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

1935年2月，刘英、粟裕临危受命，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突围部队为基础组建红军挺进师，担负起进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战略策应主力红军行动的使命。自此，刘英在浙江领导革命斗争长达八年，直至1942年5月牺牲。他为党和人民及浙江的革命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作出了不可替代、至关重要的贡献。

一、刘英是党在浙江的卓越领导人，为浙江党的事业作出历史性贡献

刘英在浙江期间，历任红军挺进师政委、挺进师政治委员会书记、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政委、中共浙江临时省委书记、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华中局特派员等职，并兼任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部长、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当选为中共七大浙江代表团团长。在刘英的领导下，浙江的党组织由少到多、由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党的各项建设取得突破性发展。

（一）发展壮大党组织。刘英对坚持党的领导具有高度自觉。挺进师入浙途中，因遭敌袭击、电台被毁而与上级失去联系，为此，刘英即在挺进师建立以其为书记的挺进师政治委员会（简称政委会），作为挺进师活动区域内的最高党政军领导机关，以此加强党的领导。1935年6月上旬，挺进师政委会在松阳小吉召开会议，总结部署工作，开始创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建立中共浙西南特委，以加强地方工作和群众的领导。自此，浙西南有了第一个全区性的党组织，下属基层组织迅速建立并发展壮大。至1935年8月，特委下属建立了中共龙（泉）浦（城）县委，以及大北、小北、遂（昌）汤（溪）、竹溪、玉岩、王村口等6个区委，拥有50余个支部550余名党员。

1935年10月，刘英、粟裕率部转战至寿宁县郑家坑，与叶飞所率闽东红军会合时，即欲联合闽东、闽北建立统一领导浙西南、闽东、闽北斗争的党组织，以期加强党的领导，应对国民党大举“清剿”四省边区的严重敌情。1935年11月，浙西南、闽东党组织和红军领导人刘英、粟裕、叶飞在泰顺县白柯湾举行联席会议，共同组建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临时省军区。刘英任临时省委书记、临时省军区政委，粟裕任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兼临时省军区司令员，叶飞任临时省委宣传部长兼少共省委书记。从此，浙江重新有了全省性的党组织，党对浙江革命斗争有了坚强的领导。

刘英非常重视党组织的发展壮大。由于浙江的革命环境特别恶劣，斗争特别艰难，自1929年4月为避免继续遭受严重损失、中央被迫撤销浙江省委建制至1935年11月，浙江已长久没有全省性的党组织，各地原有的基层党组织也几乎遭破坏殆尽。挺进师入浙时，浙江区域只有中共东阳中心县委，下辖有东阳、缙云、永康、汤溪4个县工委，且在1935年10月，也都遭破坏。可以说，是在刘英的正确领导下，浙江党组织才得到逐步恢复、发展和壮大。到1940年底，全省特委级党组织从1935年初的1个增加到8个，县委或县工委有55个之多，没有县委和县工委的县也有党支部或党员活动，党员人数达近2万人。这为之后中共浙江地方党组织经受国民党顽固派的疯狂进攻，坚持独立斗争，保存党的力量打下坚实基础，也为全面内战爆发后党重建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有利条件。

（二）成功组织召开浙江省第一次党代会。1939年7月21日，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会议在温州平阳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26人，代表全省近2万名党员。刘英在会上致开幕词，并代表省委作政治报告和浙江两年来工作的书面总结。大会进行两次汇报发言。大会通过《目前抗战形势与浙江党的任务》等一系列决议，制定了浙江革命的方针、策略和政策。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新的浙江省委，刘英当选为省委书记，浙江革命工作有了更加坚强的领导保障。大会还选举产生了刘英、龙跃、张麒麟等12名出席中共七大的浙江代表和林尧等3名候补代表，刘英任代表团团长。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于7月30日胜利闭幕，刘英代表新的省委致闭幕词。这次大会是在国民党顽固派开始积极反共，在各地疯狂捕杀共产党员的严峻形势下召开的。而当时省委机关驻在丽水，大会主会场设在平阳凤卧乡村，为会务工作带来巨大挑战。党代会的成功举行，这是刘英精心谋划、周密部署、亲自指导的结果。

