她取名谌之，寓意忠厚老实，字弥明，意指拥抱光明。
1925年，朱枫在宁波女子师范求学，积极参加爱国反帝学生运动，开展爱国宣传活动，支援上海工人罢工。
1927年，朱枫远嫁在东北奉天兵工厂炮子厂担任技师的镇海籍人陈绶卿为妻，育有二女——朱奉珍、朱沈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全家返回镇海老家，翌年，其夫陈绶卿染病去世。1937年“七七”事变后，她毅然参加宁波的抗日救亡工作，先是在家乡组织抗日宣传队、医疗救护队，并出资开办镇海工艺传习所，救济战火中流离失所的难民。这些行为，受到了国民党特务的关注，因而被戴上了“红帽子”。
1937年隆冬，朱枫与全家大小九口人奔赴千里之外的江城武汉，与此时在武汉新知书店工作的朱曦光（朱枫亡夫陈绶卿大姐的二子）会合。1938年初在武汉，由朱曦光介绍，朱枫与朱晓光（朱枫亡夫陈绶卿大姐的三子）一起加入新知书店，结识徐雪寒、华应申等负责人，并以变卖家产所得向中共领导的这家革命出版发行机构慷慨捐助五百元大洋。在朝夕相处与共同的奋斗中，朱晓光对朱枫产生了感激与敬慕之情，两人不顾年龄与辈份上的“落差”，义无反顾地走到了一起。
1938年夏，武汉形势吃紧，朱枫与朱晓光带家人撤往湖南常德地区。秋，在常德乡间，朱枫生下一男，取名朱明，小名湘虎。婴儿满月后，他们继续在湘西流亡，摆书摊、卖衣物补贴家用；后接朱曦光（时任新知金华分店经理）来信，谓金华时局稳定，遂返回浙江，冬抵金华。
为确保家人的安全，朱枫和丈夫朱晓光将家人送到了当时的抗战大后方、相对较安全的云和县，包括他们的儿子朱明，与前夫所生的女儿朱奉珍（因寒热病致其聋哑）。二女儿朱沈珍（朱晓枫）则被送了在金华的由台湾籍爱国将领李友绑创建的“台湾少年团”，锻炼成长。
朱枫在云和与家人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云和是朱枫最喜欢和最难忘的地方。此时，为革命奔波多年的朱枫中年得子，因哺育婴儿而在家短暂休息，并同离多聚少的儿女团聚，真是喜从心生！
朱枫对家人对儿女温柔关爱。她的大女儿沈珍是个聋哑人，为使女儿长大后有一技之长，能够独立生活，朱枫教授她习字作画、刺绣、缝纫等技艺。女儿也很聪慧，继承了母亲的才华和优秀品德，深得家人的喜爱。令人惋惜的是，后在从云和逃难至广西桂林时，大女儿染病身亡。云和竞成了朱枫与大女儿最后的相聚之地。
朱枫深爱子女，也心系国家的前途命运，在她哺育儿子不满10个月时，就将儿子交托家人抚养，回到金华从事革命工作。在金华，朱枫积极帮助李友邦筹建“台湾义勇队”。建队之初，经济困难，她变卖家产，慷慨解囊，捐款八百元资助。
1940年秋朱枫随朱晓光进入皖南，在云岭新四军军部协助下，参加中村书店工作，热忱为士兵服务并接受革命教育，并将名字改名为朱枫，寓意为要像枫叶一样，有像红旗、像朝晖一样鲜明、热烈的色泽，有不畏寒风、挺立岩头的坚强性格。此后，朱枫这个名字一直伴随她的革命生涯。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所幸在新四军奉命北移前，朱枫作为“老弱病残”人员提前撤离，但丈夫朱晓光在皖南事变中不幸被捕。这让朱枫心急如焚，万分关切爱人的下落和生死。她探听到爱人被囚于上饶集中营，在得到组织的批准和协助后，朱枫化名“周爱梅”勇敢机智地三进集中营探监。她带去进口药品“奎宁”，不仅挽救了病危的丈夫，而且为他后来成功越狱提供了帮助。
朱枫在只身前往上饶集中营探监的时候，曾回云和看望家人，不满三周岁的湘虎怯生生地看着她，跟着陈宜的大儿子——四岁的朱晖一起叫“婆婆”，心里真不是滋味。湘虎自幼由朱英和陈宜抚养，早已把陈宜认作亲妈，把晖儿当作亲哥了。看着儿子虎头虎脑的样子，朱枫打从心底里疼爱，抱着儿子亲了又亲，久久舍不得放下。但想到自己长年奔波在外，晓光又身陷囹圄，至今不能尽一个母亲的责任，亲热地喊一声“儿子”都不可能!只有把这份疼爱连同满心的无奈与愧疚深深地埋在心底……而此刻，千山万水的阻隔、白色恐怖的笼罩，更让身在革命工作岗位上的她把个人和家庭的事情搁在一边了。
