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以1921至1978年青田党史为例，说说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秘诀之一是贯穿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廉”。

一、青田革命斗争史里“廉”的表现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廉”就是其鲜明的特色和坚固的底色。这在中共青田党史里也同样如此。

（一）青田党员立志为国为民，率先垂范

1.麻植立志为国为民，清廉立身。

1925年10月16日深夜灯火下，年仅20岁的麻植在广东东征军总指挥部，写下了这封家信：“亲爱的父母亲，长久没有写信回家，亦没有家中来信，所以心中非常记念家中。儿前毕业时，曾将文凭寄上，有收到否？……现在广东已统一，地方极平安。但是其他各省人民，现在尚被军阀蹂躏，所以我军本救国救民之宗旨，不久即行北伐，希望早点把中国统一，把一切不好的人，都要扫除干净，把人民从水深火热中救出，解除一切痛苦。因此种重大责任，是青年应负起的，所以儿亦愿为救国救民而牺牲，立定志向，勇往直前。”

1926年1月11日，麻植又写下了这封家书：“哥，来书敬悉，母亲有病念弟甚切，弟心如焚，请时劝母亲勿以我为念。弟在外所为其自信皆救国事业，所以虽不能在家侍奉双亲亦堪告慰。弟现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每月薪水本定为百六十元，但弟为第二期学生（校中规定第二期学生不论位置高低，每月薪水均为五十元，如要增加，大家同时都增加。此办法极为平允。国民革命军系为求平等自由而革命，故对薪水一层不大看重），每月薪水五十元，弟今购冬衣几套无多余矣，明春弟当节省若干汇寄家中，以助家计。”

这是中国共产党员天下为公、救国救民的伟大情怀，这是基于革命理想和信念的至公无我的高尚情怀，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员“廉”的思想境界。

2.带头从自家开始减租的共产党员们

在革命早期，一批家境良好、思想进步的青年加入了共产党。他们为了开展革命，自觉地大义灭亲、刀刃向内，体现了作为一位共产党员的廉政自觉思想。

（1）周定带头从自家开始减租，发展长工入党。

周定，青田县敖里乡（今属文成县）人。1925年，周定在家乡为了劝说地主减少对农民的剥削，先动员其父少收租，自己到下垟等地去“赦租”。村上有几户地主也答应减免家民的部分地租，但是大多数地主却很难劝通。他意识到，要推翻整个旧中国的统治阶级，单靠个人奋斗，力量是有限的。

1926年，周定终于找到了革命真理，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然后，又介绍自己家里的长工周福图入党，周福图成为丽水本土入党的第一名中共党员。1927年，周定在青田县城建立了青田第一个党支部。

（2）邹耕山带头从自己家里实行“二五减租”。

1928年春，青田县东部地区党的负责人邹耕山从永嘉县委委员李振声处接受任务回来，动员贫苦农民积极参加农民协会，团结起来开展减租斗争。

邹耕山家里富裕，他首先在家乡潘山村（今吴坑乡泉山村），动员自己家里人带头实行“二五减租”，即按原租额25％减租。他的行动得到了贫苦农民的拥护，大家纷纷要求加入农会组织。在取得成功经验后，邹耕山又将农会工作逐步向周围村庄推行。

（3）曾绍文带头从自家开始“二五减租”，动员任国民党金华师管区副司令的姑父率部起义。

曾绍文是青田芝溪人，出身富裕家庭。1938年初秋，时任县委组织部部长的曾绍文做通母亲和叔父的思想工作，带头从自家开始减租，公开向佃农表明，秋收以后一定按原租额25％减租。国民党乡长威胁说要砍曾绍文的头，企图阻挠减租。曾绍文组织联络各村的农会展开坚决的斗争，取得减租斗争的胜利，带动了附近乡村减租的工作开始。

1949年，为和平解放青田，时任中共浙南地委委员、地委永（嘉）青（田）办事处主任、温州前线司令部副政委的曾绍文，通过其叔叔曾孝义赶赴金华，动员其姑父、时任国民党浙西师管区少将副司令的陈履旋率部到温州起义，并通过陈履旋做丽水团管区和青田县国民党自卫总队的策反工作。5月初，陈履旋率部从金华经缙云到丽水，对丽水团管区司令周子璇做策反工作。由于周子璇坚持其反共立场，策反没有成功。曾绍文通过多种渠道与陈履旋取得联系，成功动员陈履旋改在青田起义，为1949年5月13日青田和平解放起到了重要作用。

