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时期,在浙西南这块土地上,曾经活动着“青帮”“大刀会”两个组织，红十三军与红军挺进师两支部队。红军挺进师和两个帮会组织也都打过交道，为什么只有“青帮”与红军挺进师才能融合，在浙西南创建革命根据地，并能够成功地坚持下来,最后成为全面抗战和解放战争战场上的一支劲旅？这一直是人们关心的课题。本文就试着从这个问题沿波讨源作些探索。

一、“青帮”与“大刀会”两个帮会组织

“青帮”，最早可追溯到罗梦鸿所创的罗教，这一教派由于在明清京杭运河漕运水手中流行而演化为航运帮会组织1，水手帮会逐渐转型为“青帮”。1929年，在外的平阳籍群众在加入“青帮”后陆续回温州平阳授徒传播，“青帮”也由此传入温州地区。

20世纪20年代的松阳，民国政府苛捐杂税繁多，官吏窳腐贪污，土豪劣绅巧取豪夺，民众受剥削严重，生活极度贫困。【】为了摆脱这种艰难的困境，松阳各地时有秘密结社，酝酿反抗。陈凤生、卢子敬、陈丹山（下称“二陈一卢”）就是富于反抗精神的绿林好汉。五四运动后，他们专程从玉岩步行到县城参加声援五四运动的群众集会和查禁日货，还召集成立松阳教育界救国会。1925年，组织了声援五卅惨案后援会，开展募捐活动。闽北崇浦农民暴动使执着寻求救民道路的“二陈一卢”明确了方向。

1929年冬，温州“青帮”首领邹武庆来到松阳安岱后、斗潭村找到陈凤生等人。“二陈一卢”相商，决定以“青帮”为掩护，把广大穷苦百姓组织起来，积蓄较大的力量，再搞暴动。于是，他们翻山越岭，足迹踏遍松（阳）遂（昌）龙（泉）三县边境方圆几百里地区，秘密发展以贫苦农民、破产手工业者为主体的“青帮”组织。在温州“青帮”首领邹武庆和“二陈一卢”等人的共同努力下，“青帮”在松阳西南山区迅速发展，甚至还发展到城郊的塔寺下、项弄、白沙、王村等村及遂昌、龙泉周边县，最盛时有会众5000多人，“二陈一卢”被推举为“青帮”首领2。

松阳“青帮”组织成立后，在“二陈一卢”的领导下，秘密组织农军。农军以“打土豪、分田地”为目的，以“有土必豪、无绅不劣”和“武装暴动、严明纪律，一切行为听指挥”为口号，开展武装暴动，对地主豪绅出其不意地袭击，搬走他们的财产，分掉浮财。因此，地主豪绅对“青帮”有着刻骨仇恨，各地土豪告发“青帮”是“土匪骚动”“帮匪抢财”，后国民党松阳县政府邀省保安团抓捕“青帮”成员。朱岱儿“青帮”骨干叶延生被杀头，首级被游村示众，意在杀一儆百，可是帮众并未被征服，他们在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揭竿暴动。

“大刀会”，一般认为起源于山东地区，最初是鲁西南的一些富庶之家，为保卫身家防御土匪而组织的半武装神秘结社。随着以大刀会为组成部分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被镇压后，大刀会余众开始在全国各地蔓延。

民国时期，大刀会传入闽浙赣边区。国民革命兴起后，许多土匪武装蜂拥而起，攻城略地。1927-1932年期间，福建土匪频繁越境劫掠庆元3，其中最为猖獗的是无恶不作的何金标匪军，成为浙闽边境社会秩序的主要隐患。当时，留在庆元城的武装不满一个排，难以保护乡村中的居民。面对这一情形，民众自发组织了各种武装团体以求自保，其中大刀会由在福建建瓯经营菇行的胡来茂、胡明德等人邀请法师叶冠永至庆元八炉和东山后等村传教后产生，逐步蔓延至各个乡镇并成为拥有3000余法兵的强大力量。在庆元政府、大刀会及其他势力的努力下，困扰浙闽边境多年的匪患逐渐被平定，然而，大刀会活动却愈发频繁。

