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友昔(1911—1942)，原名曾传喜，字溪文，又名曾友席、曾铁民，江西于都人。1931年参加红军游击队。1933年2月，编入红七军团，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7月，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供给部干部，转战闽浙赣皖边境地区。1935年3月，随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曾任挺进师供给科科长、中共龙(泉)遂（昌）县委书记等职。抗战期间，历任中共浙西南特委委员、遂昌县委书记兼王村口区委书记、遂昌中心县委书记等职。1942年3月7日，遭国民党武装袭击负伤牺牲1。

曾友昔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为革命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忠诚使命、求实挺进、植根人民的浙西南革命精神在其身上有充分体现。2022年是曾友昔牺牲80周年，笔者谨以此文表达对曾友昔烈士的缅怀和敬意。

一、忠诚使命

“忠诚使命”是浙西南革命精神最深刻的内核，淬炼形成于23年浙西南革命的残酷斗争实践，并在浙西南革命斗争实践中得到充分诠释，曾友昔是淬炼者和诠释者之一。

（一）舍小家为大家。曾友昔于1931年10月参加革命。参加革命时，他已经成婚并育有一子，妻子朱长娣系9岁就到他家的童养媳，勤劳能干，家务事、砍柴、割草样样都做，其子名叫曾八月，可爱招人疼2。从个人情感角度来分析，曾友昔有幸福的家庭和放心不下的人。曾友昔9岁开始读私塾，13岁务农，16岁学木工（箍桶）3，从谋生手段角度来分析，曾友昔有多种谋生手段，在当时的农村可以过上比一般人要好的生活。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曾友昔参加了中共于都县宽田区委书记马德明领导的宽田游击队4。这说明在他的心中不仅仅有“小我”，更有“大我”，这“大我”就是更多穷人的幸福。

曾友昔于193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正是国民党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的第二阶段，国民党集结50万兵力分三路进攻中央苏区，企图一举围歼中央红军。在红七军团的曾友昔参加了反“围剿”的斗争。从政治军事局势角度来分析，当时共产党和红军处于力量明显弱于敌人并屡遭“围剿”的困境。但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下，曾友昔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这说明曾友昔有共产主义信仰。

（二）浴血转战四省信仰弥坚。曾友昔于1935年3月随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在此之前，他随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先后转战闽中、闽东、闽北、浙西、浙皖边、皖赣边，又回到赣东北，之后再转战浙皖边、皖赣边和皖南。1935年1月初，抗日先遣队主力部队被七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包围于怀玉山，指战员大部分牺牲。曾友昔跟随先头部队越过国民党军封锁线回到赣东北苏区，深知身在红军队伍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但在抗日先遣队余部被编入红军挺进师后，毅然随部行动，从赣东北苏区出发，越灵山，渡信江，经崇安，冲破国民党军重重封锁线，进入浙江。这期间，“原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编入挺进师的闽浙赣独立师第一团在部队离开闽浙赣根据地后，大都掉队跑回去了”5。两相比较，我们不得不说，曾友昔信仰坚定。

红军挺进师的使命是进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行动。挺进师进入浙江后，闽浙两省保安团对挺进师一直实行围追堵截，试图彻底消灭挺进师。在发现保安团对付不了挺进师后，国民党当局又分两次共调集十七八万兵力对挺进师实行长达近两年的“清剿”，挺进师四处转战，数百名指战员牺牲。在国民党军对挺进师的第二次“清剿”中，挺进师第二纵队纵队长赵春和思想动摇，丢下部队独自带枪逃跑，致使部队混乱，面临危机。突出重围的曾友昔找到第二纵队，率部一直坚持战斗6。作为挺进师的一员，曾友昔始终在自觉履行职责，这是他信仰坚定、忠诚使命的又一体现。

