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西南革命是与红军主力长征密切相连的中国革命历史丰碑。浙西南早期革命斗争为红军挺进师入浙奠定了基础，红军挺进师肩负起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策应长征的未竟使命，挺进浙江，立足浙西南，创建革命根据地，在全国革命形势转入低潮时掀起浙西南革命高潮，迅速吸引并长期牵制国民党军，造成国民党当局的后顾之忧，从战略上策应了红军主力长征，共同推进了中国革命进程，缔造了与长征精神一脉相承、交相映辉的浙西南革命精神。
一、挺进师入浙前的浙西南革命，奠定了战略策应长征的基石
（一）浙西南早期革命斗争为挺进师入浙奠定了基础
1926年冬，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浪潮中，青田籍中共党员周定，奉命返回家乡开展革命活动，发展两名中共党员。同时，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候补执行委员、刚卸任中共温州独立支部书记的遂昌籍中共党员唐公宪，奉命返回家乡创建中共组织、创建国民党遂昌县党部，唐公宪邀约在衢州求学的遂昌籍中共党员谢云巢一同返回家乡，开展工作，于1927年1月在遂昌县立第二小学（校址大柘泉湖寺）建立中共遂昌支部，于2月在遂昌北部山区建立中共遂昌县塘岭头支部。3月，浦江籍中共党员张新锦奉命以处州政治监察员身份到丽水开展工作，在第十一中学发展了4名中共党员。这些中共党员积极开展革命宣传，建立进步团体，帮助国民党地方组织开展工作，开展工农运动。
1927年 4 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唐公宪被捕入狱，张新锦遇害，浙西南的中共党员被迫隐蔽外地或转入农村隐蔽。10月，隐蔽到外地的谢云巢等返回遂昌，召集党员骨干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建立中共遂昌县委，筹备武装斗争。11月6日，中共浙江省委机关遭破坏，全省党员名册被查抄，到温州实施浙东暴动计划的周定被捕牺牲，中共遂昌支部遭破坏，谢云巢、傅以和等党员再次转移外地隐蔽。
12月，隐蔽在上海的谢云巢、傅以和，奉命到宁波参加省委部署开展武装斗争的党团代表联系会议。之后，谢云巢留在上海活动，傅以和返回遂昌主持县委工作，发展党、团、工会组织，筹备武装斗争。1928年4月，县委健全组织机构，发展党组织，建立和发展共青团、工会组织，发动领导工人、农民开展罢工、闹米荒等经济斗争，挑选出200余名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建立遂昌县工农革命军，并于7月下旬，举行武装暴动，打响中国共产党在浙西南领导武装暴动的第一枪。之后，缙云、青田、松阳、丽水等各县农民武装暴动此起彼伏，掀起农民武装斗争浪潮。
浙南、浙西南的农民武装暴动，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1930年1月和3月，中共中央先后派员到浙南，统一整编浙南、浙西南的农民武装，建立400多人的浙南红军游击总指挥部，开展武装斗争。其中，攻打了丽水（处州府）城。
1930年5月，在浙南红军游击总指挥部的基础上，列入中央军委序列的全国14支红军之一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简称“红十三军”）成立，有指战员约4000人，鼎盛时达6000人，其中缙云、青田籍红军约2000人。红十三军频繁征战浙西南，开展金竹缴枪、唐市阻击战、攻占缙云县城、攻打缙云壶镇、青田万山阻击战等战斗。其中攻占缙云县城战果最大，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报道此次战斗：“红军一千余攻入缙云县城……红军入城，开放监狱，宣布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地少及无地农民，烧毁县署的文契，召集民众大会，肃清反革命，建立苏维埃。”受此影响，丽水、青田、松阳、遂昌、缙云、宣平、龙泉等县呼应红十三军斗争的农民暴动风起云涌。
1930年冬，红十三军斗争和浙西南各地的农民武装暴动遭国民党重兵镇压，红十三军、各地农军幸存人员转入隐蔽，在边境山区坚持斗争，以“青帮”为掩护坚持斗争，中共永康中心县委派朱金宝开辟遂（昌）宣（平）汤（溪）边区工作，欲拓展工作，联络赣东北红军。
浙西南党组织的建立及其活动、各地农民武装暴动、红十三军斗争，觉醒了浙西南人民，宣传了共产党和红军，为红军挺进师入浙奠定了基础。
（二）抗日先遣队北上行动掩护了中央实施战略转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当局不顾全国人民的抗日呼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对日妥协投降，对内加紧扩大内战。1933年下半年开始，国民党调集50万兵力，向中央苏区（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错误影响，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至同年底，中央苏区从纵横近1000里缩小到300里。
1934年4月广昌失守后，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围剿”已无可能，第五次反“围剿”面临失败。5月，中央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实施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组织两支部队分别北上和西进。6月下旬，中革军委电令在福建连城的红七军团返回瑞金，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简称先遣队），北上福建、浙江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开展反日运动，深入敌后“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并在浙江及皖南地域创立新的苏区及苏维埃根据地。中央于7月5日指示红七军团：“闽、浙的反日民族解放运动及土地革命的发展，敌人在该地区单个部队之消灭，以及浙皖赣闽边新苏区之建立，将给敌人的后方以最大的威胁。”