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浙江党组织召开的唯一一次全省党代表大会（中共浙江省第二次代表大会是17年后于1956年7月在杭州召开），是浙江党组织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浙江党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正如刘英在大会开幕词上说的一样：“这次会议负有极其重大的使命与繁重的任务，在浙江党史上是有划时代的意义”。会议对于统一和加强浙江党的领导，巩固、发展党的组织，推动团结抗日，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留下珍贵的革命文化遗产。目前所发现的刘英生前留下的文献资料有35件，10万多字。其中包括刘英历时半年所撰写的7万余字的向中共中央报告的《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党的建设问题》《统一战线问题》《职工问题》《关于农民问题的讨论稿》《对青年群众团体的领导问题》《妇女工作问题》等文件。这些文稿是刘英亲自执笔或审定的，处处洋溢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澎湃激情，也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的对时局的敏锐洞察及理论修养和行动自觉。比如，1939年4月16日，刘英主持召开省委组织工作会议，他起草的《对今后任务的决定》，全文1.3万余字，包括“提高政治领导与加强组织领导；巩固与扩大党的组织，严防奸细混入”；“加紧党内的教育，提高全党同志自动学习的精神”“正确的运用干部政策，大胆的提拔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当地的干部和各部门专门人才”等八个部分，充分体现出刘英关于党的建设思想。

《决定》政治站位高，具有较强的理论性、系统性、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决定》结合浙江当时的环境和实际，融会贯通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就算放在新时代的今天，都值得借鉴学习。如：《决定》当中，专门讲到支部的建设，强调：“各级党要切实指导与推动一切支部自动举行会议，而且每次会议的举行，不是形式的，而是富有兴趣与不会枯燥无味的，就是说事前要有充分准备，会议时又要有很好的主持，尤其根据上级指示，与适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形，和需要引起到会的同志热烈的发言和详细的讨论。”等等。这些意见，对时下支部如何开展“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都是很有启发的。

在浙江大地上，与刘英相关联的革命遗址、纪念场馆，初步统计有452处。另外，刘英生前还留下书信12封、字画8幅、照片7帧及其他实物6件。其中，如刘英给爱人丁魁梅的题词：“站稳自己的立场，把握事件的真理，任何麻醉欺骗利诱均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斗志与决心”；刘英给丁魁梅的书信：“私人的利益应该放在整个事业的后面的后面，这是我俩必须遵守的原则”。这些刘英亲笔撰写的文章、报告和书信，不仅体现刘英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更为我们共产党人树立建设好家风的典范。

这些珍贵的文物史料、遗址遗迹、纪念场馆，记录了刘英及先遣队、挺进师在浙江革命斗争的光辉历史，是党在浙江特定历史条件下留下的宝贵的革命文化遗产，已成为我们党珍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

刘英和夫人丁魁梅

二、刘英是浙江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主导者和有力推动者

不论北上抗日先遣队，还是红军挺进师，都把推动抗日运动作为了重要任务之一。刘英自觉坚持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不仅积极呼吁、倡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且主动根据形势变化调整斗争策略、政策，争取团结抗日。刘英是浙江国共合作抗日的主导者，为实现国共两党在浙江的合作、共同抵抗日本侵略、推动浙江全面抗战做出了卓越贡献。

（一）呼吁团结抗日,主动调整政策。1934年7月，北上抗日先遣队组建后，刘英作为政治部主任，执笔起草《中国能不能抗日》1一文，呼吁同胞“加入我们的队伍，去同日本帝国主义决一死战”。1936年1月，刘英从报端看到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消息后，即以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的名义发表《致北平学生书》，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呼吁“组织抗日救国会，组织抗日义勇军”“动员全国的人力、财力、兵力对日宣战”“全国民众一致的武装起来，参加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去”。对于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刘英总是以共产党人的高度政治责任感、使命感，以最快速度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

随着形势的发展，1936年6月，刘英、粟裕根据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根据地内及时实行一些重大政策的调整，如将“穷人不打穷人”的口号改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将“欢迎白军杀死长官拖枪当红军”改为“欢迎白军官兵枪口对外与红军共同抗日”，将“打土豪筹集经费”行动改为“征收抗日捐”，将“挺进师没收委员会”改为“挺进师征收委员会”，将“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改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挺进师”，将“苏维埃政府”改为“革命委员会”以及对国民党乡保长由原来的镇压改为以争取为主。这些策略、政策的调整，产生了积极的政治影响和作用，国民党的报纸也说：“闽浙红军标榜陕北红军的行动”，这为之后浙江国共合作抗日和谈赢得更加广泛的舆论支持和政治上的主动。

