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室南渡，杭州成为南宋的政治中心。较于历朝松阳儒士而言，地近京畿，便利科举。大家世族，因之兴起。“自建炎省方吴会，二浙之民渐王泽为近，溪皋谷陬往往化韦褐为簪组。其士大夫家仕者亦蕃于初，一门之内，或四三，或六七，或累十数而未止也。”1 是故，松阳潘氏、程氏、项氏等宗族逐渐成为松阳望族之代表。他们在南宋宽松开明的政治环境中，作为理学家，相互阐发理学思想；作为士大夫，得与天子共治天下。

南宋理学支派纷呈，以学术旨趣和思想底蕴而受到各学派影响是南宋理学思想的突出特征。松阳儒林的理学思想主要受闽学派、金华学派、四明学派、永嘉学派和永康学派的深刻濡染。

一、闽学派

朱熹创立闽学派，其思想体系中，不仅熔铸传统儒家思想，而且还吸取佛道思辨哲学，更定以理论思维色彩。南宋淳熙九年（1182），时任浙东提举的朱熹在松阳讲学，造就了王光祖、王道深、叶宸等为代表的闽学派理学家，促使闽学在松阳兴起。

当时，朱熹在福安僧舍（今址松阳县南州村）讲学，阐述《集注》《集传》经义。王光祖双手置于胸前交拱团形如太极，恭敬地站着听课。朱熹一看，甚为惊奇，认为王光祖胸中自有太极。二人交谈间，王光祖谦逊地提出：《集注》中的“不使滋长于隐微之中”一句，若加上“潜”“暗”二字，为“不使潜滋暗长于隐微之中”是否更加贴切？朱熹深以为然。后来，二人常有诗文往来，推为知音2。朱熹甚至高度评价王光祖是“栝苍士友第一人”3。

根据朱熹与王光祖二人对周敦颐太极图的看法，可悉二人知音之所在。王光祖《观太极图有感》诗云：“二气潜行显万殊，一蒲芦出一蒲芦。天机漏泄谁先觉，道在濂溪太极图。”这是一首理学诗。

何为“二气潜行显万殊，一蒲芦出一蒲芦”？该句可以以《太极图说》解。经朱熹整理考订后的周敦颐《太极图说》讲道：“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唯人也得其秀而为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

何为“天机漏泄谁先觉，道在濂溪太极图。”朱熹在《濂溪先生事状》中不仅肯定周敦颐作太极图及图说，而且还认定周敦颐道学之奥妙均具于太极图中。《周子太极通书后序》写道：“盖先生之学，其妙具于太极一图，《通书》之言，皆发此图之蕴，而程先生兄弟语及性命之际，亦未尝不因其说。”

对照而览，王光祖与朱熹对于“太极”的理解一致，都认为太极即是天地人物之通理，讲的是人同自然的关系、个人同社会的关系、社会伦理道德同自然之奥妙。

王光祖官至大理评事，仅有诗三首遗存。故其理学思想，止得管中一窥而已。南宋淳熙九年与朱熹相与交流默契的松阳儒士，有记载可寻还有王道深和叶宸。王道深、叶宸均致力研究理学，惜乎遗字更少。究其原因，应是隐居之故4。

朱熹的松阳之行，因与王光祖、叶宸、王道深等人交谈畅怀而特地停留多日。嗣后，即以叶宸的家塾拓充为明善书院，用作松阳乡人肄业之所5。

二、金华学派

金华学派在南宋思想界有较大影响，为浙东学派先声之一。它带有折衷朱熹陆九渊之间哲学思想，强调“天道有复，乃天行自然之道，人之善心发处，亦人心固有之理。天道复便运行无间，而人心多泯没，益以私意障蔽，然虽有障蔽，而秉彝不可泯没，便是天行无间之理。”6 与闽学相比，同样以儒学为宗，博杂道学佛学等各家思想。金华学派尤其重视“明理躬行”，经世致用，反对空谈阴阳性命之说。

相比而言，金华学派在松阳儒林濡染最为深刻。主要是两个家族：潘氏家族（潘好谦、潘景夔、潘景尹、潘景宪、潘景愈）和叶氏家族（叶南叔、叶重开），他们与学界中人吕祖谦或师或友，潘氏甚至因此而徙居金华。

