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卫武

对于章乃器先生的评价，我们赞赏他是“党的诤友，抗日斗士”。认识章乃器先生，多是从救国会的领导人“七君子事件”中阅知和熟悉的。章乃器先生一生披肝沥胆、忧国忧民，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和民主建国运动，为党和国家的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章乃器先生还是一位“红色资产阶级”爱国民主人士，其一生与经济、金融密不可分，这与他的人生经历、身份和社会地位休戚相关。章乃器先生不但在思想上追求民主和进步，政治上有所建树，在经济、金融领域也是真知灼见、高屋建瓴而自成体系，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并付诸实施，可以说他是经济、金融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伟大践行者之一。

一、初入银行业，暂露锋芒

图1： 1939年10月，救国会领导人在重庆与叶挺合影

（左起：沙千里、邹韬奋、沈钧儒、叶挺、章乃器、张申府、王炳南）

章乃器（1897-1977），浙江青田县东源村人，字子伟、金烽，又名章埏，因《老子》有曰“陶人埏埴以为器”而改名“乃器”。其祖父章楷是前清举人，浙东名士，擅诗文书法，为人急公好义，扶贫济困，在当地非常有名望，曾协纂《青田县志》（光绪版）。父亲章炯，字叔明，早年是位私塾老师，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在南京陆军第四中学任教。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回乡担任县议员副议长，后又担任遂昌县警察局长[1]等职。

章乃器的思想观念和一生离不开他的两个亲兄弟章培和章尧。

大哥章培，字益栽，清朝末年入武汉讲武学堂，民国成立后，先后就读于陆军预备学堂、保定军官学校，后随白崇禧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中校参谋。1927年，他因掩护三弟章秋阳从事革命活动、放走列入逮捕名单的包括周恩来在内的12名中共党员而被撤职。1932年，在第四次国民党“围剿”中央苏区时，因被指控为借故拖延战机，有通敌之嫌再次被撤职。此后，亦冒险解救过包括陈云在内的中共党员。全国解放后，参与解放军装甲兵培训工作等要职。

三弟章尧，字郁庵，又名章秋阳、章乃起，早年就读于浙江省立工业学校，因领导学生运动而被学校开除。1922年，他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当学徒，期间，沈雁冰、董亦湘等共产党人均在该馆编译所工作并从事革命活动。章秋阳参加工作后不久被秘密发展入党，他和陈云、徐新之先后担任过该所的中共支部书记，成为上海工人运动中的一个年轻骨干分子。参加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是上海市特别市民代表，临时政府成员兼上海特别党部商人部部长，对章乃器的影响和帮助甚大。1940年，在安徽参加一次宴会时被国民党投毒杀害，年仅39岁。

章乃器少年时代正处于传统的礼仪教育和各种新思潮的碰撞时期，形成了明辩忠奸，耐苦坚强的性格，和对革命、自由的向往。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的大哥章培参加了革命军，章乃器当时还在处州府中学堂上学。应大哥之召，他毅然投笔从戎，到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属下飞行营顶替大哥的名额当了一名年纪最轻的学员，当时年仅15岁。但辛亥革命的成果不久即被袁世凯窃取，飞行营也被取消，学员遣散回家。

1913年，章乃器前往省城投考，阴差阳错考取了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在商校学习的五年中，他因家境渐衰，只能靠奖学金完成学业。1918年从商校毕业后，经校长周季伦介绍，安排在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杭州总行当了一名练习生，后调到上海分行，从此开始了兢业致志的职业生涯。

翌年，他辞职到北京谋生，经友人介绍到京兆银行担任营业部主任，一年后升任襄理。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京兆银行受到牵连而失业。1921年秋再度回到上海，重入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当了一名营业部科员。1923年3月，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官股与商股拆分，官股称为浙江地方银行，商股称为浙江实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和上海分行经理陈朵如对章乃器十分器重，由于陈朵如原是商校的教师，对章乃器的才识很了解，在他的推荐和提拔下，章乃器逐步擢升为营业部主任、襄理、副总经理。