（三）致力发展壮大中共组织。作为中共地方组织的领导人，发展壮大中共组织是其使命。曾友昔始终忠诚于这一使命。1936年，在敌情稍缓之后，他即着手发展党组织，在浦城县的毛垟、坑尾、宅门和龙泉县碧龙、周条、西坑、井裕以及遂昌县的茶园等村发展党员100余名，建立支部10余个7。其任中共遂昌县委书记期间，遂昌中共组织各项工作步步深入。1939年4月，召开中共遂昌县第一次代表大会。1940年2月，中共遂昌县委扩建为中共遂昌中心县委。至1940年5月，县委下设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青年部、妇女部、农民部等机构，除负责指导中共松阳县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外，下辖王村口、南乡、大柘、湖山、城区、蕉川6个区委和遂（昌）宣（平）汤（溪）边区委、龙泉县境的住龙区委、湘湖师范支部，拥有119个中共支部和14个中共小组，有党员1900余名8，比1937年增加1600余名9。在中共组织发展壮大的同时，大柘、石练、金竹、湖山、蔡溪等乡农民协会迅速建立，各地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迅速壮大，并于1938年11月建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遂昌县队。

皖南事变发生后，遂昌县的国民党顽固派疯狂“剿共”，制造“大柘事件”10。短短一个多月，被破坏的区委、分区委达86%，支部达68%，党员锐减至500余名11。在极端恶劣的政治环境下，曾友昔首先以单线联系的形式开展工作，找党员谈心，稳定党员情绪，布置党员转入秘密活动。之后召开中共遂昌中心县委扩大会议，讨论制订应对国民党顽固派“剿共清乡”的7条措施，并举办两期党员骨干培训班，增强党员从事秘密工作的能力和坚持斗争的信心。再指派可靠人员对原来的党员进行调查和考察，以个别接头的方式，恢复政治上可靠、表现坚强者的组织关系，其他人员则不联系，从而有效扼止了基层组织被继续破坏的势头，保存下一批革命力量。

（四）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在日本入侵中国之时，把各种要求抗日的力量汇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敌，这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作为中共地方组织的负责人，曾友昔忠诚于这使命。他带领党员，以抗日救亡工作队的名义，深入山区，组织农会，推行“二五减租”，反对地主囤积居奇抬高粮价，以改善贫苦农民的生活，动员民众抗日救亡，激发青年参军热情。仅1938年5月至年底，遂昌就有13批次515人参军12，这些人中不少是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青年，党组织要求他们在军队内大力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达到枪口一致对外的目的13。曾友昔领导知识青年开展的宣传革命文化工作也可圈可点14。以报刊为例，仅1938、1939两年，遂昌县先后创办《新遂昌日报》《遂昌快报》《遂昌民报》《遂西快报》《遂昌早报》《遂昌教育》《遂昌民教》《铁雨》等近20种报刊。其中，《遂昌教育》由中共遂昌县特别支部领导出版，主编徐进系该支部书记。该刊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舆论宣传，公开倡导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发动群众订阅《新华日报》。《遂昌快报》由遂昌县立民众教育馆主办，发行人张启权、编辑查如棠均为中共党员。该报的“紧要事体”栏目曾刊登《我们游击队活跃在四郊，广州市像一座空城》《在民众组织中发展民众武装》《五路军、新四军创造豫鄂皖边区抗日根据地》等文章，有很强的战斗性和鼓舞力，在当时广为传阅。即便由遂昌县抗日自卫委员会、遂昌县政府联合主办的《遂昌早报》，也刊发了共产党员刘晓等人所写的《“五四”与反日反汉奸》等战斗性很强的文章。15曾友昔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好学，领导能力强，深受知识青年的爱戴，是知识青年楼国平等人最崇拜的人16。此外，曾友昔还领导开展了在遂昌全县张贴《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对时局的宣言》、在湖山举行抗战两周年纪念活动、在大柘举行抗战三周年纪念大会和火炬游行等活动。综上所述，曾友昔以抗日救亡为己任。