大刀会的快速传播不仅是其抵御土匪的作用，还因其能够满足乡间群众的日常需求。如庆元县一带出现过一个名叫九仙会的组织，听说首领杨士林能够以符箓为人治病，其宣传的神奇力量颇得民众的信仰。龙泉名医谢汉定成立的小梅大刀会，在行医的同时传授武术，吸引门徒无数。可见，为民众提供医疗或习武健体等满足当地民众需求的互助性服务，推动了大刀会的迅速发展。此外，大刀会与宗教活动的密切关系也是促进其快速传播的原因。如法兵入会时须沭浴净身，并跪在法坛上宣誓，誓词的核心内容为以“神明”的名义组成大刀会会众应遵循的戒律。大刀会宣称依靠扶乩降神、讲经念咒就能刀枪不入，其深具迷惑性的仪式、法术恰好契合闽浙赣山区民众“佞神尚巫”的传统，对于千百万小农来说，也是最可依赖的力量,因而得以在闽浙赣边区迅速蔓延。这还能强化大刀会组织的凝聚力。

二、红十三军与红军挺进师的组建

20世纪20年代末，浙南地区自然灾害频繁，特别是1929年发生了浙南历史上罕见的大灾荒。风虫为虐，水旱奇重，粮价飞涨，民不聊生。国民党苛捐杂税有增无减，官逼民反。11月l3日，永嘉西溪一带农民大暴动，84个村庄 4000多人以步枪、鸟枪、梭标为武器，鸣锣为号，“臂缠红布，与驻地省防军（即省保安队）及民团决战，并捣毁了昆阳公安分局”，此后，浙南各县农民暴动此起彼伏，先后建立了20余支农民武装。

浙南的革命形势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和关注。1930年1月，中共中央派金贯真到浙南巡视。在温州各地一个多月巡视后，他深感农民武装斗争急需加强领导，并向在上海负责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提出建议。2月，中央决定派浙江永嘉县楠溪五尺村胡公冕到浙南领导农民武装斗争。3月9日，中共浙南党组织在农民暴动队伍的基础上，在永嘉、仙居两县交界的黄皮寺，成立了浙南红军游击总指挥部，胡公冕任总指挥，使浙南的武装斗争出现了新的局面。3月下旬，金贯真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中央根据温州、台州武装斗争形势，于3月31日发出《致浙南党的信》，指示组建红十三军和浙南特委，台州、永康两地党组织隶属浙南特委。5月，红十三军成立，金贯真任政委、胡公冕任军长、陈文杰任政治部主任。下设三个团，以原浙南红军游击队为基础编成红一团，台州红军组编为红二团，永康、缙云、仙居等县的红军组编为红三团，三个团虽分头进行活动，但总的行动是统一的，相互呼应、相互配合。

红十三军建立后，就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先后攻打过处州（丽水）、平阳、缙云、温岭、壶镇、瓯渠、乌岩等县城和集镇，从温州到丽水至金华，到处都有红十三军战士的足迹。虽然，除了攻克缙云县城这一仗外，其他数十仗均未成功。但是，红十三军的军事行动，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地主的嚣张气焰，撼动了各县反动统治的基础，各县国民党政府纷纷向省党部告急求救。

红十三军大规模攻打中心城镇引起国民党当局恐慌。1930年9月，红军攻打乌岩镇后，国民党当局组织大规模“围剿”。至这一年底，红十三军被迫分散隐蔽活动。国民党当局继续大举“清剿”，步步为营，用数十倍之兵力，把红军围困在人烟稀少、经济贫困的狭小地带，并实施“剿抚兼施”，对军事实力较强的原红一团团（师）长雷高升等率领的部队，在红军粮弹缺乏、处境异常艰难情况下，利用师生、同学、亲友等关系前去劝说，并“允诺”部队仍驻岩头不予分散等条件进行引诱，使雷高升等人轻信上当，于1932年5月23日率部下山，集中到永嘉岩头东宗祠堂。以同红军干部摄影留念为由，把干部与战士分开，敌兵四面包围，雷高升等22名干部和战士牺牲，其余被俘，这就是标志着红十三军斗争失败的“岩头事件”。