3.郑嘉义大义捐稻谷

1935年10月底，红军挺进师经过青田县富岙乡岩门，莲头村共产党员郑嘉义（化名郑万秋）主动找红军首长介绍了自己的党员身份：“1925年在杭州惠兰中学入党，读书毕业后回家，在家乡以教书作掩护开展革命工作。1930年参加浙南暴动。红十三军失败后，回到家里隐蔽。因家里是地主，地方上人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所以能够隐蔽下来”。红军首长通过和他谈话，看了有关证件，相信他是共产党员，表示信任，并让他回去，依靠家庭地位，在地方上进行秘密工作。

遵照红军的指示，郑嘉义和妻子包巧美一起动员青年参军，为红军筹粮筹款，组织青年到黄坦把父亲暗藏的稻谷启运到泰顺县峰门，连同筹集到的250元银圆送给红军，解决部队给养困难。

4.李达其为革命舍家弃子，公而忘私。

1936年８月，李达其担任中共梅南（景宁梅岐、青田南田）区委委员。后来，他的家又成为浙南特委、青景丽中心县委活动的据点。为了掩护领导，解决革命活动经费，他卖掉2间房子、3亩多田地。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通令缉拿他，并烧了他家住房，逼得他带领全家6口人隐蔽到青田岭根乡、景宁湖坑等地，在山上搭棚，或住岩洞，住所搬迁多达四五十处。国民党浙保五团驻扎“清剿”时，乡亲们无法把粮食送上山，他11岁的儿子连饿带病夭折了。为了革命工作，他把小儿子送给一家农民，把女儿送给人家当童养媳。恶劣的环境没有使他屈服，反而使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

5.宣恩金伤中编斗笠换粮

1937年春，红军挺进师第二纵队在青田万阜乡云山背村草寮附近遭遇清剿敌军。红军边打边向岭根乡徐坑村撤退。战斗中，二纵队一大队政委宣恩金，不幸被敌人击中左小腿和右臀部，在青田县塔会村养伤。宣恩金伤势较重，由寄养家主人程宝抗背到倒岩崩洞里藏起来，每天天黑时送饭送药。3个月后，敌人撤退了，程宝抗把宣恩金从山洞背回家中，在羊栏顶上搭铺养伤。白天，程的妻子和儿子在房屋周围一边放羊、劳动，一边观察动静，做好保卫工作。

一天，程宝抗家断粮了，附近叶山村的一位地下党员把自己家的番薯丝接济给宣恩金。宣恩金拖着伤体用毛竹编斗笠，让程宝抗拿去换米换钱。八、九月间，程宝抗背着斗笠出去叫卖，在岭后遇见一支红军队伍，是一纵队范连辉部。就这样，宣恩金与程宝抗依依不舍地告别，归队出发了。

（二）红军军纪严明，爱民如子

1.红军途经仁宫，秋毫不犯

在1930年5月第一次攻打平阳县城战斗中，红十三军红一团途经青田，纪律严明，爱护群众，宣传革命，受到青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途经仁宫村时，为了不侵犯老百姓利益，部队在村外水竹园休整，夜里到祠堂睡觉，买了老百姓的东西照价付钱。有个战士收了老百姓送的鸡蛋，经领导教育后立即送还。

2.严惩侵占群众利益的红军

在1935年8月参加攻克缙云县城战斗中，红十三军小分队负责人赖伯琴（黄垟乡底项村人）违反部队纪律，侵占群众财物后逃跑。红十三军政治部主任陈文杰、红一团团长雷高升采取果断措施，派三营到石盖源、芝溪一带将其抓回，并在东源村边溪滩上召开军民大会，将其处决。红军严明的纪律受到群众称赞。

3.红军露宿不扰民、分财于民

在1930年9月白岩突围中，驻温省保安队第四团奉省政府令悬赏缉拿胡公冕、雷高升等红十三军将领。雷高升率500余名红军到达青田黄垟乡峰山，与章华、张学东率领的500余红军会合整编部队。乘胜渡过瓯江，经石盖、高市水碓基，到三官石、东源头露宿。第二天，向巨浦、北山前进。