章乃器在工作之余，潜心研究经济学和金融理论，每天灯火通明，刻苦读书，数年如一日。他的理论水平和业务才干也并长相成，发表了不少有见地的论文，逐渐成为一名银行界声望较高的人物。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中国大片国土沦丧，经济遭受了空前的损失。在1932至1935间，章乃器撰写了大量的文章揭露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内在根源，剖析了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如《世界经济前瞻》《大战前夜各国的货币政策》《国际货币战争的剖析》《各国金融恐慌与货币战争》《世界政治经济概括》《国际争夺下的中国货币金融》等文章，指出了世界经济危机正在酝酿战争危机，指出：“在经济战争中，半殖民地的中国已经弄得‘遍体鳞伤’。在将来的军事战争中，我们该何以图存？”[2]其观点极具卓识远见。

章乃器以扎实的理论、坚定的立场、鲜明的特色，前瞻性的分析和著述经济与金融理论，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社会点燃了烛光，使他成为了一名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经济与金融学者。

1936年5月31日，宋庆龄、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等人发起组织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宣告成立，发表宣言，通过《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向全国各党各派建议立即停止军事冲突，释放政治犯，各党各派立即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制定共同救国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日政权等。1936年11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邹韬奋、史良等7人，史称 “七君子事件”。“七·七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于1937年7月31日宣布具保释放。

二、成立中国第一家独立的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

从20世纪初开始，征信所作为一种个人及机构资信的调查机构，逐渐已在欧美及日本普及。早在民国初年，财政部颁布《银行公会章程》时，即规定银行公会应该办理征信机构。1920年《银行周报》总编辑徐沧水，曾应银行公会要求草拟上海征信所章程。上海银行公会在翌年的全国银行公会第二届大会上，提出了设立征信所的议案。因当时军阀混战，民生凋敝，创办征信所的动议一直没有实现。

当时上海银行公会设有“银行实务研究会”和银行界人士组织的“银行学会”，章乃器是主持人之一。为了适应银行收受国内外财政金融市场信息，调查研究掌握客户信用状况，确保投放贷款的安全回收，章乃器建议组设上海征信所，作为同业横向联合的科学管理机构。

当时许多人不知信用调查有何作用，态度非常消极，信用调查机构迟迟未能成立。而各大银行的货款，因为一些工商企业不守信用，银行调查的信息又不对称，导致银行呆账、坏账累积甚多。而当时在上海的外商银行，依赖日本人或美国人的信用调查机构进行细致的调查后决定是否放款，故而呆账、坏账的情况很少发生。

信用调查机构的职能，章乃器有过一番通俗的解释：“征信所是一个信用调查机关。比方，甲商人要向乙银行通融一点款项，乙银行在允许通融之前，必然要知道甲商人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财产有若干？他的事业发达吗？他的费用太大吗？他的过去的历史怎样？他的品性怎样？他一向对于欠款的偿还准确而不失约吗？他的家庭状况怎样？他所交的是哪一类的人？……乙银行要等到这种种的问题得了满意的解答之后，再斟酌情形给甲商人一个相当限度的通融。经过这种手续的放贷，自然就很稳妥。征信所的职务，就是代乙银行解答这种种的问题。”

1931年，天津发生了一场空前的金融大风潮，几乎使全市金融业为之崩溃，这一事件成为中国征信所创立的催化剂。章乃器借此机会大声疾呼，要求上海金融业排除己见，将各自独立的信用调查变成一个共同经营、信息共享的征信所，以帮助金融业全面了解债务人信用状况。在国内金融界实力人物张公权、李馥荪、陈光甫、胡孟嘉等人的支持和赞助下，1932年6月6日，成立了银行界的公用机构、中国第一家独立的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