红十三军余部并未就此偃旗息鼓。红一团在永（嘉)仙(居) 边境和西楠溪一带坚持斗争，直到1938年与党组织重新接上关系，被派往永（嘉)黄（岩)边境开展斗争；红二团在乐清和旋门湾各岛屿上坚持斗争到l936年3月；红三团在永康县工委的领导下于1934 年秋成立了浙西游击队(后称浙西工农红军第一、二大队 )。1935年11月，他们与粟裕、刘英领导的红军挺进师会合，继续坚持斗争。

1934年7月，国民党军队以31个师的兵力对中央苏区发起进攻。面对严峻形势，由红七军团改编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约6000人北上行动，调动和牵制围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配合中央实施战略转移行动。1935年1月，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江西怀玉山区遭遇敌军重兵包围，指战员大部牺牲，军团政委乐少华、政治部主任刘英和参谋长粟裕指挥先头部队浴血突出重围。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于1935年2月再命抗日先遣队余部与闽浙赣独立师第一团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任命粟裕为师长，刘英为师政治委员，全师538人整编为三个支队和一个警卫排。中央分局赋予挺进师的主要任务是进入浙江长期活动，发动游击战争和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同时打通闽东与闽北的联系，在革命工作和军事行动上与闽东、闽北形成有力配合，以策应主力红军长征。

1935年3月中旬，挺进师进入闽浙边境地区。为实现战略转变，部队在闽北开展整训，建立政治委员会并加强领导，以适应游击战。接着，挺进师往返转战于闽浙边，吸引、调动敌人，造成敌人误以为挺进师将立足闽浙边的假象，后挺进师于4月下旬在庆元斋郎精心部署，以少胜多歼灭国民党军队，取得斋郎战斗的胜利，打开“进入浙西南开辟游击根据地的通道”。刘英、粟裕率部乘胜挺进浙西南腹地松阳遂昌龙泉，开展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创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并为后来浙江革命奠定了广泛坚实的群众基础。

挺进师的革命行动极大的震动了蒋介石政权，为了破坏浙西南革命根据地，1935年8月，国民党当局分别任命卫立煌和罗卓英为“闽赣浙皖边区清剿总指挥部”正、副总指挥，罗卓英任军长的国民党嫡系部队第十八军第十一、十四、六十七、九十四师从江西进入浙江。从9月19日开始，国民党集中了连同地主武装共40个团约七万兵力，向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发起大举进攻。挺进师得知敌情后，于9月21日召开会议，决定留下第2、5纵队及地方工作团就地坚持斗争，其余部队迅速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于是，挺进师在保卫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同时，又开始了创建新的根据地4。

1936年2月，挺进师主力部队组建为浙西南独立师，由师长粟裕率领四处游击，牵制国民党军。是年夏，以泰顺、平阳、瑞安、福鼎等边界县为中心的浙南游击根据地形成。6 月，两广事变的爆发，蒋介石把对付挺进师的第十八军调离浙西南。不久，粟裕率领挺进师主力又返回浙西南，并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无一伤亡地收复王村口，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使得一度失去的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开始恢复工作。到1936年底，红军挺进师发展到1500余人，还有数千人的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游击战争的范围遍及浙江南部、西南部和闽浙赣交界的30多个县。1937年1月浙西南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遭到国民党大规模“清剿”。红军顽强反抗，出色地开展了反“清剿”斗争。10月粟裕派代表与遂昌县当局举行抗日和谈，并达成协议，挺进师在浙西南游击战争结束。

三、两个帮会跟两支部队的合作与对抗

1.“青帮”与红十三军的合作。1930年，在红十三军的影响下，宣平县成立北营、西营、南营、东营红军，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浙西第三纵队”，约2000人。红十三军和宣平红军游击队袭击国民党警察所、打击土豪劣绅等活动，使执着寻求救民道路的卢子敬等人更加明确：只有组织农民暴动，推翻剥削制度，穷人才能彻底翻身。于是，他们在“青帮”的基础上秘密组织农军，以“打土豪、分田地”为目的，举行数次武装斗争，严惩白岩、枫坪、根下诸村土豪劣绅，后遭到国民党松阳县政府通缉。当他们得悉宣平西营红军就活动在松（阳）遂（昌）宣（平）三县交界时，决定率部前往会合。9月14日，白岩农军与宣平西营红军、遂昌红军游击队会合，打出“红军”旗帜，举行牛头山暴动。不久，筹划攻打龙泉县城，但均遭省保安队破坏。与红十三军合作斗争失败后，卢子敬隐姓埋名做生意，陈凤生、陈丹山则前往福建避难。1932年，风头过去之后，三人先后返回家乡，继续领导“青帮”进行活动，直到红军挺进师的到来。“青帮”在松遂龙等地的斗争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既震慑了当地的土豪劣绅，又组织起来了当地的穷苦人民，为后来挺进师发展革命力量提供群众基础。