中央组建先遣队、令其北上闽浙皖赣行动的战略意图，如先遣队参谋长粟裕所说：“中央为掩护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命令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蒋介石腹心地区闽浙皖赣进军，执行牵制任务”“中央派出这支部队的更加直接的目的，是企图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解放后，叶剑英、朱德也证实了这个答案：1979年底，粟裕问叶剑英，先遣队是不是在“左”倾错误指导下派出的，叶回答道，“五次反‘围剿’初期，毛主席主张过把红军主力挺进到苏浙皖赣地区，以打破蒋介石的‘围剿’，当时毛主席不在位，中央没有采纳。后来派出先遣队，主力红军已经要作战略转移，那时毛主席处于无权地位”；1973年12月，朱德在回答军事科学院的提问时说：中央红军“是准备退却，派先遣队去做个引子，不是北上，而是南下（从中央苏区西南部转移）”。可见，先遣队的组建和北上，与红军主力战略转移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中央欲通过先遣队北上行动，宣传和推动抗日运动，调动和牵制国民党军，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掩护中央实施战略转移。
7月6日晚，先遣队约6000人，从瑞金出发，奔袭敌人后方，开始执行北上任务（红六军团奉命于7月下旬退出湘赣根据地西进，为红军主力战略转移探路），拉开了战略转移的序幕。7日，进抵长汀县童坊；10日，进入连城县境；15日，兵临永安县城，围而不攻，再经桃源东进闽中；20日夜，攻克大田县城；29日，攻克闽江南岸之尤溪口；30日，攻克樟湖坂，当晚抢渡闽江，随后进占古田县黄田、谷口一带。
按计划，先遣队渡过闽江即北上浙西，吸引调动进攻中央苏区之敌。但接中革军委电令，要求先遣队由谷口东进，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欲使先遣队的掩护行动迅速见效。于是，先遣队于8月1日夜袭取水口镇；2日在该镇举行纪念南昌起义大会，向部队宣布对外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举行攻打福州战斗动员；2日夜，逼近福州作试探性攻城。因福州城防坚固，援敌纷至且有制空权，兵力过小又缺攻城装备的先遣队苦战无果，至9日撤出战斗，向东北转移至连江县桃源、潘渡一带。先遣队攻打福州，虽然使国民党驻闽东的八十七师调往福州、湖北的四十九师驰援福建、“围剿”中央苏区的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急忙飞抵福州，但未能有效吸引和调动“围剿”中央苏区之敌，暴露了先遣队“只是一支不怎么大的牵制力量”“敌人就一直疯狂地追击和堵截”，使先遣队之后的行动极为困难。
8月9日，先遣队遭敌空中侦察、追击。10日，与敌恶战于降虎，虽歼敌甚多，但自身伤亡600余人，伤员增至近800人。13日，经连江县潘渡、陀市等地，抵达罗源县百丈村，进入闽东苏区，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安置伤员（后建立1600余人的闽东红军独立师即以此为骨干），补充给养，依托闽东苏区化解危机。14日凌晨，配合闽东红军攻克罗源县城，俘敌300余人，其中包括活捉罗源县长、县党部指导员等。15日20时，佯攻宁德县城，次日拂晓进至县城以西之洋中，接中央电令，要求尽快北上浙江兰溪一带执行破路任务，故而迅速前进。17日中午，与追敌激战于梦龙。19日，与闽东红军独立第二团会合于阳谷村，得到一批新兵补充，为闽东红军留下一批枪械。20日，进取福安之重镇穆阳，缴获大批物资，其中包括银元3万块和烟土50余担，后经寿宁县平溪、南溪向浙江挺进。
8月26日夜，先遣队经寿宁县硖头村进入浙西南，首先进抵庆元县荡口村。27日拂晓，在岙里村口击退“大刀会”阻挡，向荷地区署驻地举溪村挺进，击溃留守举溪之敌，夜宿举溪。28日凌晨，向庆元县城挺进，一路战斗不断，16时许进占庆元县城。次日，边休整边开展群众工作。30日拂晓，离开庆元县城继续北上。13时许，在竹口与浙江保安第三团、第三特区保安警察大队、庆元县保卫团遭遇，先遣队反守为攻，歼敌300余人，俘敌200余人，击毙保卫团副团长丁南，活捉庆元县长张致远，缴获甚多，浙江保安第三团团长何世澄兵败自杀。31日，先遣队经曹岭进入龙泉县境，转战小梅、查田、八都，向闽北苏区靠近。
先遣队奉命迅速前进，未及在小梅停留等候闽北军分区支援的新生力量。9月2日，折转西进，翻越高山，于4日凌晨进至浦城县境东坑桥一带。5日，向忠信前进，歼灭浦城县自卫队一个连，进抵渔梁村，借助夜幕穿越江（山）浦（城）公路，截击敌军车一辆，缴获颇多。6日，经仙阳进抵闽北苏区的浦城县古楼。
先遣队长途奔袭，屡屡激战，部队减员严重，指战员极度疲惫，进入闽北苏区后，即欲利用苏区作短暂休整，并依托苏区给敌以有力打击，摆脱敌人前堵后追，特别是敌四十九师紧紧咬住先遣队不放的被动局面。但随即受到中革军委的批评：“拟于闽北边区休息，这恰合敌人的企图，因敌人企图阻止你们北进”。
9月9日，先遣队离开古楼后，一路征战于江山、常山、淳安、遂安、歙县、休宁、祁门、浮梁等县。期间，中革军委电令先遣队在浙江执行两项“中心任务”：对进攻赣东北及闽北苏区敌人的后方进行彻底破坏；在闽浙赣边境广泛开展游击战，创建新苏区，破坏敌人后方交通。于是，先遣队“一面对付敌人日益加紧的围追堵截，一面深入敌后进行破袭活动”“给了敌人一定的威胁和打击”“但是，限于当时的群众条件和装备、技术等条件，要按照中革军委要求在广大地段上破坏铁路、公路是办不到的”。9月17日，中革军委又电令先遣队，在执行破坏杭（州）江（山）铁路及附近公路的任务前，禁止继续北上；次日，再次电令先遣队“应即向遂安前进，以袭击方法占领该城，并确保于我军手中”，以遂安为中心，在靠近安徽边境的淳安、寿昌、衢县、开化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建立苏区，然后再向浙皖边发展。