中国征信所是国内第一家由中国人创办的独立机构，章乃器代表浙江实业银行出任董事长。他提出“审慎以求真”“详尽明晰以求美”“忠实公正以求善”的工作规条，在他的主持下，制定了一整套科学的调查程序，延揽了一批优秀的专业人才，除逐日向会员提供市场报告外，还根据会员的委托，提供专项的调查服务。中国征信所以高效、优质的服务，一举挤垮了四家外国人办的征信所，成为独占事业。该所出版的《行名录》，内容详尽、印刷精美，压倒了英国人《字林西报》出版了几十年的《行名录》。

中国征信所的成立和运作，为工商经济的健康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其本身的影响也日益扩大。

章乃器自创办成立中国第一家独立的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以来，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业绩，大长国人志气，也使他赢得了极高的社会声誉和地位。他强调信用事业对金融市场的调节作用，首倡“信用膨胀”说。主张“以稳健的扩张信用之手段，代替不健全的通货膨胀手段”，提出创造现代银钱市场和资本市场，由华商银行“推行票据承兑和贴现，使短期资金市场现代化；同时推行股票和公司债票，使长期资金市场——证券市场——国民经济化”。他指出，把信用放款改为票据贴现，可以加快资本的流通，使呆滞的“账面债权”化为可以流通的“票面债权”，变旧钱庄的“对人信用”为新银行的“对物信用”。他力主银行业应有一联合组织专事公司股票、债票的承接发行，“这样银行的资产就不易冻结，而工商业也可以用着期限较长利息较低的资金”等等。在章乃器等人的积极倡导下，上海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于1933年成立了上海票据交换所和票据承兑所。

此后，他相继受聘执教于上海光华大学、沪江大学、国立商学院等高等院校，以深入浅出的通俗语言、生动的事实、确凿的数据，对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和官僚资产阶级的财政黑幕进行深度揭露和抨击，深受学生欢迎。

1935年5月，中国征信所改组为股份制公司，经选举产生的董事11人，监事3人，章乃器被推选为董事长。

图2：中国征信所营业章程

时值抗日救亡运动兴起，章乃器与沈钧儒、马相伯、邹韬奋等著名爱国人士共同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由于章乃器是救国会的领导人，又担任着中国征信所的董事长，征信所自然而然成为救国会的一个重要据点。按照章乃器的说法“培养了一批爱国青年，掩护了不少革命干部”，如总务部主任杨家伦、资料部主任骆耕漠、编审部季步飞和主管印刷的何孝章等，都是大革命时期失败后的老党员，经章秋阳介绍，先后聚集到征信所这个阵地里来的。

当时上海市长吴铁城见救国会“闹得更凶”，要求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李铭去除章乃器。李铭借口以公费留学为名让章乃器出国暂避风头，章乃器为了不让银行受累，决定辞职。后来回忆说：“在那连生死都早已置之度外的高昂情绪下，丢了一个银行的金饭碗和一个留英的镀金机会，能算什么呢？”[3]

章乃器离开银行和中国征信所后，全身心投入到救国会的运动中，并最终成为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领袖之一。

三、著述《中国货币金融问题》，创立中国民族经济学理论基础

图3：《中国货币金融问题》章乃器著

1936年10月，章乃器的论文集《中国货币金融问题》由生活书店出版发行，深受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被译成英、日文，成为研究中国这一经济领域的权威性著作。该书分为五篇，第一篇“概述”，包括经济论争中的两条战线，怎样研究中国的金融问题，货币金融所反映出来的中国社会，中国财政金融之现势，当前的金融问题，由平时财政说到战时财政；第二篇“国际争夺下的中国货币金融”，包括最近资本逃亡的两条去路，中国的国际收支，国际投资市场的中国，英美在华的货币战争，列强在华的货币战争现势，由国际货币战争说到“上海金镑”，列强对华货币战争的现势，罗斯爵士远东之行；第三篇“白银问题与货币制”制度，包括当前的白银问题，白银问题与财政问题，白银出口增税以后，金融恐慌与币制危机，美国白银政策与中国，中国货币的前途，金价高涨——物价暴腾，币制改革以后，币制改革后金融政策之重估；第四篇“中国金融制度”，包括中国金融统制论，经济统制与银行，我国银行业的前途，当前的金融问题，金融恐慌中的金融制度的演变，中国金融现势，中国之票据市场，上海的金融，上海的两个证券市场，上海地产之今昔；第五篇“附录”，包括工商业金融问题研究报告书和对于增加筹码问题之意见。