2.“青帮”与挺进师的合作。1934年冬，北上抗日先遣队洪家云部在闽北开辟革命根据地时，“青帮”首领卢子敬曾到闽浙边寻找党组织和红军，互相见过面，并约定等待时机联合行动。洪家云部归队后，向刘英、粟裕汇报过松阳龙泉遂昌三县边境的“青帮”情况。1935年斋郎战斗胜利后，挺进师领导认为，龙泉河以南之敌由攻势转为守势，瓯江流域和浙赣铁路以南之敌，一时会比较薄弱，此时主力北进，会晤“青帮”，团结、争取“青帮”参加革命，正是有利时机。

1935年，松阳“青帮”的处境岌岌可危，非但难以向帮众提供经济上的支持，连最为基础的人身安全都难以保证。尽管如此，由于青帮首领寻求救民道路始终明确，挺进师一到达松阳境内，陈凤生、卢子敬、陈丹山等率领群众学生多次迎接，在斗潭永福寺拉开了“青红一句话，永世不分家”的大幕5。挺进师顺势而为，发布《告青帮弟兄书》，表明“欢迎青帮弟兄和红军联合起来”“欢迎青帮弟兄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合作意向。随后“青帮”在行动上也积极与之联合，纷纷加入浙西南地方工作团，成为挺进师与浙西南群众沟通的桥梁。在“青帮”表示支持意向后，挺进师便从宣传出发着手将其改造为革命组织，于1935年6月印发了《为纪念八一告青帮兄弟书》，让“青帮”帮众热情高涨，红军在松阳的玉岩、枫坪一带很快就有了群众依托。在“青帮”的支持下，深受压迫和剥削、具有强烈反抗意识的浙西南人民纷纷投身革命，挺进师顺利完成扩红任务，使红军和地方游击队总数超过 2000人，其中松阳民众多达800人，占扩红总人数的一半以上。此后，挺进师把以松阳籍战士为主的第十五支队扩编为挺进师第五纵队，以“青帮”成员为主体成立由陈凤生担任总指挥的松遂龙游击大队。新成立的部队随即开始担起巩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重任。

自1935年5月，松阳“青帮”首领陈凤生、卢子敬、陈丹山率众进入松阳西南部后，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依托群众、发动群众，积极吸纳贫苦农民特别是“青帮”骨干聚集到共产党和红军的旗帜下，开辟了浙江第一块革命根据地——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成为共产党和红军在南方革命斗争中的一个重要战略支点。

3.大刀会与挺进师的对抗。1935年4月下旬，粟裕、刘英率领挺进师五百余人来到庆元、龙泉和景宁三县边界的斋郎村。当时，尾随而至的国民党地方军队尽管人多势众，装备精良，但由于斋郎特殊的地理环境，还是不敢贸然进攻，便鼓动当地的大刀会打头阵，配合闽浙两省保安团对红军挺进师进行“围剿”，与挺进师进行对抗。不到半天时间大刀会就土崩瓦解，国民党军队也进入红军预设的陷阱，敌团长被打断一只手仓皇逃命，挺进师杀伤敌军300余人，俘虏约200人，挫败了3000余名国民党军的进攻。斋郎战斗被评价为“挺进浙闽边后的关键性一仗”。

