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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州旧城的修筑与老街的布局
日期:2022-11-10 10:30    来源:丽水史志(2022年第1期)   作者:赵治中

今日丽水市,往昔称处州,中古叫栝苍。要算起它的历史来,颇为悠久而茫远:从遂昌好川出土的文物鉴定,可追溯至公元前4300年的新石器时代;从历史文献记载,则能上溯到5000多年前的炎黄时代,称之“古缙云之墟”。夏、商、西周,区宇属瓯。《尚书·禹贡》分全国为九州,瓯地隶于“扬州之域”。春秋战国时期,瓯先属越国,越亡后归楚。秦统一六国,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而后,征服百越,增设的闽中、南海、桂林、象郡,同为不毛的“蛮荒”之地。古栝苍归属闽中郡。西汉,先隶于东瓯国。因国王附逆,为武帝所废,瓯越之民悉徙江、淮,其地遂空。后先民复聚,昭帝置为会稽郡。瓯越之地既不临近长江,更远离黄河,复聚的生民寥寥,宇内人迹罕至,故开发迟缓。

山国幽都  立县迟迟

直到东汉,“栝苍”一词始见于史籍。其后,声名渐显。昭帝于会稽郡北,析置回浦县(包括今温、台、丽三个地区)。东汉光武时,改回浦为章安县。汉末献帝,将章安南乡析置松阳,此为栝苍建县之肇始。栝苍地处山乡,岭路未通,人员往来艰难,区宇的发展自然受限。这可以从史乘、方志与文人诗文的历史碎片中,得到充分引证:

自三国孙氏据有江东,开拓土宇……分大末置平昌,属临海郡……斯时,处州(当为“栝苍”)山乡已设二县,松、遂隔岭,道路未通。

晋时,松阳为永嘉属县,惟大溪一路可通,逆水而上,舟行四百里,始抵其县。四周皆山,一幽都也。

刘宋……松、遂二县始通,齐、梁、陈一如宋旧。……而西北东南数百里,仍皆荒山。此未立处州以前之大略也。(清光绪二年《青田县志》卷一《处州府青田县沿革通考》)

“栝苍”最早分立的松阳、遂昌两县,在隋、唐之前,因为是“山国草茂木密,其境幽暗,目不及远,禽兽率多偪(威胁)人,故立县较迟”;即便建了县,也没有像样的严邑和城池,甚至连草市和集镇也尚未出现。

建州立郡  有治无城

到了隋、唐时期,中国北方的城市已开始兴盛,南方也出现都会:

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唐·王建《汴京即事》)

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杜佑《通典》开元二十三年)

诗作正是形象地反映唐代北方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都市与城镇空前兴盛的特定风貌。而此时江南的钱塘(后改名为杭州),虽已是名郡,却仍然是默默无闻的小县而已,更别说山国之松阳、遂昌。

隋开皇九年(589), 处士星见于分野,因置处州。(《名胜志》)

此为“栝苍”建州之肇始。建州自然得有州治,因它是“一方政教所自出,千里人心所由萃”。而处州的州治,最先是设立在栝苍山麓:

旧城在府东南括苍山麓,亦曰括州城。(清雍正敕修《浙江通志》)

关于栝州城,中唐诗人刘长卿对它有过具体而形象的描述:

城对寒山开画戟,路飞秋叶转朱轓。江潮淼淼连天望,旌旆悠悠岭上翻。(《饯王相公粗牧栝州》,《全唐诗》卷一百五十一))

劝耕沧海畔,听讼白云中。树色双溪合,猿声万岭同。(《送齐郎中典栝州》,《全唐诗》卷一百十七)

栝州城的北、东、西三面,红岩峭壁,陡绝环立,可作为天然屹立的城垣。“城对寒山”,吏员“听讼白云中”,“岭上”“旌旗悠悠”,正是描写括州城“依山”而建、随形就势的状貌: “路转朱轓”,正表明州治内虽有小片平衍土地,却尚无像样的市井与街巷;“江潮淼淼连天”,是州治东南“傍水”才可能见到的景象;“树色双溪合”,写的是东面的好溪与正南的大溪交汇的风貌。这哪里有都市或城镇的样子?