《中国货币金融问题》一书内容，以务实的精神，独到的视角，强烈的忧患意识，对旧中国时期货币与金融领域作出了客观性的思考与评价，针砭时弊，指出了当时社会货币金融市场问题的症结所在，为中国货币与金融的改革与发展指明了方向。

章乃器虽只接受过国内初级的经济学教育，没有系统学习高等金融专业理论知识，更没有留洋深造，但他通过刻苦自学，系统掌握了经济与金融理论知识，他不仅仅局限于国内的传统经济理论，还非常注重对国际先进金融理论与知识的吸收和消化，使他拥有开阔的视野，加之他对银行业务的娴熟，因而非常善于运用“拿来主义”，用别国成熟的理论和经验作为改善中国落后状况的“他山之石”，在比较中探寻适合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例如，章乃器高度评价德国国民经济创始人李士特，赞扬李士特“能够为德国民族打算。他窥破了当时英国在自由主义的掩护之下，向德国掠夺，因而主张新兴的德国，应该赶快关起大门来自卫”。章乃器的金融货币理论认为，一定要善于“窥破”列强的种种经济陷阱，加强自我保护，而最有效的保护便是推进中国自身的现代化。所以，他把“完成一个现代的银钱市场（Money Market）”和“创造一个现代资本的市场（Capital Market）”作为中国金融市场现代化追求的重要目标。

该书还对当时经济论中的新经济学与古典学的两条战线进行了深度剖析和评价，指出民族战线对经济的重要性：“‘九·一八’事变以后，虽然他们在内部起了亲日派和欧美派的争端，而对于中国的民族问题，他们为帝国主义在华的投资和贸易打算，可说是一致的由原来的主张维持现状，而进一步地主张对敌妥洽。对于上海协定和塘沽协定的推进和拥护，当时的亲日派和欧美派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内中许多天良未丧，一时误入歧途的流俗经济学者，这里却因为环境的刺激，不能不发生一些政治意识。他们在发生政治意识之后，便很坚定地站到民族的战线上去。而成为工具化的古典学派的反对派，自然而然的，他们便和主张民族革命的进步分子联合一气，而成为更广大的民族战线。这样，时代和环境便造成中国经济学界中帝国主义战线和民族战线的尖锐对立。”“我们也并不是主张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之下，不必要的去和别国决裂；然而必然要用决裂的准备和决心，用民众的革命组织和革命情绪，很坚决地跑向民族解放的大道。”

章乃器撰写的《中国货币金融问题》和其它一系列关于经济与货币金融的书籍与文章，如《章乃器论文选》《资本主义国际与中国》《中国货币制度往哪里去》等，其经济理论体系共同构成了中国民族经济学理论基础，既体现了章乃器先生作为杰出的经济学家洞察事物本质的高超水平和对历史发展趋势的远见卓识，也体现了一切都是为了民族经济健康发展的满腔爱国热情，他的经济思想极具鲜明的民族特色，反映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抵制外来经济侵略、保持民族经济独立体系的强烈愿望和要求，成为了宝贵的民族精神财富。

四、受邀出任安徽省财政厅厅长，缓解战时财政困难

1935年冬，安徽省财政厅长杨绵仲鉴于本省农村经济亟需扶植，建设事业急待发展，以“调剂金融，扶助省市经济建设，推行金库制度”为宗旨，呈由省政府咨请财政部核准筹建安徽地方银行，规定总资本额为200万元国币。1936年1月，安徽地方银行批准成立，董事长照章由省财政厅长兼任，董事、监事人选均由省政府指派。