中革军委电令先遣队在浙江执行两项“中心任务”，急于先遣队就近发展游击战争，以遂安为中心建立苏区，进一步说明中央亟待先遣队的掩护行动发挥更大作用。但中革军委的要求脱离了先遣队的实际，“不论政治条件和自然条件，以遂安为中心建立根据地显然是不适宜的”“要求通过这支仅有几千人的部队的作战行动，促（使）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是不可能的。”⑤
10月10日，先遣队进抵浮梁县储田桥，根据中革军委击破一路追敌的电示，15时半复电报告作战部署。晚间，中央和中革军委离开瑞金，踏上战略转移的征程，迟至12日才复电同意先遣队的作战计划，并规定“每日电告”作战行动。因战略上急需先遣队从外翼牵制进攻中央苏区的北路敌人，故而中央如此规定，这主观上限制了先遣队的机动性。是日，先遣队进抵新居口，与敌遭遇，相持整日。14日，转移至鸦桥、北源桥一带，欲在鸦桥伏击追敌，后因兵力过小且分散，遭强敌反击，展开殊死搏杀。鸦桥血战，先遣队虽毙敌近90人，但自身被敌击破，全军减员至不足2000人，连夜收拢部队，转移至皖南秋浦苏区的黎痕附近集结。中革军委获悉此情，于10月15日电示先遣队脱离敌人退入闽浙赣苏区，首次授权先遣队保存力量。由此，先遣队奉命突破敌人封锁，一路转战，向闽浙赣苏区前进。10月31日，先遣队进入德兴县境的苏区地界，才摆脱追敌纠缠；11月2日，进抵重溪，结束四个月的“小长征”。
先遣队以数千兵力，浴血敌后，征战1600余公里，驰骋闽中、闽东、闽北、浙西南、浙西、皖南、皖赣边，纵横四省数十县，掩护了中央实施战略转移，高举起了抗日大旗，为各游击区留下了军事骨干。先遣队作为掩护中央实施战略转移的敢死队，屡屡面临绝境，九死一生，“孤军转战敌人后方，是起到了它的积极作用的”。
（三）挺进师入浙肩负起先遣队策应长征的未竟使命
先遣队一进入苏区，闽浙赣军区就给予了补充，群众亲切地称“老十军回来了”，部队士气迅速回升。11月2日，闽浙赣省委书记兼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和军区政委聂洪钧等，赶到界田桥看望先遣队指战员，慰问伤病员，会商党政军问题。
11月4日午后，中革军委电令先遣队（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对外仍称抗日先遣队），“七军团编为十九师”“一星期内完成”“仍出动于浙皖赣边新苏区，担任打击‘追剿’的敌人与发展新苏区的任务”；红十军编为二十师，“仍留老苏区，执行打击‘围剿’敌人与保卫苏区的任务”。
十军团的行动，“完全是为了调动敌人，保卫闽浙赣苏区及创造新苏区”“行动须迅速，不宜再迟延”。中央“为了调动敌人，保卫闽浙赣苏区及创造新苏区”，以期战略策应长征，“组成红十军团，并把长于打游击的红十军和地方武装集中起来，进行大兵团活动，企图打大仗，这是战略指导上的又一个重大失误，为后来红十军团的挫折和失败埋下了祸根”。正如朱德于1973年12月评价这次合编时所说：“编成一个军团，不编不垮，一编正规战打不成，游击战也打不成”。
面对闽浙赣苏区周围敌情已极为严重的严峻形势，几经磋商，始确定十九师的行动方向。11月18日夜，十九师再次出征，寻淮洲、聂洪钧、王如痴、刘英率2000余人，从上饶县境出发，向浙西急进，原先遣队领导人曾洪易、乐少华、粟裕未随队行动。
11月19日，先遣队转战至玉山县境，继而经屏风关，越过封锁线，向浙西前进，转战常山、遂安。24日，与追敌蒋志英部激战于遂安县白马，毙伤浙江保安纵队100余人。是日深夜，翻过乳洞山，转战遂安、淳安，进占遂安县重镇港口，沿途捣毁国民党公安分局，打土豪救济贫困，宣传抗日救国。接着，抢渡新安江，奔袭分水，与敌补充第一旅恶战于分水县富家，再转战昌化、歙县，攻占旌德县城。12月8日，向泾县、宣城之间前进，兵锋指向芜湖。
在此阶段，十九师摆脱领导层曾洪易的干扰，机动灵活，能打则打，不能打则走，行踪飘忽不定，进退自如，从赣东北到浙西，再折入皖南，以两千人马，如利箭直插敌人腹心，战略策应了红军主力西进（长征）。
在十九师出征之时，红十军团奉命全军出动。11月24日，军团部及二十师一部撤离葛源，经重山关到达重溪地区集结，辗转于闽浙赣苏区的德兴县磨角桥、海口、婺源县江湾等地，寻找突破口。在此前后，敌第四十九师、补充第一旅、第十二师一个旅、第二十一师一个旅分别攻占闽浙赣苏区各地，28日攻占葛源，闽浙赣苏区沦为游击区。11月底，军团部及二十师经多日寻隙，连闯三次，终于从德兴、开化之间穿过敌人封锁线，出征成功。
12月3日，军团部及二十师开始转战开化、婺源、休宁，焚毁敌人碉堡，破坏道路桥梁，并根据中央军区要求全军团集中行动的指示，电令十九师归建，到歙县汤口会师。10日，军团部与二十师抵达黄山东南麓的汤口。次日，十九师自太平县谭家桥匆忙赶到汤口会师。此时，中央军区电示十军团的战略任务是“在皖南黄山山脉消灭敌人，在绩、旌、太县间创造新苏区”，对外继续执行抗日先遣队的任务。
不难看出，中央和苏区中央分局指示十军团组建、出动和全军集中行动，目的是集中兵力作战，造成大声势，以便策应红军主力长征。但是，这使敌人有了包围进攻的集中目标。由于兵力过小和“左”倾错误影响，孤军深入敌后的先遣队，陷入同十倍于己的敌人艰苦奋战的境地。12月13日，先遣队转战至太平县谭家桥，侦悉敌人已三路合围而至，遂决定突击敌中路补充第一旅，并于14日1时半向谭家桥至乌泥关一带设伏。14日9时许，敌前卫进抵谭家桥以南3公里处，设伏红军新战士过于紧张，枪支走火，伏击战打成遭遇战。由于战术部署错误，擅长游击的二十师正面迭次进攻，前赴后继，甚至短兵白刃格斗，终因不擅野战，形成败局；穿插中的十九师被俯瞰之敌阻隔在石门岗以东、以北的悬崖峭壁之下，施展不开，被迫改从石门岗西北进攻，师长寻淮洲亲自率部冲锋，几经争夺，虽夺回制高点，但部队攻击锐气已失，寻淮洲右下腹部中弹，负重伤后牺牲。二十师几次仰攻失败，部队被敌冲垮，师长黄英特阵亡，师政委负伤，危及军团指挥所和左翼十九师，军团政治部主任刘英重新组织力量反攻，不幸右手腕中弹，右手小拇指被打掉一截，子弹穿过动脉，血流如注。随后，军团参谋长粟裕、政委乐少华也负伤。恶战至17时许，先遣队败局已定，被迫撤出战斗转移。是役，先遣队伤亡300余人，包括寻淮洲、黄英特等指挥员牺牲，被俘100余人，部队士气严重受挫。这成为了先遣队最终失败的转折点。之后，“追剿”之敌以近20个团兵力，毫无顾忌，大胆围追堵截先遣队，致使先遣队频繁转战于皖浙赣边区，只有消耗而无补充，疲惫不堪，战斗力降低。