潘氏家族历经潘干、潘珂，传至潘宗回始以儒学起家7，再传潘好谦、潘好古，三传潘景夔、潘景尹、潘景宪，四传潘自厚、潘自牧等辈，在金华建立起家族基础，蔚为地方望族。不仅与吕祖谦有学术交流，而且由吕祖谦介绍朱熹结为姻亲往来8。潘氏家族对金华、松阳两地之教育文化与地方活动都具有较大影响力。

潘好谦（1117～1175），字伯益，号矫斋。性嗜文史，恂恂驯饬，尤尚理学。他的仕途始于因岳父陈东9恩荫补官，授迪功郎。任丽水县尉，官至通判绍兴府。他与吕祖谦友善，为了更好地教育儿子潘景连、潘景夔、潘景尹、潘景达，特地徙家至金华，让诸子从吕祖谦学。诸子皆学有所成。晚年返回故乡松阳终老，葬十都乌连（今址红连村，有圹志出土）。

潘好谦之兄潘好古（1101～1170），字敏修。入成均，与名士游。吕祖谦称：“某虽侍公晚，一见意浃，屈年辈尽悃款，异乎世俗所以相期者。”10 平居喜著书，于诸经各为之说，著有《诗春秋语孟中庸说》五十一卷11。著述已轶，无从考究其理学思想。但是可以从元儒周权《题潘好古诗卷》略知端倪。全文如下：

繄古道之久混兮谓渭浊而泾清。耳所适以是悦兮纷瓦釜其雷鸣。岂大雅之不作兮由世尚之所征。何独子之古好兮得非姱节而特行。念朱弦之既绝兮岂鸾胶之足凭。谅吾朴之弗凿兮又何恤乎亏成。

振寥寥之孤响兮嗟彼聋俗而畴顾。当郑卫之淆哇兮乃独倡乎咸濩。惟心游于太古兮发冲泊之天趣。将抱瑟而从之兮爰写余之中素。伫落月之馀音兮渺松风于秋曙。

可见，潘好古除了《诗说》等著外，尚有诗卷。前者之诗乃诗经之诗，后者之诗乃诗集之诗，两者不一样。前面谈到王光祖的理学诗《观太极图有感》，以其诗窥探其理学思想。周权《题潘好古诗卷》高度赞扬潘好古诗风之清雅不俗、诗意之天趣古朴。若诗为心声，则个中理学印迹犹在焉。如“何独子之古好兮得非姱节而特行”，姱节特行，则明理躬行、经世致用的金华学派思想之徵可见。更重要的是，潘好古潘好谦兄弟深刻影响了他的子侄潘景夔、潘景尹、潘景宪、潘景愈乃至家族致力金华学派。

潘景宪（1134～1190），字叔度。九岁以童子贡京师。后入太学，更加刻苦自励。他与吕祖谦同擢进士，以己学不及吕，于是师事之12。终成南宋名流。“学于东莱先生。与东莱同年而齿长，闻其论说行身探道之意，慨然感悟，遂弃所学学焉。父丧服除，不复仕，日游吕氏之门，颂诗读书，旁贯史氏，尤尽心于程《易》。朱晦翁子塾，其婿也。”13及卒，朱子为撰祭文墓铭，谓其躬行之效，内则孝弟著于家，外则仁义信于友。

潘景宪兄弟潘景愈、潘景夔、潘景尹，作为潘氏家族三传，皆见诸于《东莱遗集》：“潘景夔、景尹，松阳人。其父朝散好谦，笃于教子，越数百里遣从东莱游，且谋徙家于婺，以便其学。”此在前文已述。“潘景愈，字叔昌，叔度之弟。尝为太学解魁。年三十馀，甚有志趣。东莱称其有意务实。”潘景愈全程参与了中国思想学术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南宋淳熙二年（1175），潘景愈随从吕祖谦到达福建14，在建阳寒泉精舍，参与编辑《近思录》《程子格言》。之后，会同闽学派一行人到达江西铅山鹅湖寺，与应邀前来鹅湖寺的陆九龄象山学派一行人相会论学。此次理学家辩论，首开中国哲学辩论会之先河。故姜特立15称潘景愈“经术东莱学，才名上国光”之誉可谓名符其实。

