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时期赣省饶州永平监是国家管理铸造铜钱的机构，浩瀚的文献资料显示，这时期处州是永平监精铜原料主要供应地之一。厘清宋朝时期处州铜矿开采、冶炼、运输，以及饶州永平监的铸币规模、处州铜产量对饶州永平监铸币的影响与作用等诸多方面情况，对于还原这一时期采掘以及金融方面的历史面貌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宋朝时期处州铜产资料出处考录

我国古代早在夏商就已经开始对铜矿大规模开采和冶炼，商周时期铸铜技术达到鼎峰。由于兵器和祭祀大量使用青铜，铜矿的开采和冶炼都达了前所未有的规模。

处州地处浙西南山区，峰峦叠起，山脉绵延，全市1000米以上的山峰有3573座，矿产蕴含量丰富。早在唐代时期，处州境内的遂昌就已采用烧爆法开采金矿，松阳城北的马鞍山也已开始开采银矿。宋代时期，遂昌县银矿采冶已具相当规模，每年上缴3-8万两，处州所属各县均有银矿及伴生铜矿的开采。

古籍记载处州金银冶炼古文献著术资料浩如烟海，现摘录记载宋朝时期采铜部分内容，以供参考。

（1）《宋史·食货志》七：“坑冶凡金、银、铜、铁、铅、锡监冶场务二百有一：金产商、饶、歙、抚四州，南安军。银产凤、建、桂阳三州，有三监；饶、信、虔、越、衢、处、道、褔、汀、漳、南剑、韶、广、英、连、恩、春十七州，建昌、邵武、南安三军，有五十一场；秦、陇、兴元三州，有三务。铜产饶、处、建、英、信、汀、漳、南剑八州，南安、邵武二军，有三十五场；梓州有一务。”

（2）《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银冶场…处州遂昌县永丰场，熙宁三年置；木溪场，五年置，六年并入永丰；松阳县竹溪场，六年置，八年罢；高亭场，十年又置通泰一场。元额三千四百七十五两，元年收四千七百三十四两。”

（3）《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①“淳熙三年，处州所产铜银铅坑，岁收铜十万斤，铅十五万斤。”

②“乾道七年，权发遣处州姚述尧言：被旨措置银铜坑，缘当来银铜兴发之初，本州就令业主开采。”

③“所差监官多用本土进纳等人，以致互起争讼。今本州龙泉等县见有石堰等银坑十处，库山等铜坑九处，合将银、铜分作两所，银坑即令采银官监折合以分数与坑户，铜坑即令取铜官监烹炼，以银作本，立定价值，就坑户收买，使采银者不为铜课之迫，采铜者别无意外之望。”

（4）《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①“新差知处州赵善仁言：乞依旧令通判、令、丞衔内带行主管铜银铅坑冶职事。如任满无亏欠，及巡尉任内无私采透漏，即依条推赏施行。”

②“诏右从事郎、专一措置处州库山等处银场管准特贷命，追毁出身以来文字，除名勒停，决脊杖二十，刺面配连州牢城，仍籍没家财。”

③“权发遣处州姚述尧奏：被旨令臣措置本州岛银铜坑事，窃见本州岛虽有龙泉、松阳两县石堰等银坑一十一处，库山等铜坑九处，其间地力所产高下不等，行下本县取问业主，愿与不愿自备工费采打。”

④处州赵善仁奏：“处州管下坑冶，乞令处州通判、令、丞依旧例于衔内带行主管铜银铅坑冶职事。”

⑤“中书门下省勘会：处州坑冶因乾道七年以后差官措置，一年收到银二万二千八百余两，铜四万五千余斤。”

⑥“诏建宁府大挺场创置监官一员，依处州石堰、库山银铜场例，作堂阙差人。”