1935年1月9日，先遣队转战至遂安县茶山村，召开军政委员会紧急会议，讨论如何执行中央军区要求先遣队纠正缺乏作战决心和斗志的倾向、分兵一部到浙江长期行动、分兵一部坚持和加强皖南斗争、其余撤回闽浙赣原来基本地区休整、责成政委加强党的工作和政治教育的电令和行动路线。会议出现多种意见分歧，最后决定全军撤回闽浙赣苏区，待休整后重新配备干部，再决定分兵。其实，此时的闽浙赣苏区已成游击区，已被敌分割封锁，要进出苏区已很困难，苏区也已不能为先遣队休整提供庇护，但先遣队尚不知此情，故而决定撤回闽浙赣苏区。
1月10日2时，先遣队从茶山一带出发，向闽浙赣苏区转战，结果在江西怀玉山地区遭敌重兵包围，指战员大部牺牲，方志敏等主要领导人被俘（后就义），仅先头部队在参谋长粟裕指挥下（政委乐少华、政治部主任刘英重伤，尚在担架上）突出重围，先遣队出师未捷，战略策应长征的使命未能达成。
1月17日，粟裕指挥先遣队先头部队800余人转移到闽浙赣苏区的德兴县大小坪一带，将300余伤员安置在梧风洞（后于清明节前夕遭敌袭击遇难）以后，经重溪进抵广财山，找到闽浙赣省委，突围成功。省委随即传达苏区中央分局电令，以先遣队先头部队和突围部队为基础，迅速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简称挺进师），“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和邻近的根据地，并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
由此，挺进师肩负起先遣队战略策应长征的未竟使命，挺进浙江。可见，挺进师的组建和入浙，与红军主力长征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是与先遣队北上一脉相承的，是战略上策应长征的需要。
二、挺进师入浙后的浙西南革命，实现了战略策应长征
（一）挺进师立足浙西南建立根据地迅速吸引了国民党军
挺进师组建之时，“长征中的红军主力处于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击之中，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广大白区的工作均陷入困境”,全国革命形势陷入低潮。而浙江的斗争环境特别恶劣：中共浙江省委自1927年6月建立，屡遭破坏，不到两年就前赴后继地更替了十位书记（代理书记），致使中共中央被迫撤销浙江省委建制，以免继续遭受重大损失；党在浙江发动、领导的60多次涉及50余县的农民暴动和红十三军的斗争，也均遭镇压。
1935年2月，以粟裕为师长、刘英为政委的挺进师迅速组建。在全国革命形势陷入低潮、浙江革命环境特别恶劣、兵力弱小、弹药匮乏、毫无接应的艰难情况下，挺进师指战员克服先遣队失败和大批战友牺牲的心理压力，抱着继承先烈遗志、誓死挺进浙江的坚强决心，迅速出征。2月27日，在两次出征均遭强敌阻击失败后，第三次誓师出征，538名指战员无畏无惧，经横峰县葛源进入上饶县境，过茗洋关，走乌鸦弄，攀越灵山，连夜急行军，抢渡信江，冲过敌人多道封锁线，成功出征。28日夜，宿营铅山县石溪，遭敌夜袭，电台被毁，从此与上级失去联系，陷入孤军奋战的绝境。但挺进师义无反顾，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打开进入浙江的局面。
3月1日，挺进师夜袭上饶县甘溪，筹集、补充大量给养，并救济贫困。3月2日，向闽北苏区前进，不料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不但没有得到闽北党组织接应，反而到处遭受敌人围追堵截，屡遇险境。3月上旬，挺进师转战至闽北苏区的崇安县车盆坑，与中共崇安中心县委书记曾昭铭等会合，先遣队留在闽浙边活动的洪家云部150余人归建到挺进师，部队恢复到500余人。
为立足浙江，挺进师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决定转变战略，实行游击战。为实现这一战略转变，部队在崇安县车盆坑、岚谷一带开展为期半月的整训，改编为三个纵队；建立刘英为书记的挺进师政委会，以加强领导。
3月20日夜，挺进师从岚谷出发，翻越仙霞岭，穿过敌人封锁线，经浦城、江山县境，进抵龙泉县境。25日，在龙泉溪头取得入浙首战胜利；29日，转战至庆元县半岭村。针对少数同志对挺进浙江信心不足，挺进师政委会在半岭村召开会议，统一思想，坚定决心，增强信心，坚决执行中央挺进浙江的指示。接着，挺进师往返转战于闽浙边的庆元、寿宁、景宁、泰顺、政和等县，吸引、调动敌人，寻找战机，创造条件挺进浙江。4月21日，挺进师转战至寿宁县上村宿营时，遭福建保安第二团马洪琛部夜袭，部队被冲散，通讯器材和经费丢失。23日，打不垮、拆不散的挺进师，重新集结，并以通信连为基础组建第四支队，经景宁县后溪、西管岚，向庆元县斋郎村一带转战，决心利用斋郎的有利地形，给围追堵截的敌人以有力打击，摆脱被动局面。
4月24日，挺进师进抵斋郎村，侦察敌情、察看地形、动员群众、构筑工事，精心部署，全力迎击被吸引、调动而至的闽浙两省之敌。28日晨，挺进师抓住敌人配合不密切的弱点，首先击溃打头阵的大刀会1000余人；接着诱敌深入，集中力量伏击浙江保安第一团1200余人，毙伤敌300余人，俘敌200余人；福建保安第二团马洪琛部1000余人、浙江保安独立营王逢春部300余人，闻风丧胆，落荒而逃。挺进师以弱胜强，取得关键一仗的胜利，打开了进入浙西南开辟根据地的通道。
4月30日，挺进师乘胜进军浙西南，途经龙泉县梅七村时分兵行动，第二纵队向龙泉县南部行动，恢复原来洪家云部活动区域的工作；第四支队向闽浙边境活动，争取联络闽北、闽东红军；刘英、粟裕率主力进军浙西南腹地。