安徽地方银行于1936年、1938年、1939年三年时间里发行了12种小钞。其中1938年安徽地方银行发行的纸币券一分、二分、一角、二角、五角和一元6种票面上印有章乃器先生的签名。章乃器与安徽地方银行的缘分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但在安徽财经史上却写下浓厚的一笔。

抗战初期，当时的安徽财政已是一个烂摊子。安徽物产较丰富商业较繁荣的市县已全部为日寇所侵占，财政收入枯竭，军政人员因欠薪欠饷而怨声载道。当任财政厅长的是在国民党政界号称地方理财能手的杨锦仲，他对此也是束手无策，坚决要求辞职。

“七君子事件”之后，1937年11月，章乃器从上海撤退到香港，继续从事抗日救亡运动。这时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已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鉴于安徽当时的财政状况，李宗仁举荐章乃器担任安徽省财政大任，认为已关系到桂系在安徽成败的关键时刻，不容推辞。章乃器作为与桂系有历史渊源又有很高社会影响的救国公会领袖，特别是其在经济、金融领域的才能，自然是桂系重点延揽的对象之一。章乃器考虑到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建立，1938年初，受李宗仁盛邀，决定赴皖西战区担任安徽省财政厅长兼安徽地方银行行长一职。

章乃器从香港归来途经武汉，在三弟章秋阳的安排下，在武汉会见了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向章乃器当面嘱托两件事：一是彻底释放“政治犯”，二是搞好与皖南新四军的合作关系，在经费上给予优先支持。章乃器当即表示将尽力完成所托事宜。

章乃器就任之前就已摸清了安徽财政体系贪污、腐化、浪费的底细，向李宗仁提出了四项就职条件，即铲除贪官污吏，杜绝浪费，节约开支，新任财政工作团。李宗仁当即全盘接受，表示全力支持。1938年3月《安徽政治》三、四合刊载有章乃器就职后对财政厅同仁的训话，提出“公平是解决财政困难的原则”。收入负担公平，一切赋税要与纳税人的力量相称，不能倚重倚轻，尤不准贪官污吏乘机中饱私囊；支出分配公平；内部人事公平，引用人才，不用私人。惩办了一批贪官污史，大量被各地扣留的赋税及时上交到省里，堵住吃空额，报假账的漏洞，宣布凡是贪污有据、浪费严重和扣留应该上交的税款公款的人员，一律按军法惩处。经过一系列的整肃，省财政收入明显增加，支出减少，很快达到略有盈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图4：章乃器签名版纸币-安徽地方银行

鉴于市场货币流通情况和财政实际困难，章乃器提议发行省财政公债，以公债款作保证金发行了安徽地方银行的小额钞票，以缓解市场极度缺乏的流通货币，同时也绕开了省级银行不能直接发行货币的困局。章乃器以安徽省财政厅厅长的名义在其发行的钞票上签上“章乃器”大名。

在皖西的一年多时间里，章乃器以其专业所长积极筹划财政，整肃纪律，使得安徽财政有了一整套聚财有方、理财有道的战时财政和金融规章，取得了明显成效，有力地支援皖西前线抗战，特别是大别山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大家的尊重。李宗仁对章乃器的理财才能也十分欣赏，在他的回忆录里赞赏“他（章乃器）任财政厅长，颇见成效。”[4]

章乃器不忘周恩来的嘱托，以省政府统一税收为名，每月补助新四军3万元经费也引起国民党高层的注意，国民党对此事非常不满，认为章乃器留在桂系是心腹之患。1939年4月蒋介石致电章乃器“赴渝述职”“免职令侯任用”，章乃器便结束了安徽省财政厅长的任期。回渝后又劝退了同乡兼好友陈诚给其安排就任其它国民政府部门要职的劝说，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其后，创办了民族工业的思想库——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主张建立“立体工业经济体系”，避免平面发展和重复建设，反对豪门资本，首倡财产实名制，合理利用外资，建议开发大西北，这些观点，至今仍具现实意义。