“经术东莱学”的松阳潘氏家族在南宋成了名流。在承继前代著述编撰经验的同时，学术造诣推陈出新。志书《海昌图经》、类书《记纂渊海》尤其值得一提。成书于南宋开禧二年（1206）的《海昌图经》是潘景夔任盐官知县时编修的志书，分十卷，“历代之沿革，山川之向背，风俗人物，赋役土产，凡一邑之所当问者，会粹满篇，而以碑碣、纪咏次之。”16方志体例不可谓不完备。成书于南宋嘉定二年（1209）的《记纂渊海》则是潘自牧17任福州州学教授时编修的类书，分一百九十五卷，一反古代类书传统，不主记事，详于纂言，其编排体例独特，文献价值巨大。践行了经世致用的金华学派思想。

以上是受金华学派濡染的松阳潘氏家族情况。吕祖谦嫡传主要分“丽泽诸儒”与“明招学者”，“丽泽诸儒”指的是从学于丽泽堂的门人，“明招学者”指的是从学于明招山的门人。松阳儒林则二者兼而有之，即潘氏家族成员为“丽泽诸儒”，叶氏家族的叶南叔、叶重开则为“明招学者”。叶南叔（1137～1197），字叔昭。从吕祖谦学于武义明招寺18。淳熙癸丑进士，授朝散郎、迪功郎、复州州学教授。叶重开，从吕东莱学19，登南宋淳熙十一年进士。可惜二人文名，均湮没于史海。

三、四明学派

“慈湖先生”杨简是象山学派的重要传人，他发展陆学心学思想，形成四明学派。认为“心”是最高的范畴，万事万物都起源于这个无思无为、寂然不动的“心”。他说：“心何思何虑，虚明无体，广大无际，天地范围于其中，四时运行于其中，风霆雨露雪散于其中，万物发育于其中，辞生于其中，事生于其中”20。

四明学派的松阳代表主要是高宗商、项复、程沐、刘炎。其中，高宗商是杨简的同门师友，项复是杨简的直传弟子，程沐与刘炎是杨简的再传弟子。

高宗商，字应朝，乾道壬辰黄定榜进士，邕川教授。他与“甬上淳熙四先生”21同为象山先生陆九渊的门人，朱熹曾称赞高宗商“发明深切，远方学者，得所未悉，必有感动而兴起者。”又在给詹体仁22的书信《与詹元善书》写道：“高教授所留意学校甚善，渠从子静（陆九渊）学，有意为己，必能开导其后。”

项复，字吉甫，师从杨简。旧志载，一日，杨简问：“学而时习之，作如何说？”项复仓促之间，不能对答，于是说：“不谈，口生荆棘。”杨简抚几惊叹道：“正是此说！”项复心生惭愧，以此为警悟，学业日益长进。项复虽然没有获得科考功名，但是大器晚成，晚年得到朝廷荐用，授职校书郎。他隐居不仕，自号“耕乐”，斋号“莫能名庵”。“莫能名庵”的命名，可以通过袁甫23的《莫能名庵记》洞察项复的心学人学思想。《莫能名庵记》全文如下：

余友项吉甫，以“莫能名”名其庵。余曰：“子奚所居？”曰：“吾朝夕惟庵之居。”余曰：“子莫得而名其庵，又奚得而居其庵？”曰：“吾以莫能名名之，则亦以莫能名居之。”余曰：“天地尚可得而名，子岂大于天地耶？子诚大于天地，曷为囿于天地之内耶？”曰：“吾与世人周游于宇宙之间，饥而食、渴而饮、昼而作、夜而息，吾无适而不自得，天地又安得而囿我？”余曰：“子之筑斯庵也，天地固不能囿子矣。其毋乃囿于莫能名之中耶？”吉甫未知所对。余曰：“子不知也，余亦不知也，未尝囿于莫能名之中也，亦未尝超于莫能名之外也。子以为奚如？”吉甫曰：“本无可超，亦无可囿。”余嘉其言之契余心也，遂书以授吉甫。