5月10日，刘英、粟裕率部进抵松阳县境，受到当地进步群众组织“青帮”的欢迎，获得群众依托。由此，挺进师如鱼得水，选定创建根据地的区域，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开辟根据地。12日开始，挺进师攻打遂昌重镇大柘，突袭松阳重镇古市，奔袭汤溪县城，攻克龙游重镇溪口，进取遂昌古镇湖山，于24日进抵遂昌县姚岭村，欲作短暂休整并开展群众工作。此时，浙江保安团队约八个团的兵力，分四路向姚岭包围而至。是夜，挺进师分兵南、北两路，由当地向导带路，借助夜幕，跳出敌人包围圈，转战敌后，并诱敌自相火拼。
6月上旬，挺进师各部会合于松阳县小吉村, 总结工作，部署创建根据地。会后，各部按照会议部署，进入各自活动区域开展活动。6月12日，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率其“怀中利剑”——士官教育团进抵金华、宣平一线，欲振奋反动势力“进剿”挺进师。14日，挺进师以逸待劳，在宣平县吴宅歼灭士官教育团一个连；次日，又在武义县小溪口歼灭士官教育团另一个连，彻底打破了浙江省当局的“进剿”。
挺进师每到一地，首先消灭国民党的区乡武装和地方反动势力，摧毁反动基层政权，然后发动群众，开仓济贫，打土豪分发浮财，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和组织群众投身革命。挺进师的行动，使深受压迫、已具强烈反抗愿望的浙西南人民挣脱枷锁，纷纷投身革命。红军所到之处，都有大批群众簇拥着，复仇的呐喊声、胜利的欢呼声山鸣谷应，日夜不绝，农民群众踊跃参加党、政、军、群等革命组织。
7月，挺进师师部机关进驻至遂昌县王村口，全面领导开展根据地建设。7月29日，挺进师在王村口天后宫举行誓师大会，开展“八一”军事大示威行动，分兵袭击衢州、龙游、汤溪、宣平等地大小城镇19个，缴获长短枪100余支、轻机枪2挺，扩充红军400余人，筹集军饷数万元，不仅再次粉碎敌人的“进剿”，而且把革命烈火烧到浙赣铁路线，威胁到金华、杭州等城市。同时，通过遂昌葛程伏击战、龙泉上田战斗等，坚决打击敢于来犯之敌。
“八一”示威行动，把根据地建设推向了高潮，党组织、苏维埃政府、地方游击队和农民协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纷纷建立，查田、插标、分青苗的土地革命如火如荼开展，呈现出“分田分地真忙”的热烈场面，群众无不欢呼雀跃，称共产党和红军是大救星。根据地迅速在松阳、遂昌、龙泉、江山、浦城五县间形成，纵横百余公里；游击区域发展到北抵浙赣铁路，南至闽浙边界西段，西及闽赣边境，东至丽水、宣平的广大地区。
浙西南革命深深触痛了国民党当局的中枢神经。浙江省当局的喉舌《东南日报》惊呼：“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窜浙后，匪化已波及全浙，以目下形势而论，浙江共匪不亚于四川、江西之匪”，“前途实堪可虑”。1935年8月，面对浙江保安团队对付不了挺进师的境况，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抽调“中央军”主力入浙，设立“闽赣浙皖边区清剿总指挥部”，先后任命卫立煌、罗卓英为正、副总指挥，调集以第十八军为主力约七万兵力，大举构筑碉堡线，严密包围浙西南，疯狂“清剿”挺进师。
可见，挺进师立足浙西南建立革命根据地，在全国革命形势转入低潮时掀起浙西南革命高潮，迅速吸引了国民党“中央军”。
（二）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反“清剿”斗争长期牵制了国民党军
1935年8月23日，“清剿”总指挥部颁布《第一期清剿计划》，调集第十八军、在江西的“剿共”军第二纵队主力郜子举部、在福建的第五十六师两个旅、在浦城的第三师以及浙江保安团等，共约40个团7万兵力，“清剿”浙西南。其部署是：霍揆彰为师长的第十四师到遂昌，李树森为师长的第九十四师到松阳，黄维为师长的第十一师到龙泉，罗卓英兼任师长的第六十七师到云和，军部和宋瑞珂为团长的特务团进驻丽水，与进驻遂（昌）江（山）边境的郜子举部、龙泉西部的浙江省保安团，限期分段构筑一条贯穿遂昌、松阳、龙泉、云和、江山、浦城六县之间的碉堡线，对整个根据地形成严密包围封锁。同时，自北至南从遂昌溪圩经东书到龙泉构筑一条纵碉堡线，将整个包围圈剖为东、西两半，使包围圈内的挺进师和地方游击队失去机动余地。此外，为切断挺进师向闽北、闽东的退路，国民党第五十六师的两个旅六个团，从遂昌县际下往东南，经庆元县举水、荷地，直至泰顺县，构筑第二道碉堡封锁线。然后，步步为营，收缩封锁线，企图将挺进师围歼在根据地中心区域。
面对严峻形势，9月初，挺进师政委会在龙泉县上田村附近的仓石玄社殿召开会议（史称上田会议），部署反“清剿”斗争。会议回顾中央苏区第一至四次反“围剿”斗争，都是以运动战歼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井冈山时期，朱德、毛泽东两军会合形成的红军主力，也是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会议认为，挺进师只是一支游击队，一次最多只能消灭第十八军一个营或一个保安团，必须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才能粉碎国民党军的“清剿”。会议决定，采取“敌进我进”方针，“留下第二纵队和第五纵队就地坚持，其余主力部队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以积极的作战行动吸引敌人，调动敌人，并开辟和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
会后，根据地军民紧急动员，安置伤员，转移物资，坚壁清野，准备长期坚持斗争。9月17日，王村口游击队在国民党军必经的交通要道馒头岭古道两侧，砍倒树木横断道路；于陡峭的山崖上设置石楼，垒上滚木礌石，凭险阻击敌人。当敌人进抵馒头岭，搬运树木开通道路时，埋伏在山崖上的游击队砍断一个个石楼的藤索，堆满石楼的滚木礌石滚滚而下，砸得敌人四处逃窜，不得不撤退。待敌人一退，游击队又垒好石楼，严阵以待，一次次地阻击敌人，迟滞了敌人行动。