（五）生命垂危之时仍记挂着革命事业。曾友昔于1942年2月13日负伤，次月7日牺牲。在负伤至牺牲这二十多天时间里，曾友昔身体状况极差。在极端痛苦的情况下，他仍记挂着工作，轻轻哼起的是《新四军军歌》和《国际歌》17。《新四军军歌》是曾友昔1941年教遂昌地下党员唱过的一首歌。曾友昔所教的歌词为：光荣北伐罗山上，继承了先烈的主义，千百次抗战重山稳稳，千百里作战风雪饥寒，奋斗丰富了经验，锻炼了艰苦牺牲精神，为了社会幸福，为了民族生存，站在一贯坚持我们的斗争，八省战士站在一道抗日，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18。《国际歌》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歌，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歌。歌词为：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从曾友昔在生命垂危之际的牵挂和哼唱的歌曲，我们可以看出曾友昔心之所系是劳苦大众，是共产主义事业，是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二、求是挺进

“求是挺进”是浙西南革命精神突出的特质，彰显了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往无前的战斗意志和出奇制胜、变不可能为可能的智慧勇气。曾友昔的处事态度和工作方法凸显了这一特质。

（一）因人制宜。对国民党基层政权的工作人员，曾友昔贯彻执行“打击顽固，争取中间，发展进步”的策略。每到一个新地区，他就深入群众，摸清社会各阶层情况，如有多少地主、恶霸、富农、中农、贫雇农，政治情况如何，有没有宗派斗争，保甲制度是否严密等。得到第一手材料后，他再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出对策。比如在福建省浦城县桥门乡开展工作时，他了解到该乡二十八保保长杨裕林很反动，经常带国民党军“围剿”红军游击队，就派3个红军战士把杨裕林镇压了。考虑到没有人当保长的话，国民党军一来就乱抓人，群众不能好好生产，他指示当地党员动员群众选出杨正良当保长，条件是“白皮红心”——有国民党军队来进攻，事先通知红军；不要敲群众的竹杠。19曾友昔用这种“不同对象区别对待的方法”实现了争取龙浦边境所有保长的目的，局部瓦解了国民党政府的基层组织。

在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剿共清乡”的恶劣环境下，对曾经加入中共组织的人员，曾友昔注重调查，不同对象区别对待。1941年，遂昌的中共组织遭国民党严重破坏，曾友昔指派杨荣、周樟福等到大柘、保仁、川溪等地，对原来的中共党员深入调查和考察，按各人在“大柘事件”后的表现，整顿和恢复组织。对于政治上可靠、思想坚定、表现坚强者，以个别接头的领导方式，恢复其与组织的联系，但只允许单线联系，不允许横向联系，保持绝对秘密。对于思想不十分坚定，表现不甚坚强，一时看不准的，暂不联系，不恢复其组织关系，待进一步考察后再行处理。对于思想动摇，立场不坚定者，以及向国民党地方当局自首、自新者，坚决断绝联系。即使是被迫向国民党地方当局假自首自新者，也不予以联系，待进一步考验后再行处理。20 这种“不同对象区别对待”的处理方法有效遏止了中共基层组织被继续破坏的态势，也使得坚强的革命队伍依旧有领导者。

在遂昌，畲族人口约占全县人口的十二分之一，他们经济上遭受着比汉族群众更加残酷的剥削，政治上承受着比汉族群众更加深重的压迫和民族的欺侮。中共组织在畲族群众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和建党工作时，畲族群众表现出了特别强烈的革命愿望和抗日救亡热情，他们居住相对集中，因此，曾友昔在发展党员时，将畲族地区作为重点。在有畲族群众居住的大柘、石练、保仁、川溪、霜月5个乡镇的中共组织中，畲族党员占49%。保仁乡钱村55户60名中共党员中，畲族党员占59名。中共石练分区委下属20个支部、265名党员中，有14名畲族支部书记、131名畲族党员21。

（二）因时制宜。1938年1月，遂昌被浙江省政府确定为战时经济实验县，地处遂昌县中腹部、资源丰富且交通相对便利的大柘成为战时经验实验的中心。是时，担任遂昌县县长的是倾向抗日的进步人士陆希澄，国民党遂昌县党部特派员程一戎也倾向于抗日。曾友昔不失时机，将中共遂昌县委工作和活动区域的中心从王村口迁移至大柘。大批进步知识青年、中共党员云集大柘，全力投入抗日救亡工作，使大柘区域迅速成为遂昌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