面对挺进师，各地豪绅利用保甲制度对民众进行欺骗、鼓动，称“红军都是红头发、红眼睛，见人就杀”，致使许多不明真相的大刀会成员选择与国民党军队合作，导致挺进师时常受到大刀会的袭击，难以立足。斋郎战斗后，尽管挺进师通过宣传和实际行动体现其性质，地方民众仍不能区分何金标等土匪和中央红军的差别，由于当时庆元、龙泉、景宁尚未成立中共县委组织，导致当地民众不能理解红军性质。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仍在不间断的丑化宣传红军在人们心中的印象，使得挺进师与当地人民隔阂日深，大刀会依旧不断袭扰挺进师。为了解决挺进师与大刀会的纷争，师政委会决定从政治上瓦解大刀会和乡保甲长。挺进师借鉴地方部队分散游击等经验，用毛竹叉的战法把其击溃。同时，挺进师还通过广泛接触大刀会法兵及其家属，反复开展说服教育，以此孤立、打击法师和幕后操纵者，使一些大刀会成员放弃与挺进师对抗。但因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部分战士犯了一种仇视和把个别当成整个一律看待的错误观点，最终“收效很差”。因此，挺进师在龙泉景宁庆元一带盘桓月余后挥师北上，试图建立以龙泉、遂昌及松阳为中心的浙西南革命根据地，逐步远离了大刀会活动核心区域之庆元。

松阳青帮自1929年成立以后就开始劫富济贫，开展农民暴动，进行二五减租。从1930年暴动失利后寻找红十三军并与其合作，到1934年冬“两陈一卢”扮成木材老板去闽浙边寻找党组织和红军，至1935年5月“三迎红军”，青帮始终没有停止寻找共产党，寻找红军，始终坚持要接受共产党领导，参加红军。由此可知，青帮是一个激进的农民组织。挺进师对青帮是顺势而为，把其改造成革命组织。挺进师尽管一进入浙西南就受到大刀会的袭击，但仍想尽一切办法争取大刀会,进行教育,使其矛头转向国民党军队。但活动在闽浙边的大刀会对红军的态度与青帮对红军的态度截然不同，大刀会对红军挺进师一直是前捕后追。这就是尽管两个组织与两支部队彼此都有交集，而最终只有“青帮”与挺进师结成“青红一句话，永世不分家”，书写出松阳革命的光辉篇章，成为浙西南革命精神的闪光点。

四、挺进师与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开辟的影响因素

（一）重要群众依托——“青帮”

1935年3月23日，挺进师孤军入浙，人生地疏、方言不通，无根据地可资依凭，逐渐意识到战略转型的重要性，重拾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开展游击战争和做群众工作的经验，让干部战士到实际斗争中锻炼，扭转一部分指战员“不愿意分开活动”的错误倾向，着手开展分散游击，在“棚民”和“菇民”的聚居之地斋郎遇到当地菇民、宗族组建的大刀会6。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广泛接触大刀会法兵及其家属，反复开展说服教育，使其放弃与挺进师对抗，经过一个多月的活动，战略转型非常艰辛与迟缓，仍时常受到其袭扰。1935年4月下旬，粟裕将军采用军事与政治攻势结合的方式，瓦解了大刀会，使其逐渐失去效用。

斋郎战斗后，挺进师率主力北进，1935年5月10日进入松阳。此后，受到拥有5000余众的“青帮”首领陈凤生、卢子敬、陈丹山的大力支持。“青帮”会众帮助挺进师筹办粮食、送信和带路，成分好的被吸收为贫农团成员、雇农工会和手工业工会会员，陈凤生、卢子敬、陈丹山等原农军首领和主要骨干担任各组织的领导职务。到1935年8月，挺进师已拥有人员近1000人，下辖5个纵队，连同地方工作人员共计2000余人。通过有力的武装斗争，截至是年9月，挺进师在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方圆100余公里地域内建立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在此基础上，挺进师还建立了县区党政机关，包括19个乡苏维埃政府、157个村苏维埃政府和分田委员会，“几乎一片火红”。至此，挺进师在“青帮”的支持配合下初步完成中共中央赋予的任务，在浙江打开局面。

“大刀会”和“青帮”都是由当地穷苦人民自发组成的社会秘密组织，两者都具有反抗性等积极的一面，也都是临时拼凑的集团，组织性较弱，装备落后。挺进师在“大刀会”地盘庆元、景宁一带未能立足，而在“青帮”地盘松阳、遂昌、龙泉一带却能立足，主要是因为两个帮会的性质不同。大刀会大多参加者或盲目崇拜或受刀枪不入诱惑，其头目开坛收徒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并非保境安民，一出现就被各种力量所掌握利用，所以，大刀会还具有欺骗性和反动性，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农民组织。青帮虽然在短时间内招纳了数千名成员，但由于国民党的负面宣传和当地群众内心原有的顾虑，当地大部分群众认为他是非法的，与“匪”无异。各地青帮又各自为政、联系十分薄弱，所以，青帮和大刀会一样，不具有强大的社会性和组织性，即使后来与红十三军合作，仍处于这种状态，特别容易被逐个击破。但卢子敬、陈凤生、陈丹山等“青帮”领导人自组织成立之日起，就明确了革命方向，用“青帮”组织掩护身份、积蓄革命力量。因此，青帮前期虽然没有取得较大斗争成果，但在开辟浙西南革命根据地中却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使挺进师在松阳站稳脚跟，而且成了革命的重要力量。