1942年春末，朱晓光和难友袁征（蔡谟）在大雨中越狱成功，靠剩余的奎宁一路上换钱生活，得以穿越赣、闽、浙三省的荒山野岭，辗转回到浙江云和与家人团聚，并在家人的掩护之下在山中养伤。朱晓光从云和写信给远在桂林的朱枫，同新知书店总店取得联系，总店立即给他寄了一笔路费，让他到桂林来归队。谁知日寇进攻浙赣，发动浙赣战役，银行迁移，汇款又退回到原地。朱晓光没有法子，跟母亲陈玉、嫂子陈宜商量，变卖家中的几件衣物凑了点钱，让袁征一人先来桂林跟朱枫接头。
浙赣战役后，云和这座小山城骤然间成了战时省会，曾在上饶集中营驻扎过的宪兵第八团二连也从温州调来。朱晓光为安全起见，带着家人搬至离云和县城15里路的五岱洋（现云和县崇头镇武岱峰）山里躲避，生活十分清苦，都盼着朱枫早日来接应。
1942年秋天，朱枫在征得新知书店领导同意后，安排好在桂林办事处的工作，归心似箭地奔赴浙南山区。此时，战事刚过，公路还没有修复，朱枫就轻装从桂林经闽北崇安步行赶到云和，同等候在那里的朱晓光和家人团聚。
为避免朱晓光被敌人发现，朱枫陪同丈夫躲藏在山上疗养伤病，既要开荒种些蔬菜，还要经常下山回家，背些米面油盐回山中。生活虽然艰苦，但患难夫妻相逢，心里也是甜蜜的。面对妻子的关爱与一年前在集中营的三次探望，在朱晓光眼中，朱枫就尤如上天派来“护法”救自己出苦海的韦驮菩萨。
朱枫一家人在云和居住的时候，附近就是国民党的剿匪司令部。表面上挂的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牌子，实际上经常半夜出去抓人。但对于就在他们眼皮底下的朱枫，却始终没有看出她就是从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中来的。朱枫也一点不怕他们，和他们周旋，经常请张三李四办事，他们还总是很乐意去办。犹如《沙家浜》中的“阿庆嫂”，应付自如的与敌人周旋。
朱晓光在云和山区避难、养病数月后，敌人闻风追捕，朱枫再次带领全家八口人走上了流亡之路。他们不敢走近路、大路，而是抄小路，走远道，从龙泉南下福建龙岩、建阳，绕道闽西、广东，经韶关，再乘火车去桂林。患难夫妻和一家人不得不辗转数省到达陪都重庆。朱晓光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汇报皖南事变和上饶集中营实情。
1943年，朱枫在重庆新知书店创办的副业机构“珠江食品店”主管财务和内勤，为新知书店“创收输血”。1944年初，朱枫和朱晓光来到上海，参加新知书店驻沪办事处筹备“同丰商行”。为了革命事业，朱家四口人几乎没有团聚的时候。1945年，朱枫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她又只身赴台湾执行秘密任务，负责将许多重要军事情报送回大陆。1950年2月，因台湾地下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被捕变节，朱枫被捕。6月10日，朱枫身中七弹，壮烈牺牲，年仅45岁。1950年7月，由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签署，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朱谌之同志为革命烈士。
50年后，台湾保密局档案解密，对朱枫烈士的评价：“（三）共匪运用党性坚强，学能优良之女匪干，担任交通联络工作……（四）朱匪于被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应付事变，早做准备。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的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之处……”这样的案情陈述，竟像是对朱枫烈士忠诚勇敢的褒扬。
在两岸爱国人士的努力下，2009年12月9日，朱枫烈士的骨灰从台湾被送回大陆。2011年7月14日，朱枫烈士骨灰安放于其故乡镇海的革命烈士陵园。
（作者单位：丽水市档案馆）
参考资料：
1.冯亦同著，《朱枫传》，三联书店出版，2012年05月
2.《峥嵘岁月》，山东画报出版社，2021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