（二）推动浙江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1937年5月，刘英派代表主动与国民党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代表举行和谈破裂后，闽浙边临时省委与临时省军区先后发表了《为团结御侮、共赴国难以及和平谈判破裂后告各界人士书》《呼吁各界人士要求闽浙两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宣言》，揭露国民党不顾国家民族存亡，肆意破坏和谈罪责。七七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刘英即以闽浙边临时省委的名义，发出通电和宣言，再次敦促国民党“在国难当头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应无条件首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建议与国民党当局再次举行和平谈判。国民党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迫于形势，派代表于8月下旬与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代表进行第二次谈判，双方初步达成合作抗日协议。9月16日，在平阳山门刘英亲自参加双方会谈，次日双方最终签订合作抗日协议。三轮谈判及合作抗日协议的达成，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浙江的正式形成。浙江国共谈判也是南方十几块游击根据地里最为成功的谈判。5天后的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宣告了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这既反映出刘英政治上的敏锐性和远见卓识，也表现出刘英非凡的胆略和气魄。

（三）开创浙江统战工作新局面。1938年5月，中共浙江临时省委建立；9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浙江临时省委转为浙江省委，均由刘英任书记。在刘英的领导下，浙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开创了新局面，特别是对黄绍竑为主席的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的统战工作卓有成效。

一方面，在浙江临时省委建立前后，刘英与黄绍竑交涉，在温州城区设立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在平阳设立新四军驻闽浙边后方留守处，在丽水城区设立新四军驻浙江办事处，新四军兵站在温州设立新四军驻温采购办事处。这些机构以公开合法的身份，不仅交涉处理有关新四军军烈属问题，还在为新四军输送优秀青年干部和军需物资到皖南、沟通新四军与后方的联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成为中共组织的秘密联络站。另一方面，在中共党员的影响、推动下，国民党省政府制定实施了《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这个《纲领》的主要起草人员是中共党员，内容以中共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基础，基本精神与《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一致。《纲领》的颁布，使抗战初期的浙江，有了一个为国共两党共同遵循的政治基础，为浙江抗战及其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由此，各县建立战时政治工作队，以实施《纲领》为重点，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由于其中中共党员卓有成效的工作和先锋模范作用，使政工队成为动员组织民众抗日的一支重要力量。刘英在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指出：政工队“对浙江各种抗战工作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黄绍竑在《在战火中主浙八年》也写到：“政工队的迅速发展，是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2 。此外，浙江省委还指示云和县委派遣党员进入黄绍竑创办的丽水大港头浙江省铁工厂，发展党员。1939年5月，在铁工厂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后发展为中共浙江铁工厂委员会。之前，还派遣共产党员进入国民政府浙江省物产调整处和经济实验县、经济建设试验区任职。如：黄绍竑采纳中共党员的建议，于1938年10月将云和、龙泉、遂昌3个县作为“经济实验县”。在改组县政府时，由一批政治上比较开明的进步人士担任县长，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分别担任这3个县的政府要职。在部队中，统战工作也成效明显。如在黄绍竑成立的军官教育总队10个分队中，有9个分队的指导员是中共党员。

抗战初期，在浙江省委的领导下，浙江省各地相继建立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团体。其中，如：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影响特别大，其成员最多时达8500余人；在刘英的亲自谋划帮助下成立的“台湾义勇队”，该团体由流亡丽水的台湾籍爱国人士李友邦担任队长。义勇队及所属台湾少年团，广泛从事抗日宣传、教化俘虏、收集情报、战时医疗、国防生产等工作。这支义勇队从最初的二十来人，逐渐发展到400多人，足迹遍及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及广西、重庆等地，影响远及东南亚，是台湾同胞直接参加祖国抗战数量最多、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支抗日队伍；中共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浙江各地得到迅速发展，到1939年3月，全省共建立37个民先组织，有民先队员4000余人，成为浙江抗日救亡的另一支骨干力量。

刘英非常重视文化界抗日救亡工作。《中共浙江临时省委关于六、七两月工作的决定》号召：“要利用所有的宣传方式，文字的、口头的、戏剧、歌咏、座谈会、纪念会、各种刊物、报纸、各种救亡团进行广大的宣传”。此后，浙江文化界抗日救亡掀起新高潮，尤其是抗日报刊大量涌现。据统计，1939年全省有杂志165种，其中大部分系中共党员、进步人士和抗日青年创办。