又，《新唐书》载“唐时处州下丽水县有铜，出豫章、孝义二山。”孝义山今名桐山（铜山），与豫章山一水之隔，因出铜故名，今在龙泉竹垟畲族乡境，在金田村铜山源有孝义夫人庙。宋代的《元丰九域志》也记载：“龙泉县有豫章山，旧志云，山在县南二十里，旧出铜，川流环其下，曰豫章川。”《处州府志》（明·成化）：“孝义山，在县西五十里。唐《地理志》云：山出铜。”《龙泉县志》（清·顺治）记载：“豫章山在南十六都，距县二十里，唐时出铜，今废。”《浙江通志》载：“豫章山，下环川流曰豫章川，有村名豫章，均因山得名。”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编著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在唐代江南东道栝州的版图上，豫章山成为唐时龙泉县境内的山川地理标志。豫章山现位于龙泉城南兰巨乡，距市区约十公里。

处州永丰场位处遂昌县云峰镇刘坞村东黄岩坑，该处铜产与银矿伴生。《宋史·地理志》记：“处州遂昌有永丰银场”，《元丰九域志》也载：“遂昌县永丰一银场”。除上述外，古文献记载的处州石堰、库山、铜廊、南算、孟春、黄涣峰、长拨、殿山、炉头山庄等处，由于年代久远，其中部分地名暂无从考究其准确之处。

二、宋代货币铸造与饶州永平监

我国的铸币历史最早可溯源到商代，1971年在山西出土的“保德铜贝”是中国铜币的鼻祖，距今已有3000年历史，是中华五千年文化钱币之滥觞，也是人类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最早金属货币。

宋太宗时期基本结束了江南分裂割据的局面，开始在江南地区设置钱监。宋太平兴国二年“二月壬辰朔，若水请置监于昇、鄂、饶等州，大铸铜钱。”(见《吕祖谦文集》第九册)随着钱监的设置，北宋的铸币量开始增加，在太宗四监中，昇州钱监在开宝末年岁铸已达三十万贯。北宋铸币有铜、铁两种，而铜铸币流通于北宋的大部分地区，是主要的流通货币。

宋代是中国铸造铜钱最多的朝代。特别是北宋时期，铜钱铸造数量之大，让其他朝代望尘莫及。以铸钱较多的唐代为例，最多的天宝年间造币也不过三十二万贯。据中国著名货币史专家彭信威估算，连同前朝旧币，当时全国货币流通量应当在两亿五六千万贯。

宋代的铜钱，按照宋人的说法是“一朝所铸、四朝共用”，它同时还成为西夏、辽、金的双系通用货币。由于经济的繁荣，宋代铜钱以“渡来钱”的形式伴随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大量流向了日本及海外其它国家。据日本小叶田淳《日本货币流通史》统计，在日本28个地方出土的中国铜钱多达55万多枚，其中80%以上是宋代铜钱。1266年，镰仓幕府公开承认宋铜钱为日本的法定货币。此外，宋代铜币也成为了高丽、交趾等国的主货币，并流向南亚和西亚，成为印度南部地区，乃至阿拉伯地区的辅币。周边许多国家如日本、高丽、交趾等国也纷纷仿效中国的货币形制开始铸造本国流通货币。

到了南宋时期，纸币开始大量流通，继北宋的“交子”之后，又出现了“关子”“会子”等纸币以弥补铜钱的不足，铜钱开始大量退出流通领域。加之南宋铜钱质量普遍降低，使北宋铸造的优质铜钱沉淀在了民间，市面出现了严重的“钱荒”。加上连年征战军费开支巨大，宋王朝从此走上了滥发纸币的通胀之路。到了南宋末年，货币体系全线崩溃。1276年，都城临安沦陷，南宋灭亡。宋代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以铜钱为主币的朝代。