“本无可超，亦无可囿”一语括之，这正是四明学派的“本心”之论，确与“人心自明，人心自灵”24无异，无疑能与主张“万物与我心契”的好友袁甫击掌会意。

在松阳，袁甫除了有一个知心好友，还有一个得意门生——程沐。程沐，字自芳，以父“松阳开国男”程榆荫任补官铅山尉，历籍田太社令、将作监太府寺丞、浙东提举吏部郎官。他的学派传承为杨简—袁甫—程沐25。袁甫对他这个门人甚为满意，言“余每与沐讲论经义，归必告乃翁（程榆）。”26

刘炎是杨简的另一位再传弟子，他的学派传承为杨简—真德秀—刘炎。刘炎，字子宣，师从真德秀。因庆元党籍，隐居不仕。著有《刘子迩言》十二卷。明嘉靖八年，王守仁之友方豪27将抄本推荐给光泽荣端王朱宠瀼，认为“是书精思至论，最有益于学者。”28 朱宠瀼亦认为“其言皆穷理尽性，成已成物，乐天知命，居常应变，间涉治平修攘之要，实内圣外王之学。”于是即付刊印，使得该书流传于世。可见，刘炎作为四明学派的再传弟子，也是陆九渊“心学”到王守仁“阳明心学”较为重要的起承人之一。至清乾隆年间，该书编入《四库全书》子部一·儒家类。

《刘子迩言》成书于南宋嘉泰甲子（1204），条分成性、存心、立志、践行、天道、人道、君臣、治道、今昔、经籍、习俗、志见等十二卷，书中阐述“天命以人不物之”、人之性即“天地之性”，较之与《慈湖遗书·已易》中阐述的“天地，我之天地。变化，我之变化。非他物也。”足见师承。同样，也主张“履践”躬行为务。刘炎强调“君子保天地之性之谓仁，成天地之仁莫若学。”是故，真德秀在《刘子迩言》后序中称赞其“有功于学”。

四、永嘉学派

永嘉学派是南宋时期在浙东永嘉（今温州一带）形成的学派，以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等为代表，叶适则集之大成。主张“经世致用，义利并举”“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物之所在，道则在焉”，反对空谈义理。永嘉学派的松阳代表主要是薛南。宋濂《薛府君墓志铭》称：

薛，为永嘉巨族。宋南渡后，有大儒生其间。学术论议，与闽潭抗衡，人以东瓯学名之。松阳之薛，实与同宗。其讳尧章者，自永嘉来知处州，遂家松阳。松阳，处属邑也。尧章之玄孙某军节度掌书记南，通春秋学，独信遗经而不惑于传注，尝著《微意发端》一篇，谓“春秋正名之书，诸儒以一字为褒贬者皆非也。”论者韪之。

墓志铭中“松阳之薛，实与同宗”之说即指薛南与薛季宣的宗属渊源。《春秋发微》书稿已轶，仅有自序遗篇。自序云“据经而备论之，以证元凯之误，以解知几之惑，使后之学者，不至弃经而任传，此其志也。”谓“春秋正名之书”，究圣经之终始，探其微意，或亦与薛季宣《春秋经解》《春秋指要》濡染。至少“独信遗经而不惑于传注”，反对空谈命理，是薛南与薛季宣共同的理学思想。

五、永康学派

永康学派是以南宋婺州永康“龙川先生”陈亮所创的学派。较与闽学派相对立，力图“开物成务”，使儒家学说切于实用。永康学派的松阳代表主要是包仁。

包仁，字茂德，包拯第五世孙，宋绍熙癸丑陈亮榜进士，松阳包氏始迁祖29。包仁任大理寺评事致仕，自婺州迁居松阳。历代县志未载包仁，然载有包仁次子包绍“开禧乙丑毛自知榜”30进士。今在横樟村包氏宗祠有匾额数块。其中一匾，长四尺八分，宽二尺，黑底金字。减地阳刻“翰墨流芳”四字，行书，字径一尺许。款字“赐进士及第任礼部尚书陈亮为赐进士包仁立，绍熙伍年仲春月吉旦”二十八字，楷书，字径一寸。