9月19日，国民党军发动全线进攻，依凭碉堡线，步步为营，收缩封锁线。国民党军强迫群众移民并村，实行“计口授盐”“清查户口”，颁布“十杀令”，切断群众与红军的联系，日夜“追剿”红军，大肆烧山搜山搜捕红军，捕杀群众，血洗根据地。
在数十倍、上百倍敌人的疯狂进攻下，挺进师第二纵队第四支队向遂昌、江山边的外线转战，吸引敌人注意力；第二纵队第六支队一部在王村口一带，另一部在住溪一带，第五纵队在安岱后一线，浴血抗击，战斗异常惨烈。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红军伤亡严重，住溪、安岱后、王村口相继失守，根据地丧失；坚持在根据地的挺进师第二、五纵队指战员近400人大部牺牲；根据地党组织、苏维埃政府、地方游击队、群众组织的干部和交通向导，牺牲者难以数计。
根据地内幸存的红军，或三五人，或一二人，或孤身一人，凭着坚定的信念，向龙（泉）浦（城）边境转移，部队集结至30余人，在第二纵队政委洪家云率领下，隐蔽于龙（泉）浦（城）边境的碧龙、青龙源、口岭头、毛洋、兰花蓬、金竹岗一带深山密林中，坚持丛林游击战。他们以野菜、野果充饥，冬天野菜枯了、野果没了，就啃草根、树皮，挖玉米根煮汤喝，找老鼠洞觅食。他们与饥饿斗、与严寒斗、与敌人斗，在饥寒交迫中，在一日数战中，顽强坚持，支撑他们的是信仰、是使命。肉体可以被摧残，生命可以被夺走，但信仰毫不动摇。
为了吸引、调动敌人，跳出敌人包围圈进抵闽浙边的挺进师主力，分兵行动，一部向闽北行动，一部向缙云、永康边境为中心的浙东行动，刘英、粟裕率部向东南方向转战，在闽浙边近十县之间行动。10月5日，刘英、粟裕率部转战到寿宁县郑家坑，与叶飞率领的闽东红军会合。11月，双方在泰顺白柯湾共同组建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省军区，联合开展斗争，并针对敌人血洗浙西南之情，迅速开辟浙南游击根据地。
12月底，洪家云率部乘国民党军与浙江省保安队换防之机，突破敌人封锁线，转战至遂昌、江山边境的遂昌县湖岱口乡一带。此时，部队只剩下十二三人，在群众的帮助下，与转战外线的第二纵队四支队余部会合。洪家云、李重才即率领这50余人，在江（山）遂（昌）边建立游击根据地，坚持斗争。
1936年2月，挺进师主力组建浙西南独立师，由粟裕率领广泛游击，吸引、牵制国民党军，掩护临时省委在浙南开展工作，并返回浙西南寻找失去联系的第二、五纵队。此时，在群众的帮助、支持下，洪家云、李重才率部建立了自江山县周村到遂昌县湖岱口的小块游击根据地，依托根据地坚持斗争。
3月，国民党军向江（山）遂（昌）边区“清剿”，第二、五纵队余部又遭强敌包围进攻，李重才、洪家云等相继牺牲，部队仅幸存余龙贵、宣恩金、曹景垣等20余人，转移到龙（泉）浦（城）边境隐蔽坚持。此时，粟裕率部转战到龙（泉）浦（城）边境，第二、五纵队幸存的20余人得以归队。
1936年6月，两广事变发生，国民党第十八军调离浙西南，应付两广事变。至此，浙西南军民反“清剿”斗争终于结束。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立即抓住敌情相对缓和之机，加快推进革命形势发展，不仅建立和发展浙南游击根据地，而且开展浙东、浙东南的工作，恢复浙西南的工作，建立以龙（泉）浦（城）江（山）遂（昌）边为中心区域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挺进师以少量兵力抗击了国民党军大部队的进攻，不仅歼灭了敌人的部分有生力量，而且牵制了敌人几十个团的兵力，掩护了挺进师主力南下浙闽边开辟新的游击区，打破了国民党妄图于11月20日前将挺进师‘肃清’的计划。”可见，浙西南革命根据地自1935年9月至1936年5月的反“清剿”斗争，牵制国民党以第十八军为主力的七万兵力长达八个月。
（三）浙西南革命战略策应了红军主力长征
如前文所述，挺进师立足浙西南，建立革命根据地，掀起革命高潮，迅速吸引并长期牵制国民党以第十八军为主力的七万兵力。罗卓英任军长的第十八军，下辖四个师，是陈诚起家的老本，装备精良，人员充实，训练有素，战斗力强，后来成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诸如黄维、霍揆彰、李树森、宋瑞珂、胡琏、阙汉骞、高魁元等师、团长，后来都是国民党军中的著名人物；第十八军作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又是长期在江西“剿共”的老手，曾参加过对中央苏区的第三、四、五次“围剿”，尤其是在第五次“围剿”时，第十八军被称为向中央苏区进攻的“刀尖”。国民党进攻挺进师、“清剿”浙西南的良苦用心，由此可见一斑。
挺进师进军浙江，立足浙西南创建根据地，掀起革命高潮之时，正是红军主力长征经历湘江血战、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跨越大草地的艰难时期，浙西南革命从军事战略上与红军长征遥相呼应，配合、策应了红军长征的军事行动。
国民党军对浙西南的“清剿”，自9月19日发动进攻，至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才结束，前后延续8个多月。浙西南革命迅速吸引、调动国民党“中央军”主力，直接抗击、牵制国民党军七万兵力长达8个月，减轻了红军长征的军事压力，从军事上战略策应了红军长征。
浙江是蒋介石、陈诚、汤恩伯、胡宗南等诸多国民党要员的家乡，是国民党长期苦心经营的老巢，是国民党统治最严密的腹心，是国民党统治中枢所在地。而且，浙江也是支撑国民党“剿共”军费的江浙财阀盘踞地。国民党对浙江的控制特别严厉，使浙江成为了国民党统治的“模范省”，被国民党素称“平安之区”。挺进师入浙之时，中共浙江省委建制业已被迫撤销，党在浙江发动、领导的农民暴动和红十三军的斗争均已遭到镇压，党组织业已被破坏殆尽。