其地当大溪之冲湮,崖峻水驶,平衍不能半里,市井街衢作何位置?且潦水时,至腾涌辄丈计,板干垣墉何由得立?(清道光版《丽水志稿》卷一)

市井街衢都无法布局,更别说“板于垣墉”以及城墙的修筑;就连州治官署的一些简易建筑,也经常遭受洪水的威胁。看来隋朝虽已设立州治,但却无像样的州城。

唐朝初年,丽水县治一度移至州治西南三十五里的芝溪(今资福村),这自然也影响原有州治的拓展与州城的兴筑。随后,由于农业技术的进步,手工业的兴起,商业交易的活跃,原州治也一度向厦河北面一里多处的南桥(今梅山中学东侧)一带拓展。后来,南桥之北曾出现热闹的街市。但是,终究因为州治所在地势低洼,常受洪水冲击与浸淫,不得不搬迁,改址再建。

唐贞元六年(790),刺史齐抗以旧州湫溢,屡有水灾,[西]北移四里,就高原上。(《元和郡县图志》)

二徙的州治,是建在旧州治西北的“小栝山之巅”,正好与万象山“岗阜相连”。其地理形势为:

南带大溪,西列屏障。北则梵宫,钟鱼之声相闻,东则万室,栉比错落。茂林修竹间,楼阁亭台高下隐映,一郡胜概尽在几席下。然陡绝诘曲,其路为九盘,陟者病矣。(明成化版《处州府志》卷第一)

晚唐的卢约(不详—907),原为唐王朝军事将领。唐会昌四年(880),参于过平定潞州之乱。唐广明元年(880),他曾和侄子卢佶倒戈响应王仙芝、黄巢大起义,乘机占领处州城。他“据州为刺史,自镇一方,多所建置。”(《栝苍汇纪》卷之十四)为了防御唐王朝及其他割据势力的进犯,他会在小栝山山巅兴筑城堞与兵署,建造炮台与营房之类。至于其他建筑,从当年官吏“寄治[山下]民舍,迁徙靡定”可知,山上局促已无法兴造郡斋与吏宅;而市井、街巷、庙坛之类,山巅更是无法布局。

作为“山国”“幽都”的处州,浙江的“末郡”“奥区”,直到北宋新州治仍然没有像样的城市:

城临古戍寒芜宽,路转荒村野彴(独木桥)危。几处唱歌闻白苎,谁家酤酒见青旗。蝶随游骑穿花径,犬吠行人隔槿篱。桃李成蹊春尽后,鱼盐为市日中时。(杨亿《郡斋西亭即事十韵》)

触石云频起,衔山日易斜。潮平聚渔市,木落见人家。(杨亿《到郡斋满岁自遣》)

桑林麦垄依稀是,只欠秦川万里宽。(秦观《游文英阁》)

新州治仍然是“城临古戍”“路转荒村”、满目荒芜、宁寂一片;只在潮平与日中,东南面的江城才有渔盐市场。整个州治给人的感受,依然是处境偏僻狭小,环境局促闭塞。

中唐至北宋,原先的括州城已被称为古城。它非但没能继续拓展开来,反因州治的迁出而渐趋冷落,仅供政要权臣和骚人墨客栖隐与踏访的胜地而已:

刺史何年宅,而今桑柘村。悬崖苍藓合,叠壁野云昏。水面春风皱,花枝暮雨痕。我来访遗迹,只有断碑在。(南宋·许尹《洞溪》,《浙江通志》卷二百三十四)

唐贞元(785—805)中,刺史李敬仲爱其林壑之胜,买山筑室于古城;任满离职后,原先构筑的宅舍被改为僧寺,称之广圣寺;晚唐段成式根治恶溪后,人们在寺旁建起思贤亭;另有种桑养蚕村民的迁入,栝州城已变为“而今桑柘村”。