史载，南宋绍熙四年状元及第后，陈亮授职签书建康军判官厅公事，次年三月即逝世，终身未任礼部尚书之职。故此匾真实性尚待考证。若属实，亦在包仁未致仕徙居松阳之前。一如状元沈晦为羡田园而迁入，不同潘氏为慕理学而外迁。

六、“平甫之学”

前述理学五学派，若以处州松阳论方位，则闽学派在南，金华学派、永康学派在北，永嘉学派在东，四明学派则发展于江西之象山学派。而处州一带在诸多学派包围之中，未有理学学派形成。近年亦有观点称，以何澹、叶翥、胡纮为代表谓之曰“处州学派”，又言处州学派本质上属苏蜀学派31。观点虽有新意，但并未被学界广泛认可。就南宋这一时期松阳儒林而言，笔者认为醇儒项安世之学自成一体，尤值浓墨重笔，姑且称之为“平甫之学”。

项安世（1152～1208），字平甫，淳熙乙未詹骙榜进士，著有《周易玩辞》《项氏家说》《平庵悔稿》等遗世，逝后入祀乡贤。项安世在《宋元学案》中标识为“晦翁学侣”。《宋元学案》编著者冯云濠案：“谢山32《奉临川贴子》云：项平甫来往于朱、陆之间，然未尝偏有所师。又案：谢山《学案》原底于《岳麓诸儒序录》有「项平甫」三字，后定刊本抹之。”显而易见，项安世，既非闽学派门人，又非象山学派弟子，更非岳麓诸儒。

浙东南宋淳熙年间连续受灾，绍兴府尤烈。淳熙八年(1181)秋，朱熹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专事赈灾。正值项安世任绍兴府山阴县教授。此时朱熹已经吕祖谦引荐33和项安世相识，于是顺道相与讲明义理之学。次年即淳熙九年，朱熹南来，才结识了王光祖、王道深、叶宸等人。

项安世结识吕祖谦的时间则更早。南宋乾道九年（1173）34，随父居荆南的项安世被时任荆南知府的曾逮35所欣赏。曾逮称赞项安世“年虽少而志操坚正”，遂写信将他推荐给外甥吕祖谦。

项安世结识张栻也比较早。南宋淳熙五年（1178）待阙江陵之际，安抚张栻知江陵府，二人已有交集。项安世作《次韵张安抚李侍郎同赋茯苓酥》，诗中以唐代士大夫精神自警，励志全节。

张栻、朱熹、吕祖谦合称“东南三贤”。项安世和“东南三贤”来往之外，还与陆九渊、周必大、叶适、张鎡、罗颂罗愿兄弟、李壁李埴兄弟、辛弃疾、高宗商、潘景夔、叶南叔、司马伋等大儒交好。周必大极推赏项安世之文才，他出判潭州之时，正值项安世任潭州府学教授，当他得知项安世爱酒，竟每月给酒四斗。总而言之，项安世尽管与当时儒林名流往来友好，“然未尝偏有所师”，全祖望之观点可谓确切！

可见，“未尝偏有所师”是项安世之学殊于其他学派也是自身未能形成学派的一个原因。邵雍尝言：“若无扬子天人学，安有庄生内外篇”36。可以说，没有扬雄，就没有宋代的易学和理学。而项安世则反其道，言：“吾易不师房与雄，吾筴不占方与功”37。但接着又言：“日生一字有馀矣，万有二千无隐尔”，表现在文字的考据以及对经与传的注解非常严谨。

当然，项安世之学更不是“处州学派”，甚至与胡纮、何澹等人于宦于学均有排斥。项安世奏劾排斥过姜特立，因何澹奏劾周必大而排斥何澹，又因胡纮奏劾朱熹而排斥胡纮，甚至羞与胡纮同籍。南宋庆元二年十二月，项安世以伪党罢，作为庆元党籍五十九人中的一员，自此不认与胡纮同籍括苍，从此只言家居江陵38。