挺进师到浙江时，遭到了国民党武装的堵截和大刀会的骚扰，虽然经过庆元斋郎战斗后，敌人大部分由攻势转为守势，但到了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松(阳)遂(昌)龙(泉)边境时，挺进师的队伍并没有壮大。

此时“青帮”进入了挺进师的视线。经过调查，挺进师发现“青帮”与大刀会不同，他们专门与地主、劣绅斗争，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和行动口号，青帮的领袖很多是隐藏在群众中利用帮会搞革命的人物，具有较高的威望。当然，青帮缺乏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组织比较松散，大部分会众视野狭窄，容易被短期利益和自身利益左右。针对青帮的短板，挺进师首先从政治思想工作入手，与青帮会众促膝谈心，引导他们参加革命，改造青帮武装。1935年6月，召开小吉村会议，成立红军浙西南军分区和“松遂龙”游击大队，陈凤生任大队长，卢子敬为副大队长，陈丹山为军分区征募主任。7月，把游击大队扩编为游击总队，统领松阳遂昌龙泉三县一百多支游击队，共1500多名战士。自此，青帮组织正式融入红军队伍，在松遂龙一带开展武装斗争。

红军与青帮联合，对红军和青帮的发展，在浙西南革命史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青帮而言，他们有了正确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完成了从农民起义到共产革命的升华，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对红军来说，他们吸收了上千人的武装队伍，很快在松遂龙一带稳定下来，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二）与时俱进转变战略、策略

挺进师组建时,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已经失败,主力红军被迫进行长征,南方数省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挺进师面临着极其不利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红军挺进师吸取了北上抗日先遣队遭受失败的惨痛教训，适时地进行了斗争战略与策略的转变，完成了由城市战向运动战、阵地战向游击战转变，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

1935年5月11日，斗潭欢迎红军大会后，5月12日，挺进师政委会决定，粟裕、刘英率主力第三纵队、师直属队负责外线，黄富武率第一纵队一部及政治部、政治连负责内线，分别从枫坪根下源进抵遂昌县境，陈凤生、叶义随队向导，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在运动中攻击重镇、除霸安民、开仓济贫，有分有合，机动灵活，伺机以最快速度、最大效率完成游击任务，主力部队开展游击覆盖了大半个浙江。

1935年6月上旬，挺进师各部会合于松阳县小吉村召开政治委员会会议，部署建立根据地。为吸引和牵制敌人、战略策应长征，挺进师广泛开展游击战。每到一地首先消灭国民党的区乡武装和地方反动势力，然后开仓济贫，打土豪分发浮财，发动群众投身革命。开展八一军事大示威，主动出击，袭击大小城镇19个，把革命烈火烧到浙赣铁路线。在松阳、遂昌、龙泉、江山、浦城五县间建立革命根据地，轰轰烈烈地开展查田、插标、分青苗的土地革命。挺进师的斗争，迅速吸引了国民党军的注意。

1935年9月，国民党调集以第十八军为主力约7万兵力，大举“清剿”浙西南。粟裕等创造性地实行“敌进我进、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术，留下第二、五纵队在根据地内坚持斗争，率主力突破敌军包围圈，挺进敌后，转战闽浙边，吸引、调动敌人，后与叶飞率领的闽东红军会合，组建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联合开展斗争，开辟浙南游击根据地。