始建城池  布局街道

小栝山东南一带,由于地势稍微平坦,人口经历几百年的聚集,生产不断发展,开始有集市交易,水运开始发达,厦河成为埠头。史乘有载:“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下令栝、杭、婺等江南十二州,造海鹘船数百以征高丽。”栝州在唐初已成为中国船舶建造的重要基地;到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奉命打造航船605艘,占这年各地造船总额的首位”。唐中和元年(881)至五代梁开平元年(907),处州渐渐地建有城池。北宋宣和四年(1122),黄裳的《处州重修郡城记》有载:

括苍依山为城……惟东南一面,形势稍缓,下接平陆。旧为门二,以通寰阓(市场)。缓急有警,则精兵锐士得专力于一隅,故要而易守。询之故老,或云僣伪时卢约所筑。……东南城池,因仍弗治,颓废堙芜……东南被贼,州郡城壁弗完,其议修筑。

经过州守黄裳、通守石端中发动民工,用了四、五个月时间,在唐城旧址上筑起城围七百九十二丈,其高三丈有五;以往的旧城门,也“易而新之”。重修后的新州城,已是“要而易守,险而难攻”。那种“处州城屹立于青山绿水之间,历经数千年时光荏苒”(《处州六门》,《丽水史志》2021年第2期)的论断,“自隋至宋,处州无城垣,赖山水为屏障。至元朝,始筑城”(莲都区政协文史委编《古城处州》,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25页)的说法,显然都属主观误判,均无视处州建州、郡才有1400余年,而筑城则已有900余年历史。

宋绍兴(1131—1161)初,宋都南迁,中国政治重心开始南移。“绍兴和议”(1141)之后,形成宋金对峙局面。“京都(开封)细民,[逃]往东南者甚众。”南方人口随之大增,加上南方天然资源本身就丰富,全国经济重心也迅速南移。

南宋时期,处州离京城杭州颇近,是经济、文化与城市飞速发展的时期。宋代的瓷业中心转移到处州;造船业再次勃兴;农业引种了占城稻,大量开垦“层起如阶”的山垄田;手工业开始发达,出现不少作坊;商业颇为兴盛,市场自然相当活跃。“宋室南渡,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临安之外的处州等地,也有许多来自北方人。”(季宗希主编《丽水市交通志》,海洋出版社,1993年,第88页)

由于州治规模不断扩大,处州旧城遂成为繁华的市。万象山东面,已形成三条东西向的横街:

自太平坊经驿前、府前到镇东楼;自梨园市经天后宫、仓前至府学(今处州中学);自濠头街经南明门至应星桥等东西向横街。(引文出处同前)

到南宋开禧年间(1205—1207),南边应星楼横街已是相当繁华:“儒宫道观,通衢列肆,鳞差擳比总寓目前。”(叶宗鲁《应星楼记》)

城中水也修有两渠:

宋庆元三年(1197),州守赵善坚于城西北,导丽阳后溪水,逶迤至通惠门,潴为莲渠。南流入城,经清香桥,潴为净池。析而为二:一西南流经张公桥,又南经濠头街,又东南经梨园市,又经广运桥至应星桥,出城入大溪;一东流过通惠桥,经总兵署前,又东潴为叶塘,又东经黄灵桥,又东经明秀桥,至镇东流出城。(民国版《丽水县志》卷三)

处州城依山傍水,面临大溪,是典型防御型城市。又导水入城,修建两渠,“藉以熄火灾,毓文风”,更适应新修筑的横街居民的生活所需,且有力推动城市化的进程。

处州州城的拓展,一直受制于自然地理形势:城西北高坡海拔120米,东南大溪河岸降至海拔50米,中间红岩低丘岗地为冲沟所分割,由西向东倾斜。城中正如民谣所咏:“处州城是仙人造,七岭八山九银桥。”所以在街衢布局上受制约颇多,不可能有如西安旧城“似围棋局”那样整齐划一的街坊,有“如种菜畦”那样宽阔笔直的街道,而是显得弯曲不直,且崎岖不平。南宋末年,又有外族长驱直入,国家一直处于风雨飘摇当中,王朝气息奄奄而朝不保夕,社会经济陷入衰退,处州老城的建设一度处于停滞状态。