10月13日，红军到达北山和白岩，为了不给当地群众增加负担，红军夜宿溪滩。在白岩，红军召开群众大会，雷高升在会上讲话：“红军是共产党的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打倒地主恶霸，打倒土豪劣绅，让我们的穷人过上好日子！”

会后，红军向地主、土豪劣绅派粮派饭，筹集部队活动经费，收缴地主武器，没收地主的布匹分给穷人。红军的行动深得当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张口、北山等村的农民自发组织起来，协助派粮派款，帮助红军做饭。

4.游击队员严守保密和爱民的纪律，在玉米秆上挂货币平等交易

青（田）景（宁）丽（水）县委严守保密纪律，行军路上不留任何痕迹，宿营时不到户外溜达，晾衣服不让户外瞧见，乃至大便后的纸片当即处理好，不让便衣特务发现行踪。1943年7月，下垟一陌生人跟踪到了石展，青景丽县委通过统战对象前去盘问，弄清楚是国民党行动队的便衣特务，特委领导立即下令予以秘密处决，从而保证了机关和驻地群众的安全。

同时，严守爱护人民群众的纪律，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深秋某夜，游击队员夜行军饥饿难忍，在深山玉米地剥一根玉米，在玉米秆叉上放一张等值的通用法币，以示买卖公平。

5.红军纪律严明受群众欢迎

1935年6月，挺进师政委会决定在“八一”前后开展一次大规模的缴枪扩军行动。7月，红军挺进师一纵队150余人由缙云进入青田，经黄放口、内冯到高湖旦头山村宿营。红军态度和蔼，对老百姓宣传中国工农红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是为贫苦群众打天下的，叫大家不要怕。老百姓亲眼看见这支队伍着装整齐，纪律严明，说的做的与国民党军队是不一样，村里男女老少都围了上去，象迎接亲人一样欢迎红军到自家住，高高兴兴为部队腾房子，打扫卫生。

（三）党组织在严峻条件下严格遵守党纪党规

1.城区党支部严肃党纪，交不起党费也要以小石子代替

由于革命形势严峻，自1927年冬县城的中共青田支部解体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鹤城镇未再建立党组织。1938年12月，在县委书记姚立等人的努力下，在县城建立了中共城区支部，有党员14人。

城区党支部经常组织党员学习上级指示，按照党纲党章精神编写《党员读本》供党员学习，讨论怎样完成组织交给的工作任务。支部重视党员的纪律教育。坚持按照各人的能力，每月缴纳一次党费，实在缴不起党费的，也须按时送一块小石子代替。大家都认识到这是考验自己，增强组织观念的具体行动。

2.各党支部在革命时期仍严格按照党纪党规开展组织活动

山口党组织的活动较为正规。入党要经过填表，要举行入党仪式，要向党旗举手宣誓。党支部下面建立党小组，每月做到开一二次会议，传达上级党的指示和研究如何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同时，普遍开展党员守则教育，加强党的观念。党员都能按月交党费。遇到上级党组织急需活动经费时，党员们虽然生活困难，但是都能积极筹钱交给组织。十二房支部还组织“储蓄会”，每人出钱二角，给困难户周转救急，并以“储蓄会”的名义，掩护党的活动。

从1938年初冬开始，中共丽云区委先后派刘连兴、张水达、邱宝珍等党的干部到青田的妙厚、岭下等乡活动。他们通过“先交好朋友，后发展党员”的方法培养党员。在建立党支部的会议上，党员人人按指印宣誓，做到“三要”：要带领群众闹革命，要不怕牺牲，要遵守党的纪律。

3.万山武工队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47年8月中旬，永嘉县委武装干部何经直、邵光荣、郑志生从江南带来一个武装班与万山武工队会合。何经直来了以后，首先抓政治思想和组织纪律教育。他向队员讲解《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讲解人民军队的性质和任务等；同时，加强军事训练，讲解与练习作战的要领。经过教育、训练，这支队伍的政治、军事素质又有了提高。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廉”的表现

这一时期，党的廉政事业既取得了重大成就，也产生了探索中的失误，成就和失误都为党的廉政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或教训。