正因为浙江是国民党统治的中枢、“平安之区”、江浙财阀盘踞地，所以浙西南革命从政治上对国民党统治的打击特别沉重，犹如一把插向国民党统治集团心脏的尖刀，直接威胁国民党的统治，造成了国民党当局极大的后顾之忧。浙西南根据地的创建，等于把革命堡垒构筑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家门口；浙西南革命高潮的掀起，等于把革命烈火烧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后院，这深深触痛了国民党当局的中枢神经，迫使国民党当局无法专心、无法安心“围剿”长征中的红军，从政治上战略策应了红军长征。
综上所述，先遣队拉开了长征的序幕，先遣队和挺进师掩护并策应长征开展的浙西南革命，是长征的重要组织部分，为长征这一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历史转折的实现，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
三、浙西南革命精神与长征精神一脉相承
（一）浙西南革命精神的丰富内涵
伟大的浙西南革命斗争，缔造了伟大的浙西南革命精神。浙西南革命精神的核心词是“忠诚使命、求是挺进、植根人民”。
“忠诚使命”是浙西南革命精神最深刻的内核。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在23年浙西南革命斗争，无论环境多么险恶、条件多么艰苦、形势如何危急，共产党人始终坚信“革命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必然要胜利的”，忠诚使命、百折不挠、矢志不渝。为了探索真理、追求光明，共产党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革命事业奉献一切。
在浙西南革命斗争中，无数革命先烈为了忠诚使命，付出了宝贵生命。挺进师政委、浙江省委书记刘英，1942年2月被捕后，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慷慨就义，践行了“赤心献革命，决然无反顾”的誓言。首任浙西南特委书记宗孟平，1935年7月，在创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不幸遭敌袭击牺牲，担任特委书记仅一个月。挺进师政治部主任、浙西南特委第二任书记黄富武，在保卫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战斗至孤身一人，不幸被捕，英勇就义，年仅27岁，担任特委书记仅仅三个月。第三任特委书记许信焜，堪称挺进师的“老干部”， 13岁参加革命，浴血战斗10年，担任特委书记刚刚一年，就把23岁的青春镌刻在浙西南大地。第四任特委书记张麒麟也是挺进师的“老干部”，挺进师主力开赴前线抗日时，奉命留在浙西南领导抗日救亡运动，1942年5月，在抵制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逆流的斗争中，不幸遭敌袭击，英勇牺牲。浙西南当地的三位农民领袖陈凤生、卢子敬、陈丹山，也无一例外地把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献给了革命事业，成为忠诚使命的浙西南英雄代表。
浙西南先烈始终保持“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忠于党和人民，忠于革命事业，历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苦难而百炼成钢，勇于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战胜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阻挡。
“求是挺进”是浙西南革命精神最突出的特质。求是挺进，既考验一支队伍是否具有必不可少的忠诚和勇气，也是对其思想方法和行动方式的更高要求。在全国革命形势陷入低潮、浙江革命环境特别恶劣、兵力弱小、弹药匮乏、毫无接应的艰难情况下，挺进师坚决执行党的指示，抱着继承先烈遗志、誓死挺进浙江的坚强决心，不畏艰险，不怕牺牲，毅然决然地孤军深入，吸引、牵制和打击敌人；在电台被毁，与上级失去联系，陷入孤军奋战时，义无反顾，建立政治委员会加强领导，实行游击战，以自己的行动打开局面，向死而生；在遭敌夜袭，部队被冲散，经费丢失时，重新集结部队，重新筹措给养，继续挺进；当擅长野战的指战员不会游击战时，从头学习，不断训练，克服困难，勇于挺进；在敌人围追堵截，无法进入和立足浙江时，往返转战，创造战机，打开局面。挺进师以五百之师挺进浙江，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气壮山河的挺进之歌。
挺进师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积极适应斗争形势和环境，利用浙西南独特的地理、政治、社会、人文条件，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求是创新，深刻认识和把握斗争规律，出奇制胜，创新致胜。其中创造性地提出和实行“敌进我进”“化整为零”等反“清剿”方针，探索和总结出“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不在于消灭敌人而在于消磨敌人”等一系列军事原则，“反敌人之道而行、不要企图太大只要常有小胜”等一系列作战原则，“兜圈子”“8字形” “S形”“电光形”等一系列行动原则，“不住没有后门的房屋、每天规定两个集合点”等一系列宿营原则，一次次地变不可能为可能。
求是挺进，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一往无前的战斗意志的有机结合，是浙西南革命斗争最鲜明的精神特质。