自元朝以来,处州旧城就以枣山之南的府前地段为中心,以通惠门至岩泉门为北城与南城的分界。全城已形成三纵两横的五条街:西起通惠门,经太平坊、驿前、府前、县前至岩泉门的横街,就成为城内最老的大街,全长约800米。西端通惠门还是曳岭古道的起点,东端岩泉门为栝苍古道起点,因而横街过往行人摩肩接踵,热闹非凡。濠头街,起自通惠门,穿过姜山、万象山下的张公桥,再经桂山路白塔头(孔庙前),直至济川门的水运官埠。这是由北向南的街道,街虽为纵向但多弯曲。太平坊街,处州卫西南的卫前街(今区政府前)为起点经黄灵桥、泗洲楼,过澄西铺至丽阳门出城,全长近千米。此为北门入城的主街。前街,自水运官埠济川门、经南明门、应星楼,东抵行春门,全长约千余米,此为水运兴旺、商贾云集的闹市之街。新街,自仓前桥头直抵南明门,街道很短,不足200米。而南明门适应航运发达的需要而建成的水运埠头,却是处州城水陆交通的重要纽带。

修建新城  拓展街道

元代社会,由于全国政治中心又北移,北方城市在复兴,南方浙江的城市,由于战乱遭到极大破坏。而处州是 “四塞之国”,受战乱影响相对较少,而城镇人口仍在增长,城市也有继续发展的需要,路首果断地决定迁徙路治,创建新城:

至元二十七年(1290),处州路总管斡勒好古、万户石抹良辅议欲修筑,因旧址之半,委丽水县尹韩国宝督役。东北掘地为池,因土为城;南以溪为池,壅堤为城;西就山为城,即溪为池。城垣周围九里三十步,高阔不等,城身长计一千五百八十六丈七尺,分军守焉,郡藉以为固。(明成化版《处州府志》卷第一)

欲议修筑的当年,路总管斡勒好古、万户石抹良辅得地于城东南宋相汤歧公之故地——枣山(今纳爱斯广场西北侧)之东南,“乃出公币市之,以创郡治”。这就是州治迁入新城的“三徙”。而小括山巅的“旧州治始在城外”。修筑的新城则“因旧址之半”,即万象山下的东侧加以伸展拓宽。

当州城有了一定的规模,城堞渐趋完整,城门与城楼等必要标配也就逐渐修筑。元至正十一(1351),“闽寇”侵犯处州,而本地“山寇”又起,石抹宜孙采纳刘基建议:“筑州城,为御敌计。”元朝后期,战火四起,给经济与社会带来严重破坏,不少城市被毁灭,许多市镇变为废墟。处州经历战火与动乱,人口锐减,百业萧条,城市逐渐萎缩。

国朝因旧,每加修筑。城楼六座,每座三间,垛头三千零六箇。窝铺六十九座,官厅六座,月城四座,望楼二座,敌楼四座。洪武初建,岁久崩塌,惟存故址。(明成化版《处州府志》卷第一)

明洪武初,府城因“岁久崩塌,唯存故址”而“每加修筑”;又兴建城楼、月楼、望楼。明朝立国之后,浙江区划虽开始稳定下来,但城镇建设止步不前。处州府城的恢复与发展相当有限,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明中期,处州府仅有10.5万户,其中庆元、云和、宣平三县相加不足7000户。由于人口不多,社会经济发展相当有限,但府城发展却重新走向兴盛,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景泰(1450—1456)间,山寇攻城,监察御史李俊、指挥使余春,重新建造城门六座:一曰望京门,在府治北,又名丽阳门;一曰迎春门,在府治东,又名岩泉门,俗呼火烧门;一曰行春门,在府治东南,俗呼下河门;一曰春风门,在府治南,又名南明门,俗呼大水门;一曰济川门,在府治西南,又名括苍门,俗呼小水门;一曰通惠门,在府治西,俗呼左渠门。旧有子城,城上有楼,祠少微星君,因名贤星郡。今城与楼俱废。(明成化版《处州府志》卷第一)