1939年3月至4月，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身份，到东南抗日前哨视察时，曾高度评价全面抗战以来浙江抗战所取得的成绩，称赞浙江是东南战场的先锋。

三、刘英是浙江苏维埃根据地的主要创立者，是浙西南革命精神的重要缔造者

1935年1月，在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行动失败之时，刘英与粟裕受命于危难，挥师入浙开展游击战争，在浙江先后建立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浙南游击根据地、浙东游击根据地，并打破敌人数十个团的多次“清剿”，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赢得了浙江国共合作抗日新局面。刘英是浙江苏维埃根据地的主要创立者、浙西南革命精神的重要缔造者。

（一）创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浙江是国民党统治最严密的腹心地区，反动势力盘根错节，是蒋介石政权的根基所在，“四大家族”中的蒋、陈两家都在浙江。国民党在浙江不仅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各级党部，还形成了庞大的特务组织，并普遍建立了保甲制度，反动组织十分严密。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涉及50余县的60余次革命武装暴动和红十三军的斗争均遭镇压，浙江的革命基业几乎被摧残殆尽。刘英与粟裕就是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率部入浙的。

1935年4月底，挺进师精心部署，英勇战斗，取得斋郎大捷，打开了进入浙西南开辟根据地的通道。5月上旬，刘英、粟裕率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来到松阳安岱后，受到了当地“青帮”群众的热烈欢迎。自此，红军挺进师得到了群众依托，站稳了脚跟，迅速开展了根据地建设。为了加强地方党的工作，6月上旬，刘英在松阳县小吉村主持召开挺进师政委会会议，决定建立统一领导浙西南革命斗争的第一个全区性地方党组织——中共浙西南特委。会议还决定，建立浙西南军分区，重新配备干部，并部署各部行动任务和根据地的创建工作。由此，以松阳安岱后、遂昌王村口、龙泉住溪为中心的根据地建设全面展开。

在刘英为书记的挺进师政委会的领导下，挺进师在浙西南广泛发动群众，建立中共组织、苏维埃政府，壮大红军队伍、建立地方游击队，建立农会、妇女会、儿童团等各种革命群众组织，并轰轰烈烈地开展土地革命。1935年七八月间，在松阳、遂昌、龙泉、江山、浦城五县间形成纵横百余公里的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游击区则扩展到北抵杭江铁路，南至浙闽边界北段，西及闽赣边界，东至丽水、宣平（今武义）的广大地区。挺进师部队从500余人发展到1200余人，建立地方游击队150余支，建立各级苏维埃政府100多个，开展了以查田造册、插标分青苗、登记发证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呈现出“分田分地真忙”新景象。根据地农民编唱的《土地回了家》歌谣：“千年铁树开了花，土地回了家。瞎子亮了眼，朽木能发芽。死木又生叶，铁树要开花。共产党管天下，贫困农民是一家，千年铁树开了花”3，生动反映农民翻身成为土地主人的激动心情。

这是全国革命形势低潮中出现一个局部的高潮。正如刘英向中央提交书面报告《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中的总结：“挺进师和浙西南的党，表明着自己的先进和能够随机应变以及独当一面的艰苦奋斗精神。它不但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发动了数十县的民众，扩大了党与苏维埃的政治影响，保存了自己的有生力量，在某些地区分配了土地，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而且创立了成为今天抗战的主要支点之一”。

（二）开辟浙南游击根据地。1935年9月，面对国民党调集重兵“清剿”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严峻形势，挺进师政委会实行“敌进我进”方针，留下第二、五纵队留守根据地，刘英和粟裕率主力跳出敌人包围圈，吸引、调动敌人。之后，刘英、粟裕率部与叶飞率领的闽东红军会合，共同组建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联合开展斗争。针对敌人主力不受调动、血洗浙西南革命根据地之情，临时省委决定，重点开辟浙南游击根据地。