（一）在党政机关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 “三反”运动

在1951年秋为抗美援朝而掀起的全社会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中，全国各地逐渐暴露出各级党政机关存在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全国开展“三反”运动。按照省委、地委的部署，中共青田县委于1952年1月22日成立精简节约委员会（后改称“节约检查委员会”），决定在县党政机关和县直属单位开展“三反”运动，分两批进行。

对照中央规定，青田没有发现贪污犯，但浪费亏空3万多元，县“三反”小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规定，对够不上“大老虎”“小老虎”①的多吃多占人员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开除党籍1人，警告处分4人。

“三反”运动是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保持党政机关廉洁、反对腐败的初战。它教育了干部中的大多数人，挽救了犯错误的干部。党员干部和社会各界群众的广泛参与，树立了国家工作人员廉洁、朴素的工作作风，促使厉行节约、艰苦奋斗、爱护国家财产等新的社会风气进一步形成。但运动中也曾出现过火斗争的偏差，后及时得到纠正。

（二）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和反违法乱纪的“新三反”

1953年1月5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简称“新三反”），指出官僚主义在党和政府中是一个大问题。“新三反”运动的对象是县、区（镇）、乡党政干部，首先在县直机关中进行。6月14日，县委召开县城机关干部动员大会，县委书记牛万龄作动员报告，县委常委分别作检查。会后，机关干部批评县委领导存在官僚主义、党内民主作风差、执行干部政策有偏向、忽视党内教育等问题。县直机关“新三反”运动告一段落后，县机关各部门领导到各区，帮助指导区（镇）、乡干部开展“新三反”，并继续批评县委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问题。

6月30日，县委召开干部大会，总结“新三反”运动。县委书记牛万龄在会上肯定了“新三反”运动，对批评县委的问题作了解释。“新三反”运动对粮食统购统销等政策中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和乱捕乱押等违法乱纪行为作了纠正，密切了干群关系，但存在对一些提意见的干部未能完全正确对待的问题。

（三）从反对官僚主义入手的“三反”整风运动

1960年3月底，中共中央发出《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明确提出反对官僚主义和反对贪污、浪费的任务。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开展的第三次“三反”运动，是党试图通过整顿干部作风来应对困难局面的一次艰难尝试。

4月2日，县委发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意见（草案）》。3日，在全县五级干部大会上，县委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鼓励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参加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既改造客观世界，又改造主观世界。

在此背景下，2500多名干部迅速贴出大字报1.5万多张，提出意见6.8万多条。所提意见按对象分，分别针对县委和县级机关、公社和管理区、生产队，其中针对生产队的意见有3.6万多条，为数最多；按内容分，提到破坏山林、大办食堂、生产队财务管理、“一平二调”、强迫命令、“五多五少”①和贪污浪费等问题。其中，针对县委，主要批评“五多五少”问题，点名批评了常打通宵扑克的“扑克迷”干部和工作不深入、爱“骑车看花”的“飞车干部”。

到1960年底，全县“三反”整风结束，章村、北山、万山3个公社21个单位共揭发出浪费财物13.3万元，贪污盗窃200元以上的重点对象38个，占总人数的6%②。对犯有贪污行为的人，分别予以行政处分或法律惩处。

这次运动有力地惩治了官僚主义和贪污、浪费行为，改变了领导作风，对在困难时期确保社会秩序的基本安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运动是在继续“大跃进”的思想路线指引下进行的，难免有过“左”的行为。

（四）干部参加劳动受毛泽东“五九批示”肯定

干部参加劳动是青田干部的传统，也是树立勤廉干部作风的重要工作方法。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作了1300多字的长篇批语，时称“五九批示”。而这七个上报材料中，包括中共青田县委书记袁长泽所写的《五年来干部坚持种试验田的体会》，他对青田县干部参加集体劳动、种试验田的情况作了回顾与总结。

毛泽东的批示使全县干部受到极大鼓舞，迅速掀起参加集体劳动、种试验田、搞科学试验的新高潮。7月，县委贯彻地委《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通知》，开展了公社和大队干部参加集体劳动的检查评比，全县参加集体劳动的区社干部461人、大队干部2197人，有38个公社对干部参加劳动进行评比，评出劳动好、工作好、学习好的干部82人。