所谓“其六座城门源于隋”“六门一直都在” (《处州六门》,《丽水史志》2021年第2期),那是信口开河。“罗马城不是一日建成的”。在隋朝,处州是有州治无城垣,又哪来城门。城门的标配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处州的城门要到南宋以后才有。据2011年下半年出土的叶如孙撰写的墓碑:兄嫂于“宝祐二年(1254)良月丁酉合祔行春门外城”(2011年12月考古发现),可知宋末就已有行春门。其它五门也应是先后陆续建成。明景泰年间,当属“重新建造”。重建的六门,比起原先建造的自然更完整壮观、高耸雄伟。至此,州城基本框架已定,规模更加宏伟,城市也更加像样。而新城的街道,仍保持原先“三纵两横”的格局:

府前街  南抵纱坊,东抵岩泉门,西抵通惠门。濠头街  北抵通惠门,南抵济川门。太平坊街  北抵望京门,南抵卫前街。前街东抵行春门,西抵济川门。新街南抵南明门,北抵仓前街。(明成化版《处州府志》卷第一)

明朝后期,官僚统治越来越腐败,贪官污吏营私舞弊与恣意妄为,贫困的市民和工商业者纷纷破产,城市发展再度受阻,重新走向衰落。期间,府城只是有过小修小补:

嘉靖四十二年(1563),知府张大韶重修,包以采石,颇称坚致。……崇祯(1628—1644)初,行春门城楼圮,知府朱葵建,额曰“开泰”。大水坏颦濒溪城,知府朱葵、推官王明汲重修。(清光绪版《处州府志》卷之五)

明清之际,满汉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剥削和压迫,对各族人民的反抗实行血腥镇压,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全国呈现一片凋敝的景象。 “人民多遭惨杀,田土尽成丘墟”(《明清史料·丙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783页),反映的正是战乱后江南的惨象。处州本来地瘠民贫,又经历改朝换代,血洗屠戮,旧城再次受到严重破坏。而地方政府与群众,在战后努力恢复生产,积极重建家园。清顺治十五年(1658),府城城墙有增筑。过后又是平“三藩”耿精忠部,清军占地攻城,处州旧城再次受到破坏。过后,大水多发,城墙屡坏屡修,旧城与街道格局虽未变,可已渐趋衰败:

地僻人烟少,城荒虎迹通。(刘大中《初赴处州》,选自《越风》)

万山丛里一孤城,曾被洪淋又苦兵。未听鸡声传日午,惟看虎迹印沙明。道旁破屋多无主,原上荒田久废耕。(康熙朝道员李玗《栝苍杂咏》)

山城如斗大,四面总环山。(袁枚《登白云山望处州城》)

即便处在清王朝康熙、乾隆的盛世,处州旧城也显萧条冷落、毫无生气。

清朝中期,为州县的城市走向成熟与传统城镇全面兴盛时期。处州旧城大体保持原有“三纵两横”的格局,但街道已有延伸与拓展,街名也作了更改:

中直街  南自南明门,至富山折而东北至府治,又折而西北到望京门。

东直街  东南自行春门,西折而北,至岩泉门。

西直街  西南自括苍门,折而东又北,至县学(孔庙山)前折而西又北,至通惠门。

南横街  东自行春门,西至括苍门。

北横街  东自岩泉门,西至通惠门。(《丽水志稿》卷一)

三纵的街名虽都曰“直”,其实多有弯折。中直街起自南明门,经“折而东北”“折而西北”至丽阳门,是自南至北贯穿全城的轴心与主街,全长约折2000米。东直街起自岩泉门,过龙门岭、文昌路至岩泉门。原先过往行人颇多,后来却变为狭窄的冷弄。西直街即明朝的濠头街,如今的桂山路,多折而弯曲。桂山路小水门一段,如今多成巷弄,经历多次火灾,已找不到街道旧貌。南横街,即明朝的前街。北横街,即明朝的府前街。

