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13日，在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六支队与丽（水）青（田）松（阳）武工队策应下，国民党松阳县长祝更生率县自卫总队、警察队、县政府人员600 余人起义。嗣后，起义部队改编为松（阳）宣（平）遂（昌）人民游击支队。同时，建立中共松宣遂工委、浙东第五行政区及松阳县民主政府。起义的成功来自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得益于严格的保密措施。

全面抗战时期，祝更生在浙江诸暨、绍兴任职，与金萧地区中共组织有过秘密接触；1948年与中共中央上海局取得联系。同年秋，祝更生上任松阳县长后，为了重新建立与中共组织的联系。一方面应酬县里士绅，决心搞好县政工作，以示效忠于国民党；另一面秘密指派自卫队长戚荣海到诸暨，通过浙东纵队周芝山与中共浙东临工委马青等领导取得联系。年底，路南地区特派员、政委卜明和支队长应飞按浙东临工委指示，派吴鑫虎到松阳县政府任祝更生秘书，以便掌握情况。

祝更生按共产党指示，做好起义前各项准备。为防止消息走漏，祝更生更换警察局、田粮处等重要岗位负责人。函呈省政府主席陈仪，调走县警察局长、中统特务张景阳，让老部下郑金法接任。同时，以加强保卫地方治安为由，派人到诸暨招收旧部、购买武器，把县自卫队扩编为两个中队，并成立突击队，为起义扫除障碍，奠定基本武装力量。把部分库存的武器弹药、被服、电信器材、征来的粮谷秘密送往农村分散储存，为游击战斗作准备。编造一些中共活动的假情报，对地下武工队进行假“扫荡”，取得国民党松阳党部和特务头子的信任。约忠实听从指挥的武装骨干谈心，并一起收听中共电台广播，使其逐步提高政治觉悟，拥护共产党，为共谋起义打下思想基础。

1949年2月，浙东六支队接到浙东临工委关于尽快接应松阳县长起义的指示，立即开展准备工作，分别派员到松阳、丽水联系起义事宜。3月10日，卜明、应飞率浙东六支队到宣平县曳岭区梁村，与林艺圃率领的丽（水）青（田）松（阳）武工队会合。林艺圃指派王桂五率部协助浙东六支队策应起义，陈史英、吴奉等负责起义后的后勤接应和监视国民党武装，游击队员周延清作向导。深夜，周延清、王桂五带领六支队到松阳县三都乡淡竹殿。11日夜，周延清带领六支队秘书黄文理接祝更生到淡竹殿与卜明、应飞商议起义。深夜1点多会谈结束，祝更生冒雨赶回县政府，火速部署起义。

3月12日，祝更生设计诱捕特务头子蓝琛；控制交通、邮电机构，破坏通往龙游、丽水的公路、桥梁；紧急召开自卫队和武装警察及所属各机关干部职工会议，痛诉国民党蒋介石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号召大家坚定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旗起义，参加革命，以挽救中华民族。当夜，起义人员把在松阳训练的国民党征兵部队百余人武装缴械。子夜后，祝更生率起义人员到城郊迎接党代表卜明、应飞进入县城，松阳起义成功。

从与中共组织建立联系、到起义准备、确定、部署，时间长达半年多，为防止起义计划走漏风声，消除泄密隐患，整个过程十分严密谨慎。另外，为了严防专事反共活动的松遂宣特务头子蓝琛等对起义的破坏，布置专人监视其行动，编造一些中共活动的情报告诉他，使他信而不疑。为掩护起义准备，祝更生率自卫队到松阳、丽水边境佯攻林艺圃领导的地下武工队，进行假“扫荡”，一度发生遭遇战，受到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何鹏等慰劳。

从起义前国民党要员和地方豪绅的反应情况来看，起义军采取的保密措施是切实有效的，他们对起义毫不知情。周延清同志回忆道：王桂五交待他带黄文理到县政府接县长祝更生到淡竹殿商议起义，到县政府大门时，黄文理出示祝更生事先秘密寄给六支队的特别通行证，有了这个通行证就可以顺利进出国民党县政府。黄文理手持灯笼为联络信号，祝更生见状立即心领神会，带人连夜赶到淡竹殿，向浙东六支队政委卜明、支队长应飞汇报起义准备情况，次日凌晨1点多，又冒着倾盆大雨赶回县政府。随后祝更生以召开“县政会议”为名，召集松阳主要的地方豪绅到县政府，将其扣押。

值得一提的是，起义前夕祝更生派卫士去请蓝琛到办公室，然后煞有介事地说：“我得到情报，共产党向我们这方面来了，现已通过松阳边境，你知道否？”“我还未得到具体情报，我马上回去检查、安排”，蓝琛难堪地回答道。蓝琛做梦也没想到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即将开始，一直深信共产党的活动情况逃不过亲手编织的情报网的他，彼时却被五花大绑了。

松阳起义成功的保密工作，使得起义部队能顺利按照预先的计划，对敌人发动突然袭击，达到攻其不备、出敌不意的效果，在浙西南革命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单位：松阳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