固然，项安世没有开山立派，在学术上的地位远不及程朱等大家，但仍有衣钵传人。如项寅孙、郑克宽、刘澹然等人。

项寅孙是项安世次子，曾为宋理宗侍读。理宗《赐侍读项寅孙讲论语诗》全诗云：“政学纲条备鲁论，言言洙泗典型存。四朝礼乐为邦法，六艺喉衿入圣门。忠恕浑全吾道贯，性天融会所闻尊。细旃讲彻加紬绎，修己安民实水源。”获评如此，当是家学传承之故。此外，长子项宜孙、三子项容孙、四子项康孙、五子项庠孙，俱有才学。

郑克宽是项安世的弟子，原是遂昌人，因受学于项安世而改籍松阳，得理学之要。他先中淳熙乙卯两浙魁，再登开禧乙丑榜眼。有舒向之学、迁固之才、燕许之笔39。

刘澹然是项安世的崇拜者。他是嘉泰壬戌进士，官至秘书省著作郎。项容孙以浙东宪使行县，刘澹然特地写道：“立春绣于霄汉之上，孰不慕公子之威名；耀画锦于井落之间，我但羡长卿之风度。”又言：“千万世之人物山川，尽收入吏部精神之表；八十岁之乡邻父老，尚能诵平翁丱角之诗。”40 刘澹然被平翁（平甫）之学折服如此。

由浙东诸多学派观之，南宋松阳，尽管未以地域形成专门的理学学派，但项安世“平甫之学”无疑是出彩的。

南宋中后期，理学派别交融，且随着大量的书院私塾的出现、结社交游的频繁，以学派划分松阳儒林似乎愈加困难而且也没有划分意义。比如受胡纮弹劾的王佐，理学主张“圣人之道，以修己治人为要而世方以道为伪，以穷理明经为儒而时方以儒为党”41；又比如与项安世同科进士林思聪，主张“方寸心也，心所具者善存其心，是存其善也。存善，则所为无不善矣”42。都在松阳儒林中形成较大的社会影响力。换言之，他们在朝廷肩负了与君王共治天下的重任，在乡党发展了北宋以来光辉灿烂的理学思想，传播了“忠君爱国”“以民为本”的价值观。

随着理学传播，这种“忠君爱国”“以民为本”的家国情怀已经深入人心，并产生巨大的精神张力。儒林士子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往往一边阐发理学，一边关注民生、匡扶朝纲。这股理学风气尤其在南宋后期尤盛。如“总方伯连帅之权，究诗书礼乐之蕴”43的何琮，抵制权相史弥远操纵台谏44；承累世家学的潘大临，反对权相丁大全弄权阻梗；被先儒程复心45誉为忠义之士的王仁孙，诣谏权相贾似道罪恶昭彰。

至宋元易代期，除了以练进46为代表的新生儒士入朝参政外，松阳理学儒士们耻于变节，隐居山林，孜孜于理学学术研究，而令“绝学”不绝。如项宜中、叶晔、王唐珪、王鸣凤、程垲等等，最具代表的理学儒士是项得一与王文焕。项得一究心理学，著《理学微言》及《闲束集》47；王文焕研极精微，著《道学发明》《大学发明》《中庸孟子解》及《心镜图治心铭》，造诣至奥，为后世学者宗之48。

综而观之，南宋松阳理学思想主要受闽学派、金华学派、四明学派、永嘉学派和永康学派的深刻濡染，未以地域形成专门的理学学派。然而，以项安世为代表的理学成就没能抹杀。他最主要特点就是治学严谨，以文字学和训诂学为据。这一原儒脾性，使得虽自成一体而没能创立一派。项安世之后直至终宋易元，松阳理学继而不绝，潜行儒林而不衰。

注释：

1.《朝散潘公墓志铭》据吕祖谦《吕东莱文集·卷七》著录

2.王光祖诗《答朱晦庵》：“尺纸书来训诲深，孔门希瑟孰知音。一经题品便佳士，万有感荣铭此心。善利几当严界限，日新功在惜光阴。个中受用为真实，敢把工夫向外寻。”