饶州永平监是唐、宋两代官造币中心，设在赣省饶州鄱阳县城郊，始建于唐肃宗乾元初年（758），在唐朝时期铸“开元通宝”钱，限于当时的生产水平，铸钱生产力较低。饶州及周边的乐平、德兴都盛产金、银、铜、铁，以银矿居多，铜矿开采非常兴盛。唐大中初年（847），信州的玉山监废并到永平监，这样，永平监的物质基础更加厚实，为日后发展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

宋开宝八年（975），永平军复改为饶州。时江南转运使张齐贤大力整顿地方财政，补充永平监冶铸工匠，使铸钱额达到七万贯。到了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岁铸钱增加到三十万贯。宋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有载：“太平兴国八年，张齐贤为江南转运使，遣丁男采饶、信、处州铜、铅、锡，因杂用铅锡，于饶州永平监，岁铸钱三十万贯”，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十四《采铜法》也记录了处州之铜“发纳饶州永平监应副铸”，一是说明了永平监铸钱之铜主要来源于饶州、信州和处州，二是说明了永平监强大的铸钱能力，大大改善了北宋的财政状况，对北宋统治秩序的稳定，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宋神宗时期，王安石主持变法改革，发展商品经济，鼓励开矿，扩大铸钱，铸钱监和铸量都空前增多。根据毕仲衍《中书备对》所记资料，宋元丰年间(1078-1085)全国铜钱监十七处，共铸钱五百零六万贯，达到宋朝铸钱量的巅峰。

饶州永平监的优势，不仅是铸钱能力强，技术力量雄厚，还在于它始终是宋代矿冶钱业的管理中心。宋代主管矿冶铸钱事业的机构是“提点诸路坑冶铸钱司”，称“提举坑冶司或铸钱司”，简称“提点司”“坑冶司”“铸钱司”“泉司”等，它“专以措置坑冶、督责鼓铸为职”，长官称“提点坑冶铸钱公事”，管事范围包括江、浙、川、广、福建等东南九路，这是主要的财富地区，在南宋偏安时期，这九路就是它管辖的主要部分。提举坑冶铸钱司坐镇饶州，从政治上保证了永平监的中心地位，清光绪《江西通志》在职官中概括性地写道:“提举坑冶司，江西之专官也。”处州人士葛源(993-1054)，字宗圣，曾任江浙荆湖福建广南提点银铜坑冶铸钱等职。梁季珌(1143-1208)，丽水县人，字饬父，汝嘉子，曾授提点江淮坑冶铸钱司干办公事，后任升都大提点江淮等路坑冶铸钱司公事等职。郑如冈，字山甫，青田县人，宋嘉定十四年（1221）任江淮等路坑冶铸钱司公事一职等。

另外，根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记载：“铅…处州龙泉县五百一十一斤，赴严州神泉监铸钱。”说明龙泉所产的铅矿押送到严州（今桐庐、淳安县和建德一带）神泉监铸钱。