1936年9月，粟裕在遂昌门阵一带活动，由于消息闭塞，不知道国共两党已实现第二次合作,这时从金衢平原上不断传来“共产党投降了”“红军被收编了”等消息和谣言，经过仔细分析，判断是国共合作了。他们就开会把部队集中起来进行动员教育，后又给国民党遂昌县政府写信,要求他们派人谈判。在谈判过程中既坚持了原则立场，又采取灵活的策略,实现了两党合作抗日，顺利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挺进师领导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把挺进师锤炼成打不垮、拖不烂，如尖刀利刃般铁的红军队伍，再现了中央红军长征后，坚持南方斗争的胜利旗帜。

1930年初夏成立的红十三军,攻克了平阳、缙云,攻打了浙西南中心城市处州,取得一定的胜利也形成了一定的政治影响。当红十三军在遭到巨大的挫折后，军长胡公冕在表山进行整顿时，研究决定在永(嘉)、黄(岩)边界的黄山建立根据地，这是红十三军由攻打中心城市转向农村建立根据地的战略与策略转变。随后，胡公冕又率部队去攻打乌岩镇与黄岩县城，使瞬间的希望迅即成了泡影。

红十三军与挺进师都是中央军委所属部队，且两支部队都在浙西南、浙南开展革命活动。之所以红十三军失败了，挺进师却成功开辟了浙西南革命根据地，主要是前者执行了“左”的军事路线，后者却能与时俱进转变战略、策略，执行正确的游击战略、策略思想。

大革命失败后，为彻底清算并纠正党在过去工作中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方针，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该会议的历史功绩是主要的，会议以后，各地农民暴动风起云涌、不可遏止，党内“左”倾盲动错误亦在不断发展。特别是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并制定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后，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推行城市中心路线7。

1930年初夏，中央在浙南农民刚暴动就指示“浙南地方暴动的前途,就是夺取浙江一省政权的前途”。红十三军主要领导人胡公冕、金贯真、陈文杰在失败与挫折中没能冷静地总结经验，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与浙南的具体环境结合，忽视了农村根据地的建设。1931年6月,王国祯召集温州中心县委会议，虽然也批判“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但没有在行动上自觉地加以纠正。8月,温州中心县委翻印了数千份宣传标语，张贴在永嘉城外直至平阳约130里的交通河道及瑞安城里，从而使国民党反动政府加紧了对浙南红军的“清剿”。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中不注意保存自己，搞公开斗争，思想上尽管一度批判“左”的错误，但行动上自始至终没有力挽“左”的那套作法。

红军挺进师则处于党与红军逐渐走向成熟时期。党经过“右”与“左”两方面的惨重教训后，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确定了善于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同志的领导地位。红军也经过了五次反“围剿”的斗争，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挺进师领导粟裕、刘英经历过中央根据地的五次反“围剿”斗争与北上抗日先遣队的锻炼，对“左”的危害都有切肤之痛。红军挺进师与中央及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后进入浙西南，但由于红军挺进师领导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浙西南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行动上自觉纠正“左”的一些做法，实事求是地进行策略转变，如从浙西南国统区的实际出发，根据地建设中搞“白皮红心”政权。能够结合实际，独立自主地开展斗争，这是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得以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原因，也是红军挺进师之所以能够成功坚持的思想基础。

（三）浙西南革命精神强力支撑

1935年，中央给挺进师的主要任务是进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和邻近的根据地，并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是在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中国革命处于最低潮时候、南方游击战争处于最艰苦最困难的斗争阶段建立起来的。当时，挺进师是凭着对革命事业的绝对忠诚，牢记党中央赋予的使命，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积极的作战行动和工作方法，不仅在浙西南站稳了脚跟，还掀起局部的革命高潮，原因在于挺进师和浙西南各级党组织忠诚党的事业、牢记革命使命，就在于“忠诚使命、求是挺进、植根人民”这一浙西南革命精神强力支撑。

红军挺进师的领导人粟裕、刘英等有着丰富的军事斗争实践和政工经验。粟裕懂军事,刘英懂政治，优化组合、相得益彰。面对形势和任务的变化，挺进师在粟裕、刘英的领导下，审时度势、实事求是，及时实施从正规兵团向游击部队、正规战争向游击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折。他们在浙西南游击战争中巧妙设局造势，广泛施佯用诈，实现对经验和传统的超越，锤炼指挥打仗的过硬本领，尽管黄富武、许信焜、方志富、宗孟平等一批优秀领导干部牺牲，但粟裕、刘英两位主要领导始终健在，始终保持冲锋的姿态，始终处于领航位置，实现随时应战、随时胜战。