1936年2月，刘英主持召开闽浙边临时省委会议，决定组建浙西南独立师，由粟裕率领作为“牵制队”，返回浙西南行动，掩护临时省委率“突击队”在浙南开展工作。刘英率领临时省委机关在浙南地区，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根据地各项建设。至1936年春夏，以泰顺、平阳、瑞安、福鼎等县边界为中心浙南游击根据地基本形成。至11月，根据地基本区已发展到瑞安、平阳、泰顺、福鼎以及青田、景宁、丽水、寿宁、霞浦、庆元、永嘉等县部分地区，纵横200余公里。根据地内建立了中共浙南特委，下辖6个县委，党员发展到3000余人；成立浙南人民委员会，下辖泰顺、平阳、福鼎等6个县人民委员会和16个区人民委员会，地方工作干部发展到500余人；挺进师部队发展到1500余人，还有数千人的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根据地内普遍建立党、团基层组织和贫农团、工会、妇女会、少先队等群众组织，人数达到十万之众，在浙江掀起第二次革命高潮。

此前，1935年11月，为统一领导浙东游击根据地建设，成立浙东特委。至1936年7月，以金竹（）、黄弄坑为活动中心的浙东游击根据地在永康、缙云边界有了新的扩展，红军活动逐渐向浙东南推进。同年8月，为适应新的发展，临时省委决定，将浙东特委改为浙东南特委，下辖瑞（安）青（田）泰（顺）、丽（水）青（田）云（和）、青（田）景（宁）庆（元）泰（顺）3个县委和梅（岐）南（田）中心区委。

创建苏维埃根据地的过程中，刘英和粟裕不仅创造出“敌进我进”“化整为零”等游击战略方针，而且探索总结出“以最小牺牲换取最大胜利”等一整套军事原则，“反敌人之道而行”等一整套作战原则，“兜圈子”“8字形”等一整套行动原则，“多半选择小村庄”等一整套宿营原则，丰富了红军游击战术十六字诀，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贡献。

（三）铸就浙西南革命精神的丰碑。以“忠诚使命、求是挺进、植根人民”为基本内涵的浙西南革命精神是以“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精神在浙西南革命实践中的生动体现，与红船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一脉相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浙西南革命斗争此起彼伏、从未间断，坚持23年红旗不倒，孕育并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浙西南革命精神。其扎根于浙西南的地域文化，萌芽于早期党组织和红十三军的斗争，形成于挺进师挺进浙西南的革命斗争，锤炼于根据地军民两次反“清剿”斗争，发展于抗日救亡和迎来解放的斗争。缔造伟大的浙西南革命精神是一个英雄的群体，而刘英就是这个英雄群体的典型代表。

1935年3月至1937年9月，刘英、粟裕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临危受命、不惧牺牲，以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和围追堵截，誓死挺进浙江，开展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三年中，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刘英和他的战友们时时刻刻都在面对生死考验、流血牺牲。特别是1935年9月至1936年6月，1937年1月至8月，国民党前后两次对挺进师和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清剿”。国民党军强迫群众移民并村，实行“计口授盐” “联保连坐”，还颁布“十杀令”，切断群众与红军的联系，同时日夜“追剿”红军，大肆烧山搜山搜捕红军，捕杀群众，血洗根据地。

在白色恐怖中，浙西南三任特委书记宗孟平、黄富武、许信焜和三位农军首领陈凤生、卢子敬、陈丹山相继牺牲。在第一次反“清剿”中，仅浙西南的红军和根据地的干部群众先后有820余人被捕，370人牺牲4。根据地幸存的红军，凭着坚定信念，与敌人斗、与严寒斗、与饥饿斗，坚持丛林游击战，直到抗日合作浪潮的到来。

实现国共合作抗日后，刘英根据中央指示，率一批干部留在浙江，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和党的工作。1941年1月，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被捕，中共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抗日救亡运动横遭扼杀。刘英忠于使命、机智英勇，始终无所畏惧地领导中共组织坚持抗日救亡和革命斗争。1942年2月，因叛徒出卖，刘英在温州被捕。在狱中，刘英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坚决斗争，表现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英雄气概和崇高品格。1942年5月18日凌晨，刘英英勇就义于永康方岩，时年37岁。刘英用自己年轻的生命践行了“赤心献革命，决然无反顾”的钢铁誓言，铸就了浙西南革命精神不朽的丰碑！

刘英同志牺牲80周年了，他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品德给我们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党和人民永远怀念他，浙江人民永远怀念他！

注释：

1 原件存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馆。

2黄绍竑：《在战火中主浙八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

3 丽水地区文化局革命文化史料征编办公室：《丽水地区革命（进步）文化史料汇编（1919-1949）》，根据地革命歌曲和歌词，第53页。

4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浙江历史》第一卷（1921-1949），第258页。

（作者单位：中共丽水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