三、宋朝时期处州铜产量及其运输路线探究

宋朝时期处州铜产量的文献论述主要有：

（1）《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之一一记载了宋元丰元年（1078）各地铜产量情况：“陇州古道场，元额九千一十九斤，元丰元年收同。虢州百家川场、栾川冶，元额七千四百一十七斤，元年收六千三百九十二斤。处州永丰场，元额六万八千五百六十六斤，元年收四万七千五百一十一斤。饶州，元额七百四十斤，元年收一千六百八斤。信州铅山场，熙宁四年罢，后复置；上饶县丁溪场、虔州九龚场、云都场，元额六百七十四斤，元年收一百三十斤。潭州，无额，元年收一百七万八千二百五十斤。衡州茭源县，元额五千五百七十斤，元年收四千三百五十斤。郴州桂阳延寿坑，熙宁二年置，又二坑，元额七十七斤，起来元年收八十四斤。梓州铜山县一冶，元额三百五十斤，元年收同。兴州须政县青阳场，熙宁七年置，元额一十五万四千四十九斤，元年收二十七万七千三百二十八斤。福州黄洋场、玉秣场，元额三万二千八百二十二斤，元年收九万五千三百八斤。建州天受、通徳、斤竹、武仙、瞿岭场五，余生、蕉溪坑二，大同山一，元额九万四百九十三斤，元年收七万一千二百六十斤。南剑州漆坑、石牌、龙门、安福、大演场，元额一十二万五千九百七十四斤，元年收一十一万四千五十一斤。汀州漈村坑，熙宁元年置，二年罢。又上宝、凤凰山、赤水永丰场，元额三万五千四百九十五斤，元年收一万六千四百七十二斤。泉州龙崇场，无额，元年收未到。漳州宝兴、大消场二，元额四万六千八百四十九斤，元年收四万九百三十六斤。邵武军邹溪、太平、新安场，元额一十二万八千五百六十四斤，元年收四万二千五百一十五斤。韶州岑水场、中子场，元额一千万斤，元年收一千二百八十万八千四百三十斤。连州阳山县铜坑一场、英州竹溪场，元额二千七百九十五斤，元年收无。铜坑冶祖额总计一千七十一万一千四百六十六斤，元丰元年收总计一千四百六十万五千九百六十九斤。”

上述内容按下表进行列述，可得出各铜场的年实收额排列，其中位列前八的分别是：韶州岑水场、中子场，潭州，兴州须政县青阳场，南剑州漆坑、石牌、龙门、安福、大演场，福州黄洋场、玉秣场，建州天受、通徳、斤竹、武仙、瞿岭场五，余生、蕉溪坑二，大同山一，处州永丰场，邵武军邹溪、太平、新安场。处州永丰场表列第七，如果剔除单量多矿实收的情况，按单量单矿计收可位列第四，其产量占居全国前茅。

（2）《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之二三：“绍兴三十二年(1162)，处州管下铁，赴信州铅山场浸铜，丽水县一百斤，青田县一千二百二十斤。”

（3）《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二三：“淳熙三年(1176)，处州‘岁收铜十万斤，铅十五万斤’”

古代所炼精铜要以木印雕字作“处州某处铜”（见明《菽园杂记》）模印为记，可溯源生产工坊和工匠，以作质量信誉的保证。铜料开采累计到一定量的时候，再由地方组织厢兵将之押解到江西饶州永平监，反映出当时钱监与兵制相兼的管理体系。钱币是国库财政的主载体，铸钱必需有铜，因而宋朝对铜矿实施垄断政策，对私铸施重刑，“盗铸者抵罪至死”。铜矿的开采由朝廷所控制，并设专门机构和官员进行监管。铜矿属朝廷管控的国家贵重物资，为防止山民流寇半路掠劫，当朝专门派遣厢兵押送。其实，早在唐玄宗时期就曾颁布《禁铸铜器诏》，规定铜的收购由国家负责，与此同时不允许私人买卖铜和铸造铜器。

处州与赣省饶州地理位置约四百多公里，虽不是很遥远，但翻山越岭走古道运送沉重的金属矿产也不是一件容易的差事。由于宋朝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兴盛，处州龙泉和大港头已成为当时以龙泉青瓷和景德镇青白瓷（影青瓷）为主要代表的大宗商品起始地之一，大宗商品还包括矿产、瓷器、烟叶、茶叶、漆器、丝帛等。处州与赣省的商品运输古道成为了当时一条繁忙的“茶马古道”，这得益于浙江第二大河流瓯江的强大航运功能，从龙泉或遂昌顺流而下经丽水大港头码头可直达温州出海口。通过小船换大船，把出口的货物集中后北上可达宁波（古称明州、庆元）市舶司，再到高丽半岛和日本，南下可到达泉州和广州市舶司，商品源源不断循南太平洋、印度半岛沿岸再抵波斯湾，到红海、埃及、非洲和欧洲等地区。明《士商类要》十六条中记录了一条从处州到衢州的水陆古商道，其线路为遂昌—马埠—官溪—北界—灵山－龙游，这条古道基本上沿着一条名为“官溪”的溪流进入龙游县，再从龙游经衢州进入赣省玉山信江再到饶州或景德镇。这条古道把浙赣两地的商品连结在一起，使两地的文化交流更加紧密。另一条古道为龙泉至赣省的官道，龙泉所炼的精铜矿料除了转运到遂昌永丰场集结成纲的可能外，还可以通过以廊桥连接山涧的龙庆谷地古道经松溪梓亭寨集结成纲后由厢兵押解，经福建后北上再转运至赣省饶州或景德镇，基本沿着梓亭－旧县－松溪－浦城，再北上进入赣省。这在福建与龙泉交界松溪古驿道上发现的一块南宋开禧元年（1205）石碑上得到了印证，该石碑的珍贵之处在于官府制定了驿道的交通礼制，如“轻避重”“去避来”等。浦城为浙闽赣三省要冲古镇，素有“东南锁钥”“入闽咽喉”之称。