红十三军主要领导人胡公冕、金贯真、陈文杰、王国祯、雷高升。军长胡公冕主要从事以政工为主的工作，雷高升是后期成长起来的。红十三军成立后不久，政委金贯真、政治部主任陈文杰、浙南特委书记王国祯三个主要领导人在一年半内相继牺牲。红十三军面临困难的时候，军长胡公冕两度出走上海请示中央，使部队失去向心力，导致后期下辖的三个师(团)基本上各自为战，军部很难执行统一的领导。

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红军成功的实践看，暴动成功后，红色政权随之建立，也就是说夺取战争的胜利离不开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是人民军队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去了依托。

红军挺进师成功的重要原因就是契合中国红军成功的实践，注重“两手抓”，一手抓打仗，一手抓根据地建设。粟裕、刘英深知四面受敌的白色恐怖包围之险境，挺进师找到“青帮”这个群众依托之后，就确立以浙西南的松阳、遂昌、龙泉三县边境为立足之地，一方面组建浙西南地方工作团，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另一方面集中兵力以打击敌人，开展武装斗争，形成武装割据的态势，开辟了浙西南第一块革命根据地。继而在小吉会议上进行总结并作出各项决议，指导整个松遂龙边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事建设。经过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便形成纵横松（阳）遂（昌）龙（泉）江（山）浦（城）边境两百余里的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是红军挺进师进退有据、折冲便利的战略保障。

挺进师从进入浙江的那一刻起就受到敌人前堵后追与疯狂“围剿”,就因为抓住了根据地建设、政权建设，战胜了险恶的环境，站住了脚跟，并且到后期还有较大的发展,与闽北、闽东几块根据地互为策应,互为依托。此前，红十三军在浙南政治、经济、文化、自然条件都较好的永嘉西楠溪开展暴动,暴动以后没有迅速转入根据地建设,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围剿”下，没有战略依靠，部队损失惨重。

当时的挺进师植根人民群众，把广大农民尤其是青帮会众团结在一起，使组织群众发动人民支援战争的技能达到了满格，在动员、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挺进师显示出了无与伦比的顽强生存力。无论是省保安团的进剿，还是国民党的围剿，都不能彻底消灭哪怕是最孱弱时期的挺进师。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挺进师只有几百人的队伍，在国民党统治集团腹心浙江，又是在与中央失去任何联系，几乎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保存了有生力量。挺进师自进入浙西南之日起就在和硬件上比自己强大很多的敌人作战，在几十倍的强大敌人全力绞杀下生存了下来，并且得到发展壮大。这也给挺进师在后来的解放战场上成为一支劲旅以强大底气。

注释：

1.周育民.早期青帮的起源和性质[J].安徽史学,1992(2):16-20

2.张敏卿.从青帮到红军——浙南青帮组织的历史变迁[J].兰台世界：上旬,2005(4):53-54

3.中国共产党浙江丽水历史第一卷编审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浙江丽水历史.第一卷，1927-1949[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9：87-90

4.浙西南革命精神弘扬践行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浙西南革命精神学术论文汇编[C]丽水:浙西南革命精神弘扬践行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2020.

5.中国共产党浙江松阳历史第一卷编撰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浙江松阳历史.第一卷，1933-1949[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67-69

6.林源西.青帮与浙西南革命根据地[J].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18,39(1):15-19

7.浙西南革命精神弘扬践行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浙西南革命精神学术论文汇编[C]丽水:浙西南革命精神弘扬践行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2020.

参考文献：

1.张敏卿.从青帮到红军——浙南青帮组织的历史变迁[J].兰台世界：上旬,2005(4):53-54

2.中国共产党浙江松阳历史第一卷编撰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浙江松阳历史.第一卷，1933-1949[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

3.中国共产党浙江丽水历史第一卷编审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浙江丽水历史.第一卷，1927-1949[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9.

4.浙西南革命精神弘扬践行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浙西南革命精神学术论文汇编[C]丽水:浙西南革命精神弘扬践行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2020.

5.周育民.早期青帮的起源和性质[J].安徽史学,1992(2):16-20

6.林源西.青帮与浙西南革命根据地[J].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18,39(1):15-19

（作者单位：松阳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