旧城凋敝  千疮百孔

近代,英、法等列强的入侵,使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封建自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处州旧城渐趋凋敝。

丽邑峰环岭匝,不独山径崎岖,即通衢间亦窘步。近岁,次第葺治,皆成坦途,厥功甚伟。举其大者汇书于后:道光六年(1826),南自府前至南明门,东至岩泉门,西至通惠门,北至望京门,西南至括苍门,东南至行春门,皆易以石板,计用钱六千七百緍有奇,邑人颜学贤所捐也……(民国版《丽水县志》卷十四)

这是六门之间街道路面的一次大修——将鳞次的溪石改换成青石板路(中间横铺以1米长、30厘米宽的石板),两旁用较小的石板铺阴沟,店门前砌以鹅卵石,使原先“举步磊块”,“皆成坦途”。

清咸丰八年(1858)和十一年(1861),同治元年(1862),太平军又三克府城,城墙与街道再度受到破坏。

[同治]六年(1867),知府清安集民资既罚锾,修城壕。自北而东者,绕岩泉门,迳行春门,抵外教场;自北而西者,绕通惠门入城,南临大溪,无壕。(清光绪版《处州府志》卷之五)

处州旧城先有了府治、府学(文庙)、公署(分司都馆)、兵卫,后又有了市井(唐宋的坊巷,元明的驿铺,清的隅铺)、街衢、坛庙、寺观,最后是筑城墙与修城壕。至此,旧城的修筑才完整,所有的标配齐备。留存的清光绪三年(1877)绘制处州府城图,就显得非常完整而壮观。

辛亥革命虽废除了帝制,改易了国体与政体,还废科举,变学制,传授新学,将学堂改为学校。处州区划也多次调整,但是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民国初年,外患更兼内忧,反袁世凯称帝、段祺瑞专权与张勋复辟,军阀连年混战,政局变幻,社会动荡,民众生计艰难,旧城换不上新颜。后来,国民党大搞“白色恐怖”,企图消灭共产党。民国中期,日寇铁蹄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全国人民水深火热,奋起抗日救亡。1942年至1944年,丽水两度沦陷。期间,日寇出动飞机420架次,投弹1296枚,12237间房屋(城镇占大部分)被毁,年久失修的旧城再次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抗战期间,也不是一点没有建设:拆除了城西的一段城墙而造了运动场;城外修筑通往各县的公路,1938年沿城墙内也修起4.86公里长的环城公路(自后庆桥至城东路口),方便了市民交通;街道既取名又更名,以鼓舞市民奋起的抗战爱国热情。

抗战胜利后,是三年内战,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将蒋介石和残余势力赶到台湾。期间,国统区老百姓处在暗无天日之中,饥寒交迫,度日如年。处州旧城经历战火兵燹,变得千疮百孔,一派惨象。直到1951年秋,我来丽水城内,随处可见断垣残壁、焦土瓦砾、冷岭荒丘,以及成片菜地与稻田,城市不像城市,如同乡下破败的集镇,留给新中国是满目疮痍的烂摊子。改造旧城与扩建新城(南城与东城),拓宽旧街与新辟街道,是新政权在“文革”之后面临的大事。

总之,自元迄20世纪60年代,处州旧城经过大修小补,规模虽“有大小之殊”,却再“无迁徙之役”。

处州旧城与街道,是我区宇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它积淀有深厚的区宇历史、经济、文化:旧城,自中唐贞元六年(790)开始兴建,至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街道自南宋至今也有900多年历史,从中可以了解处州历史发展的脉络;反映区宇经济曲折发展的轨迹,百业的潜滋暗长,兴盛衰落;官署、兵卫、市井、街巷、庙坛、桥埠、城壕等府城标配,是主政者、吏民辛勤劳动的结晶,有极高的文化、艺术、科学价值。对处州旧城和街道,我们有责任梳理其发展变化的脉络,更需要经常加以追忆,以提高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作者单位:丽水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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