在领导抗日救亡运动时，曾友昔在大柘的房东和联络点几经变化。据地下交通员苏石玄回忆，1938年4月，中共组织在大柘的联络点设在大畔畈下山坞林日春家，后因林日春透露了联络地点，曾友昔在5月下旬把联络点迁移到大畔畈下村钟东成家，12月又转移到横源下村卓云章家，1939年2月转移到横源村雷金德家，7月转移到上横源苏石玄家，1940年2月转移到石练宏岗邵金荣、张关祥、刘樟训家里，然后迁到象岗北山兰石宝家里，4月又转移到宏岗雷阿美家里，6月转移到培坞雷樟福家。22 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大背景下，曾友昔在大柘所设的联络点在2年2个月时间里却转移近10次，这说明他对时局有清醒的认识——即便国共合作抗日期间，国民党内的反共势力依然存在，时刻都要做好应变准备。事实证明，他的判断非常正确。

（三）因地制宜。曾友昔非常注重秘密行动的安全。1936年6月，中共浙西南特委建立中共龙（泉）遂（昌）县委，任命曾友昔担任中共龙（泉）遂（昌）县委书记。中共龙（泉）遂（昌）县委下辖住龙区委和王村口区委，曾友昔兼任中共王村口区委书记。在任王村口区委书记期间，他首先在地处龙泉、浦城、遂昌三县交界处的龙洋乡茶园村发展党员，建立支部。因为该村四周崇山险峻、森林茂盛，地形险要，又是遂昌通往龙泉碧龙源的关隘。23

1939年夏，在王村口区署任壮丁教练员的中共党员黄纯标叛变出卖组织，王村口区党组织被破坏，中共遂昌县委和中共浙西南特委的秘密交通线无法再使用。曾友昔另辟道路，设法找到一条从中共浙西南特委主要活动地龙泉县住龙乡碧源村经大风坳、坳头村、下洋、淤连山、根竹口、车床到达中共遂昌县委主要活动地大柘的道路，使得中共浙西南特委和中共遂昌县委的通讯线得以恢复。24

1940年3月，中共遂昌中心县委加强对遂（昌）宣（平）汤（溪）边区党组织的领导，将中共宣（平）遂（昌）汤（溪）工委改组为边区委。从县委的主要活动地大柘、保仁一带到达遂（昌）宣（平）汤（溪）边区路程长达百余华里，如果过大路，容易暴露目标，发现敌人也难隐蔽。曾友昔和中共遂（昌）宣（平）汤（溪）边区委书记杨荣假装挖草药，爬过一座座山头，经过观察，找到一条可以避开大路、大村庄，又有中途住宿联络站的通道。这样，从中共遂昌县委机关主要活动地到遂（昌）宣（平）汤（溪）边区就比较安全。先后有二三十名同志从这条交通线上安全通过。25

三、植根人民

“植根人民”是浙西南革命精神的重要指引，诠释了共产党人坚持群众观点、践行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和竭力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赤子情怀。曾友昔具备这种优良作风和赤子情怀。

（一）注重培养保护当地党员干部。曾友昔认为，本地干部对人情、风俗、习惯了解，是红军和中共组织联系群众的桥梁，因此非常重视培养选拔当地干部。选拔干部时，他从党员中选拔并注重考察，先分配该党员完成联络、带路等任务，观察该党员对革命工作是否积极，能力是否强，再任命工作积极、能力强的当地党员为不脱产或半脱产干部，发给一定的津贴费。龙浦边境毛垟村的杨松贵、杨荣和遂昌县大柘区域的邹樟成、傅四美、吴然就是其培养出来的得力干部。在杨荣以中共遂（昌）宣（平）汤（溪）边区委书记的身份到遂（昌）宣（平）汤（溪）边区开展工作时，曾友昔再三嘱咐他要注意培养本地干部26。