五、倡议“废两改元”，提出中国货币统一论

旧中国的货币流通主要有银两、银元、银角、铜元、铜钱等，此外还有各色纸币，兑价不一，影响市场的流通和交易。民国始建后百废待兴，然军阀混战，凌乱繁杂的货币制度政府无暇顾及，也极大束缚着国内工商业和对外贸易业的发展，阻碍着国家的复兴。同时，外来货币又极大地冲击国内市场，严重侵害国家主权，国内有识之士都迫切感到改革币制的需要。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1931年4月起，因危机的深刻化，引发世界金融大危机，英国、加拿大、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相继放弃金本位制，实行货币贬值。1933年，美国为转嫁经济危机，宣布白银国有，提高银价，导致中国国内的白银大量外流，经济陷入严重的危机。

章乃器当时研究国内和国际的金融问题，自然也看出了其中的问题和症结所在。他认为，中国因为封建割据，造成货币的不统一，而各种封建性的地方货币的存在是危害甚大的封建性货币剥削的根源。

他撰写了许多货币和金融论文，包括《货币金融所反映出来的中国社会》《怎样研究中国底金融问题》《中国财政金融之现势》等，有力地揭露了封建性货币剥削的各种方式。他指出，较之苛捐、杂税、工役和兵差，货币剥削是军阀、官僚剥削人民诸种方式中最有力、最便利的剥削方式，这种剥削的通常做法有：（1）用分量轻的铜圆去换分量重的铜圆；（2）发行低成色的银辅币；（3）发行低成色的银圆；（4）发行纸币。除了军阀、官僚利用货币剥削大肆敛财之外，还存在商业资本的货币剥削，包括银两、划洋、私钞等。为了实现全国货币的统一，章乃器积极倡议“废两改元”，并相继发表了《旧事重提之废两改元问题》《废两改元之最后挣扎》等论文，认为应当以“废两改元”为契机，尽快统一货币，“消除人为的银与银间之界限，稳定币价，以安社会而定人心，实为当前之急务”。[5]

1933年3月10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废两改元令》，规定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契约、票据等一切交易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中国币制开始废用银两，改用银元。原定以银两收付者，在上海应以银两7钱1分5厘折合银币1元的标准以银币收付。上海以外应按4月5日申汇行市，先行折合规元，再以规元7钱1分5厘折合银币1元的标准收付。持有银两者，可由中央造币厂代铸银币，或在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兑换银币。

图5：1933年发行的孙中山像壹圆银币

虽然废两改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货币问题，但它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当时中国货币铸造和流通紊乱程度，统一了中国的币制单位，从源头上消除“各自为政”的状态，为进一步统一货币奠定了基础。“废两改元”在中国货币史上虽是迈出了一小步，但对长期封建社会占据主导思想的旧中国却是迈出了一大步，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1933年罗斯福总统开始推行“新政”后，采取了金银复本位制度，以白银为通货准备金实行膨胀通货。美国白银政策使中国实施不足两年的银本位货币制度岌岌可危。白银外流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严重威胁，经济恐慌频繁出现，国内银根紧缩，市场上人心恐慌，银行挤兑时有发生，许多银行和中小钱庄因此倒闭。1934年上海倒闭工商企业510家，1935年1至10月倒闭企业数量达到1065家，是上年全年倒闭企业总数的一倍之多[6]。严重的经济危机迫使国民政府放弃银本位制度，进一步对货币制度进行改革。在英、美两国政府的支持下，国民政府开始新一轮货币制度改革。

1935年11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以紧急法令宣布实施币制改革，规定自即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1936年增加农民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实行白银国有化。为使法币对外汇价格稳定，由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

由于英、日、美插手中国的货币改革，导致美日矛盾加剧，英日分歧日益扩大。国民政府在这场弱肉强食的角力中，充分利用“以夷制夷”策略，取得了中国利益的最大化，成功实施法币政策，完成了全国货币的统一，从而促进了现代银行成为中国金融界业的主导，刺激了经济的全面复苏，为应对日本侵略做好了强有力的准备。