在庆元及临县一些重要隘口要地发现有古碑石、寨亭等遗迹，如西山隘、石壁隘、分都亭等，也可以间接佐证当时一些隘口为进出古道的要冲之地，是货物进出的必经之处，历来为乡兵重要把守据点。

四、处州铜料供应对宋朝铸钱影响分析

在宋代诸多的钱监中，最主要的有江、池、饶、建四大钱监，他们都直属朝廷，规模较大，存在时间较长。另有韶州、惠州二监。上述六监是宋朝最重要的钱监。其中，饶州永平监在唐时就已开炉铸钱。南唐时期，由于铜钱短缺，也行用铁钱。初始铁钱每十钱以铁钱六权铜钱四，后来铁钱十才当铜钱一，铜钱少而贵重。时每年铸钱三十万贯，而永平监的铸钱量已增为六万贯，占总数的20%，为江南货币的统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地位显而易见。

饶州永平监铸钱中心地位的维持，得益于较为充足而稳定的原料供应。在宋代，供应永平监铸钱原料的场矿，在饶州境内的主要是德兴县的兴利铜场，紧邻饶州的信州有铅山场。铅山场是宋代以胆水浸铁炼铜的主要生产基地，它在兴盛时期，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采凿，岁额三十八万斤，全部运往饶州，“每发二千斤为一纲，至信州汭口镇，用船转发，应副饶州永平监鼓铸。”（见《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二五）可以说，没有铅山场，就没有永平监，铅山场的胆铜比较稳定的高频产量保证了永平监长期维持的铸钱中心地位。宋乾道二年(1166)，饶州铸钱司统计各地运至的铜、铅、锡数量如下：

铜：总计237787斤，其中铅山场96336斤，兴利场23482斤，二场合计119818斤，占总数的一半以上。

铅：总计166641斤，其中铅山场115267斤，占2/3。

锡：总计21457斤，来自贺州太平场，桂阳军平阳县，临武县，郴州章县，衡州常宁县。

饶州永平监作为宋朝铸钱中心，它的原料来自江西、四川、湖南、浙江、广东、广西等广大地区，而重点是信州铅山场，其占比量超六成强。全国各地的铜料源源不断地运往饶州永平监，为其庞大的铸钱量提供了保障。

饶州永平监所铸钱币品种主要有太平通宝、淳化元宝、至道元宝、咸平元宝、祥符元（通）宝、天禧通宝、天圣元宝、太平通宝、明道元宝、景祐元宝、皇宋通宝、至和元（通）宝、嘉祐元（通）宝等。

从《宋会要辑稿》所载“淳熙二年(1175)，处州岁收铜十万斤，铅十五万斤”来看，在宋元丰元年（1078）处州永丰场的铜产量已有47511斤，如果结合龙泉的豫章、孝义等处，加上其它零散的铜矿开采，元丰年间处州的铜产量也可达十万斤，与淳熙二年所记载的铜产量基本持平。从元丰年到淳熙年，虽经百年的开采，处州的铜产量一直保持比较稳定的状态。