曾友昔重视保护当地党员干部。“大柘事件”发生后，他主持召开中共遂昌中心县委扩大会议，讨论制订了应对国民党顽固派长期“剿共清乡”的7条措施。其中，“所有面目比较红（身份比较暴露）的党员，立即离家，暂时到亲朋好友处隐蔽，待环境好转后再返回，或待后再根据国民党“‘剿共清乡’情况决定下一步行动”“现有组织之间，采取单线联系，只有直线领导关系，不允许有横向的关系”“做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争取地方开明绅士，设法营救被捕人员”“充分做好被害遇难者家属的安慰工作，稳定其思想情绪”27 等都是保护当地党员干部的举措。

（二）关心人民群众疾苦。曾友昔任中共遂昌县委书记和中共遂昌中心县委书记期间，曾教遂昌县的地下党员唱歌。遂昌县档案馆135Y-73卷收藏了遂昌县党史部门1959年12月9日征集到的曾友昔所教唱的《太阳出来红》《妇女解放歌》等歌曲。《太阳出来红》的歌词为：太阳出来红，月亮出来黄呀，农民辛辛苦苦日夜忙，好比月亮赶太阳呀。一年到头来没有一颗粮，我们要翻身呀，我们要活命呀，只有打倒那旧社会呀！《妇女解放歌》的歌词为：天早起来做到日落西，风吹雨打又是受人欺，真正苦运呀，真正痛苦呀，劝我妇女们快快团结起！书也没有读，字也不会写，拿起算盘算也不会算，劝我妇女们，快快觉悟起。还有一些歌曲，当年的地下党员已经回忆不起歌名，但还记得歌词，比如：什么人不劳动多享福呀？什么人做苦工还要受冻饿？地主资本家不劳动，多享福呀。工农呀群众呀，做苦工还要受痛苦。从曾友昔教唱的歌曲内容可以看出，曾友昔关心劳苦大众的疾苦。

曾友昔具有竭力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赤子情怀。在遂昌，曾友昔广为人知的姓名是曾铁民，甚至遂昌革命陵园墓碑上的名字也是“曾铁民”。关于这个名字的由来，和曾友昔并肩开展工作的战友、曾任红军挺进师第二纵队文书、中共闽浙边委委员等职的宣恩金说，群众因其领导农民开展反对地主囤粮不卖的斗争取得胜利，感激他，故将其名改为曾铁民，意为“铁了心为人民”28。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曾友昔“为人民”的赤子情怀。

（三）深受人民群众爱戴。遂昌人民对曾友昔有深厚的感情。这从遂昌人民不顾自身安危救护他以及几代人对他的追忆缅怀可以看出。1941冬，中共遂昌中心县委领导机关被迫完全转入地下斗争，转移到海拔一千余米的千佛山乌尖头。曾友昔等人生存所需物品均由中共前山支部、中共车床支部的党员秘密送上山。1942年2月13日，遂昌县自卫队60余人抵达前山村，逮捕了中共前山支部书记叶三奶。在严刑拷打下，叶三奶坚不吐实，并在县自卫队押着他逼他带路袭击乌尖头时，用大声争吵的方式向中心县委报警，使得曾友昔等6人得以转移。在转移过程中，曾友昔先后得到地下党员钟裕德、蓝观富等人的帮助，蓝观富甚至用母亲身上的裤子换下自己身上的裤子给曾友昔穿上29。在曾友昔隐蔽养伤期间，地下党员蓝世隆、胡正和、钟裕德、雷裕高、雷观余、雷观文、雷裕民、雷金田、蓝金英等人冒着生命危险照顾，并千方百计向附近的一些土郎中问药。为了保护曾友昔的遗体，他们将曾友昔的遗体转移到牺牲地五华里外的地下党员胡正和祖上的旧坟洞里，并把隐蔽、安葬曾友昔的一切痕迹毁去。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遂昌县委、遂昌县人民政府将曾友昔的遗骸先后迁到遂昌县革命烈士公墓、遂昌县革命烈士墓、遂昌县革命烈士陵园。1994年，在县委兴建遂昌县革命烈士陵园时，全县党员、群众纷纷捐款，已经离开遂昌40余年的蓝金土（曾救助曾友昔的老党员蓝观富之子）向遂昌县民政局汇款100元，叮嘱用于曾友昔墓迁移30。曾友昔生前主要活动地保仁乡（今三仁畲族乡）的群众自20世纪80年代起即筹划建造曾友昔纪念碑亭。2014年，在完成“美丽乡村大家建”项目时，曾铁民烈士纪念碑和友昔亭终于落成。至今，已有数千人在曾友昔烈士纪念碑亭前接受党史教育，已经牺牲80周年的曾友昔仍在用他身上体现的浙西南革命精神激励着后人在红绿融合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注释：