章乃器除了倡议货币统一外，还进一步提出了金融市场的统一问题。他说：“金融之义，在乎流通；流通之道，首贵统一；欲其统一，则必须有中心势力之树立。有中心势力，则金融之流通，犹之血液之循环于心脏周流而不息，如百川之汇于海，不团结而团结自致。金融业之业务，为信用之授受。信用者，流通之原动力也。倘无信用之授受，则人各收藏其现金，虽有百万万数，而其效等于零。信用之授受，必须有一中心，一面可以受同业之信，而一面能授信于同业；则现金可以集中，而统一之金融市场以成。此中心势力，在欧洲及日本，则为国家银行，而在美国，则为中央准备银行。国家银行当市面弛缓，普通银行滥于放资之际，辄提高贴现率，减少资金之流出，以示警戒。而当金融紧急，普通银行资金短绌之际，辄竭力贷出资金，以缓和人心之恐慌。此贷出之资金，往往不久即仍流人于国家银行之金库，而不致损及其资力。于是一操一纵之间，使信用之制度，不致破损，而金融之流通，常能保持其常态。盖所谓国家银行者，上受政府之特许，有代理国库及发行钞票之权；故对于社会，不能不负保持金融市场之重责也。”

章乃器力推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银行制度，以求建立中国统一的现代金融市场，改变旧中国金融机构分立、组织散漫等诸多弊端，在当时具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六、坚持中国货币独立，主张建立自己的货币管理体系

20 世纪20至30 年代国际货币战的焦点是列强对中国货币控制权的争夺。日本帝国主义以“中日经济提携”为诱饵，采取种种手段诱逼南京国民政府，妄图使中国货币沦为日元集团的附庸；英帝国主义极力拉拢中国加人英镑集团；美帝国主义则要求中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围绕中国货币何去何从的问题，各路纷纷抛出多种改良方案，如精琦、卫斯林等人的虚金本位计划，曹汝霖的《金券条例》，徐青甫的以“虚粮本位”代替金银本位，刘执冕的“能力本位制”，阎锡山的“物产证券”方案，褚辅成的“货币革命论”等。

章乃器批评上述方案都是“救国有心，实行无术”，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思想。他认为，就货币言货币，中国货币必须独立：

第一，和外币联系问题。我曾经说过：假如中国加人美金集团或者英镑集团，那在外交上，恐怕要发生应付为难的问题，而就币制前途着想，也必然成为货币的殖民地化。自然，这是指我们以法令或者条约使我们的货币和别国的货币联系而言。倘使是运用汇兑政策，使将来的本位——大约是海关金单位——和别国的货币价值稳定起来，而依然没有放弃对于货币价值操纵的自主权，那是没有多大的妨碍的。比方，日本的汇价，一年来差不多是用每日金1圆等于1先令 1 便士的汇价和英镑联系；日本在事实上变成英镑集团之一员，然而没有任何法令上以至条约上的束缚。

第二，海外准备金的存放问题。假如我们的海外准备金，和别国以条约关系订定存放的所在，那么，即使汇价上没有条约的束缚，而因为准备金授柄他人的结果，汇价依然变成俯仰由人。譬如，假使我们因为条约的关系，要把所有海外准备存在伦敦，我们的币价就无论如何脱离不了英镑的支配。当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之际，海外准备金的存放，总以分散为得计。尤其不可有任何条约的束缚，免致将来外交上受了牵制，有动弹不得之苦。

第三，汇兑政策操纵的机关问题。我们即使在币价及准备金的存放上，都没有束缚，而汇兑政策的操纵却要授柄他人，那结果，货币权依然不能独立。过去曾经有人主张中央银行和汇丰银行合作，维持汇价，我个人是十分反对的。