从宋乾道二年统计饶州永平监的供铜量对比来看，处州岁收铜如按十万斤计，而永平监铜总量为237787斤，处州铜料供应量占比为42.05%，显然这一比例有点虚高，推测可能有一部分铜料被其它用途所分配，如军事、祭祀和日用品等，或是在乾道二年处州岁收铜远不足十万斤。

另外，从乾道二年饶州铸钱司统计各地运至的铜、铅、锡数量来看，主要列举了铅山场、兴利场、韶州岑水场、潭州永兴场、池州铜陵县、信州弋阳宝丰场、潼川府铜山县、利州青尼县、兴州青阳县等七场，并未提及处州永丰场，也是一大疑点之一。因此，在乾道二年处州铜产量并未纳入饶州永平监的供铜量情况下，如果按此前数值建立数学模型进行推算，乾道二年处州铜产量占饶州永平监总供铜量基本上也可达30%，这一比例的供应量对于永平监来说还是相当可观的，这也印证了前述元丰元年各地铜产量中处州永丰场所占的地位。

南唐归宋后，饶州永平监于公元977年恢复铸钱，成为了支撑宋朝财政的主要供给基地。此后，饶州永平监凭借其雄厚的技术和充足的原料供应，在宋朝的历代铸钱监中长期保持优势地位，在国家治理、社会经济和军事科技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铜钱流通使用后，原江南民间的铁钱遂由官府收集“悉铸为农器，以给江北流民之归附者”，给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带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在饶州永平监的基础上又分置出池州永丰监，并增设江州广宁监、建州丰国监。在仁宗庆历之前，宋朝的铜钱主要靠饶、池、江、建的四监铸造，“上供”朝廷内藏库，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和动力。在边境军事紧张时，各钱监还可铸铁钱以供军队列支，“康定元年(1040)，因陕西移用不足”，“又铸小铁钱，悉辇至关中。庆历元年（1141）十一月，诏江饶池三州铸铁钱三百万缗，备陕西军费。”（见《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同时，包括永平监在内的各钱监铸造出来的钱币“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成为了世界的通用货币，深受各国欢迎，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浓重一笔。精美繁多的宋代钱币成为中国文化符号中的一枝独秀，灿烂异彩。

五、矿硐开采对社会带来的弊端和影响

处州山高水阔，金、银、铜、铅等矿产资源丰富，为历朝历代帝皇所重视，采炼矿产带来了诸多财富，既充实了国家内藏又丰足了府帑，为政府支撑起强大的财政功能。处州的地理位置终究是一处山荒之地，封闭堵塞，无法成为一隅政治、经济、文化与商贸中心，虽然龙泉青瓷经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带来了一时的繁荣，但并未根本改变其一直落后的面貌格局。朝廷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一直没有间断，矿监对工匠和劳工进行奴役，“舞文弄法，为害非轻，炉户铸工，刊剥殆尽，百端规取，必至充其所欲”，生命遭到摧残而“卒无白首者，以辛苦故也。”（见《宋代经济史》下册，漆侠，中华书局）遂昌唐代的采金矿硐，经当地村民抽水显露后，有成堆的矿工尸骨被遗弃在矿硐内，令人发指。

沉重的劳役和长期的残酷压榨，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我国十世纪至十三世纪时期的一个基本社会现状。处州铜矿的开采及供应对宋朝永平监铸钱的影响虽不占重要地位，但也可以反映出其不可或缺而占有一席之位。可以说，饶州永平监所铸的每一枚钱币都流淌着包括处州矿工在内的血汗泪水，后人应当了解这一辛酸的历史和曾经的繁重担当。

（作者单位：孙卫武，市建设局干部；赖莹，市图书馆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