1.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浙江中共党史人物（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6月版，第358页。

2.曾三月：《曾传喜的历史过程》，1982年8月14日。存遂昌县档案馆135Y–1–34卷。

3.曾三月：《曾传喜的历史过程》，1982年8月14日。存遂昌县档案馆135Y–1–34卷。

4.曾三月：《曾传喜的历史过程》，1982年8月14日。存遂昌县档案馆135Y–1–34卷。

5.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147页。

6.中共丽水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浙江丽水历史》第一卷（1927—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9年9月版，第171页。

7.杨荣：《回忆曾友席同志》，1983年1月。存遂昌县档案馆135Y—1—34卷。

8.浙江省遂昌县史志办公室：《中共遂昌党史》第一卷（1919—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3月版，第205页。

9.据1992年10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浙江省遂昌县组织史资料《1927.1—1987.12）》第23页载，1937年遂昌县中共党员人数为300余名。

10.大柘事件：1941年1月26日（除夕）夜，国民党军警在遂昌县大柘区域抓捕10余名中共党员。29日，国民党军警枪杀坚不吐实的2名中共党员并将其余被捕者解送遂昌县城关押。

11.浙江省遂昌县史志办公室：《中共遂昌党史》第一卷（1919—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3月版，第237页。

12.中共丽水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浙江丽水历史》第一卷（1927—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9年9月版，第210页。

13.金耀东：《关于遂昌地区革命斗争历史的补充回忆》，1982年。存遂昌县档案馆135Y–1–37卷。

14.1938年，40余名来自上海、杭州、无锡等地的知识青年先后到遂昌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他们大都是中共党员或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

15.遂昌县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办公室：《遂昌县革命文化史料汇编》，1992年12月印行，第14、15、240、241页。

16.陈式正：《闽浙赣三省边区绥靖指挥部训令》附发奸伪名单一份，1941年9月18日。存遂昌县档案馆412–5–10卷。

17.钟常贵：《证明》，1971年1月9日。

18.遂昌县党史资料研究领导小组：《曾铁民同志教我地方党员和武装人员唱的歌》，1959年12月9日。存遂昌县档案馆135Y–1–73卷。

19.杨荣：《回忆曾友席同志》，1983年1月。存遂昌县档案馆135Y–1–34卷。

20.浙江省遂昌县史志办公室：《中共遂昌党史》第一卷（1919—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3月版，第240页。

21.浙江省遂昌县史志办公室：《中共遂昌党史》第一卷（1919—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3月版，第203页。

22.苏石玄：《遂昌县委曾铁民等领导人在大柘地区的房东和联络点情况》，1989年1月18日。存遂昌县档案馆135Y–1–82卷。

23.曹发生、罗樟顺：《我们参加地下党情况》，1988年9月30日。存遂昌县档案馆135Y–1–84卷。

24.杨荣：《回忆曾友席同志》，1983年1月。存遂昌县档案馆135Y–1–34卷。

25.杨荣：《回忆曾友席同志》，1983年1月。存遂昌县档案馆135Y–1–34卷。

26.杨荣：《回忆曾友席同志》，1983年1月。存遂昌县档案馆135Y–1–34卷。

27.浙江省遂昌县史志办公室：《中共遂昌党史》第一卷（1919—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3月版，第239页。

28.宣恩金：《回忆和曾铁民同志战斗在一起》，1982年12月6日。存遂昌县档案馆135Y–1–34卷。

29.浙江省遂昌县史志办公室：《中共遂昌党史》第一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3月版，第167页。

30.蓝金土：《给遂昌县民政局的一封信》，1994年9月9日。存遂昌县档案馆64–38–8卷。

（作者单位：遂昌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