“植根人民”是浙西南革命精神最重要的指引。一部浙西南革命史，就是一部共产党人植根人民的奋斗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来自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在浙西南革命斗争中，共产党人、挺进师指战员坚持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与群众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并肩战斗，形成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积累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建立亲如一家的军民鱼水深情，更在团结带领群众共同进行的革命斗争中，使人民战争超越军事行动本身，上升为一种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政治活动。一手抓武装斗争，一手做群众工作，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群众工作队，把争取群众、动员群众放在首位。每到一地，都要为群众谋利益，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在建立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时，挺进师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从根本上为劳苦大众谋利益，使人民群众充分认识到“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正是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我们的党和人民军队才“团聚了成千成万成百万的群众”，打出了一片红彤彤的艳阳天。浙西南革命斗争表明：“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群众是革命成功的决定性力量，只有坚持群众观点，秉持群众路线，植根人民，才能无往而不胜，无坚而不摧。
忠诚使命、求是挺进、植根人民，三者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忠诚使命源于植根人民的深切情怀，坚定着求是挺进的誓死决心；求是挺进引领完成忠诚使命的责任追求，实现植根人民的宗旨要求；植根人民方能执着于忠诚使命的不变信仰，催生着求是挺进的不竭动力。
（二）浙西南革命精神与长征精神一脉相承
浙西南革命精神的主要缔造者——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和红军挺进师，均源于中央苏区红军；掩护并策应长征的浙西南革命，是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浙西南革命精神与长征精神一脉相承，交相辉映。
浙西南革命精神中的“忠诚使命”，充满共产党人对革命理想的坚定信仰，充满共产党人对革命信念的无限忠诚，充满共产党人对革命事业的使命担当，和长征精神中的“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高度一致。正是因为信仰坚定，先遣队和挺进师才能忠诚使命、义无反顾、百折不挠、坚定不移地完成不可能的任务；正是因为信仰坚定，长征中的红军才能不畏艰难险阻，克服一切困难，实现中国革命的战略大转移。
浙西南革命精神中的“求是挺进”，蕴含着求是创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方法，蕴含着一往无前、奋力挺进的英勇气概，和长征精神中“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高度一致。正是因为实事求是，先遣队和挺进师才能求是挺进，在强敌环伺、孤军奋战中打开局面；正是因为实事求是，长征中的红军才能在强敌围追堵截和饥寒交迫的恶劣环境中完成中国革命的战略大转移。
浙西南革命精神中的“植根人民”，蕴含着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人民立场，蕴含着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和长征精神中“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高度一致。正是因为心系群众，先遣队和挺进师才赢得浙西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在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创造革命奇迹；正是因为心系群众，长征中的红军才赢得沿途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达成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历史转折。
无论是浙西南革命还是红军长征，都是为了实现国家独立、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浙西南革命精神与长征精神都受传统爱国爱民文化的深刻影响，都形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和共产主义理想指引，具有同一的思想底蕴、价值导向、精神追求，都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都蕴含着人民立场、群众观点、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
浙西南革命精神与长征精神都是宝贵的革命遗产，传承、弘扬、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与长征精神，对于革命事业薪火相传、血脉赓续具有重大意义。
（作者单位：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丽水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