第四，对于外人投资问题。我们并不反对外人对华投资，然而也不能盲目地无条件的欢迎外人投资。政治上的借款、用途和条件固然应该注意。经济上的投资，也要为民族企业保留发展的地步，不能使外资有喧宾夺主之势。

章乃器明确主张：“中国不能加入任何货币集团，这不但在保持货币权的独立上成为必要，在避免不需要的纠纷上也是成为必要。”值得注意的是，章乃器作为一位务实的银行家，并未止于提出中国货币独立的主张，更阐述了保持这种独立的可行方法，包括不与列强订立金融方面的不平等条约、分散海外准备金的存放、保持汇兑政策的自主、不使外资喧宾夺主等，其用心之周密为时人所不及。

但是，章乃器又指出上述主张在特定情况下还是可以变通的。他声明：“我是反对货币国际化的，我不赞成中国加入任何的国际货币集团。不过，如果货币国际化的动机，是在妥协某一帝国主义，以对付我们主要的敌人——货币改革主要的意义是在巩固国防，那是可以同意的。”显然，这里他充分考虑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亡华野心，提出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前瞻性设想，认为经济应当服从政治。这种宏大的战略眼光，显示出章乃器作为一位政治家的优良素质。这也成为章乃器货币金融理论的一个闪光点。[7]

在解决中国的货币金融问题上，当时的经济学家马寅初主张趁机进行货币改革，实行金本位制。但是，金本位制是一国财力增加到相当富有的程度，并且经济组织机构也发展到异常高度的时候，才有实现的可能，中国黄金有限，当时不具备这个条件。况且，自三十年代初期西方各国也因经济危机，逐步放弃金本位。章乃器更注重结合国情，主张实行银本位，进行货币改革，统一币制。当美国实行白银政策后，他更主张中国货币独立，反对加入任何货币集团，具有鲜明的民族性。[8]

章乃器坚持中国货币独立、币制同一，反对加入英、美、日货币集团，主张以海关金为单位建立自己的货币管理体系成为其独到的见解。

图6：章乃器先生在上海救国会上的谈话（1936年8月）

1949年6月15日，章乃器作为民主建国会的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议。10月1日，章乃器出席了隆重的开国大典，并被任命为政务院政务委员、财经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兼财经组组长、政务院编制委员会主任。1950年4月，当选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之一。1952年8月，章乃器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粮食部长。后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主建国会副主席等职。著名爱国诗人柳亚子先生曾赋诗高度评价章乃器先生：

青田人物数南章，肯与刘基作雁行。

驰誉不同明七子，赏音谁是蔡中郎。

范滂抗节犹钩党，管仲匡时亦重商。

二字天真君谥我，杜陵李白太寻常。

章乃器先生的一生，一只脚迈在争取中国的民主与独立的大道上奔波，其拳拳爱国之心感召日月；另一只脚踏在祖国的大地上，在经济金融领域与帝国主义的侵略亡国作坚决斗争，其民族气节令人动容。他的一生，值得我们后人敬仰。

（备注：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参考文献：

【1】《章乃器传》，邓加荣，田羽著，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1年1月；《坦荡君子—章乃器传》，张学继，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

【2】 《章乃器文集》（上），章立凡选编，华夏出版社，1997年1月，P173；

【3】《章乃器与中国征信所》，章立凡，《江淮文史》， 2010年3期 ，P155；《章乃器缘何自丢“金饭碗”》，李婷，文汇网，20150304；

【4】 《八十年前在安徽地方银行的章乃器》，杨国荣，上海民建网， 20191101；《章乃器与安徽地方银行》，魏启明，《安徽钱币》， 2009年4期 ，P7；

【5】《民国丛书-章乃器论文集（卷四）》第二编100综合类，1934年影印，上海书店，P311-322；

【6】《中国货币金融问题与国际经济关系》，张士杰，《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7年1期，P23；

【7】 同【5】；

【8】《章乃器经济思想述评》，李晓翼，《求索》，2008年7期，P7。

（作者系丽水史志爱好者  孙卫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