3.《松阳县志》（顺治版）卷之六人物志·理学门·王光祖目

4.《松阳县志》（顺治版）卷之六人物志·理学；《松阳县志》（2020年版）第43编人物第一章第一节文教

5.吴师道《明善书院记》“宋时，里塾甚盛，朱子提举浙东常平，按行至，则为诸生讲说。有叶宸者，能述《论语》《孟子》大义，朱子异之，俾主塾焉。”

6.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五十一·东莱学案

7.吕祖谦《朝散潘公墓志铭》：“松阳之潘，自复州史君宗回以进士起家而族浸大。”

8.朱熹《承事郎致仕潘公墓志铭》：“予始因伯恭父以识君（潘景宪），志同气合，遂结婚姻之好。”

9. 陈东(1086～1127)，字少阳。镇江丹阳人。太学生。《宋史》卷四百五十五·列传第二百一十四·忠义十有传。

10.吕祖谦《朝散潘公墓志铭》

11.据万历《括苍汇纪》卷十三

12.《松阳县志》（顺治版）卷之六人物志·理学

13.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七十三

14.参见《吕祖谦年谱》

15.姜特立(1125～约1204)，丽水人。由尚书赵汝愚荐于朝，官终庆远军节度使。

16.楼淳《海昌图经》序。见《松阳历代书目》

17.潘自牧，潘氏家族四传，庆元丙辰邹应龙榜进士，历代版本《松阳县志》选举名录有载。

18.项安世诗《酬答复州叶教授》夹注：南叔；又夹注：叶尝从吕郎中学于婺州明招寺。

19.《松阳县志》（乾隆版）卷之九人物志·孝友·叶洵仁

20.《慈湖遗书》卷二·著庭论

21.“甬上淳熙四先生”即杨简、袁燮、舒璘、沈焕。

22.詹体仁（1143～1206），字元善，福建浦城人。从学朱熹，深于理学，曾赴鹅湖之会。

23.袁甫（生卒不详），字广微，鄞县人。从学杨简。宋嘉定嘉定甲戌状元，学有成而政有绩。

24.杨简《慈湖遗书》卷二·绝四记

25.袁甫《程自芳字说》

26.《提刑秘阁程公墓志铭》据袁甫《蒙斋集·卷十八》著录

27.方豪（1482～1530），字思道，开化著名学者。官历刑部主事、湖广提刑按察司佥事等职。与王阳明友善。

28.朱宠瀼《刘子迩言序》

29.参见松阳《包氏宗谱》

30.《松阳县志》（民国版）卷八选举志·进士

31.参见《处州史话》《名公巨儒 当世俊士 ——南宋处州庆元置县功臣胡纮》

32.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号谢山，鄞县人，清代浙东学派重要代表人物。

33.《吕祖谦年谱》“时吕成公解太夫人服，来越省伯舅曾公，爱其才，荐之文公。文公遂器许之，由是登朱张氏之门。”

34.见《吕东莱文集·答项平甫》

35.曾逮（生卒不详），字仲躬，河南洛阳人，曾几次子，吕祖谦母舅。学者称“习庵先生”。

36.出自邵雍《和王规甫司勋见赠》，扬子即扬雄。

37.出自项安世《次韵答胡季履》，房与雄即京房与扬雄。

38.元代浦江人柳贯（1270～1342）在《待制集》卷一八《跋江陵项平甫为李文定公作盘居诗》中提及：“平甫世居括，自其先人始家江陵，而括之坟墓至今存焉。后以言官胡纮尝出力攻文公，羞与同乡里，只称江陵。”

39.《松阳县志》（顺治版）卷六人物志·理学

40.《松阳县志》（顺治版）卷六人物志·文学

41. 参见楼钥《宋朝议大夫潼川转运判官王公墓志铭》

42.参见《卯峰叶氏广远宗谱》卷三·《存耕堂记》

43.参见袁甫《何琮除知福州制》

44.《松阳县志》（顺治版）卷六人物志·清正

45. 程复心（1256～1340），字子见，号林隐，婺源人。沉潜理学，人称“林隐先生”。

46.练进 字长卿。少博学，通春秋，尤精于律。至正初，诏入翰林，终登仕郎大司农。

47.参见《桥亭项氏宗谱》

48.《松阳县志》（顺治版）卷六人物志·理学

（作者单位：松阳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