8月23日，《浙江日报》发表县委书记袁长泽的文章《正确的认识是从何来》。该文从生产斗争、科学试验角度，说明“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是县委集体智慧的结晶，对干部参加劳动、种试验田和改进工作作风，起了推动作用。1963年，全县494个大队党支部书记中，参加集体劳动250天以上的有87人。石帆公社虞宅大队一位50岁的党支部女性副书记一年穿破18双草鞋，做了3038个工分。

1964年1月，县委对开展六年多的全县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搞科学试验进行总结，指出全县干部对农业科学试验取得了成绩，具体表现为由不自觉到自觉，参加试验的人数由少到多，试验的面积由小到大，试验的内容由农业到林业、畜牧业等方面。

（五）以反铺张浪费等为内容的城镇“五反”运动

1963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简称“五反”）。根据省委、地委指示，6月27日，中共青田县委发出《对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的指示的意见》，成立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领导小组，首先在县机关开展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试点，同时在县食品公司与酿造厂进行增产节约与“五反”试点。

1964年8月，县机关进行“五反”的“补课”工作，重点是解决科（局）长以上干部的问题，首先是县委常委。县委把120名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队员调回机关参加“五反”，召开公社党委书记以上干部与机关干部代表会议提意见，发动群众“揭盖子”。通过小组会、中型会、分系统干部会，面对面、背靠背，揭露出县机关领导干部的问题有：一是骄傲自满，固步自封，过高估计工作成绩，群众生活安排不落实，山林、油茶、耕牛政策混乱；做官当老爷思想滋长；害怕艰苦，懒字当头；小病大养，无病呻吟；消极悲观，期盼调离。二是作风不民主，书记说了算；县委常委口径不一致，行动不统一。三是生活特殊，多吃多占。购买华侨的洋手表摆阔，索取青田石雕送礼；走后门买低价商品，借款长期不还，多占福利费。四是所谓的“阶级路线”模糊。五是阳奉阴违搞非生产性建设；执行政策多变，多购社员的自留山茶油等，损害了党的政策。

之后，县委提出 “参加劳动、精简会议，兑现经济退赔，立即取消县委常委小食堂，对洋手表进行补税”等整改措施。

三、青田党史的廉政思想启示

（一）廉需要从思想源头上树立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即提出了符合时代潮流的指导思想和进步纲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爱国青年急需先进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共产主义思想和民主革命纲领吸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麻植写给家人的信中提到的“把人民从水深火热中救出，解除一切痛苦。因此种重大责任，是青年应负起的，所以儿亦愿为救国救民而牺牲，立定志向，勇往直前”，很好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得到了党员们的拥护和支持，并已完全内化为党员们的革命理想。这是一个极为理想的状态。

正是在思想上高度认同党的指导思想，“廉”就成为了党员们严格的律己标准。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廉”是广义的，它不只要求经济清白，还要求对党忠诚、不渎职、不懈怠、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只有从思想源头上树立了这样的思想，才会有党员们不走升官发财路、偏向荆棘革命行的抉择，才会有在血雨腥风中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壮举。

这启示当代中国共产党员，必须要从根本上认真学习党的纲领和章程，了解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久经考验、真正为民的政党。越了解党史越知道爱党、爱人民，由此越加严格要求自己。

（二）廉需要自我革命的精神

能胜强敌者，先自胜者也。在革命斗争年代，革命者为了实现崇高的革命理想，首先向自己的家庭举起了革命的旗帜。周定、曾绍文等人为此“背叛”了自己所处的地主阶级，先从自己家开始“二五减租”。

自我革命是一种刀刃向内的精神。廉生威，公生明。廉者，刀刃向内，以身作则。行动是语言最好的注脚，故廉则有威。廉的反面是贪、私，因私而贪，因公而廉，私则不清，公则明，廉亦明也。而贪、私是一些人生境界和格局低下者的必然特质，是缺乏正确人生观、世界观引导下的产物。因此，自我革命实际上是廉的本质要求，是具有进步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的必然追求。

在不同时代，自我革命有不同的要求。革命斗争年代，许多进步青年为了追求共产主义理想，与旧家庭、旧势力决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年代，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也是不留余地，历次整党、整风运动甚至达到了严苛的地步。当然由于错误估计国际国内形势而造成的“左”的做法，也是要吸取教训的。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面对较高的社会物质经济水平和各种新的课题，党员干部在公与私、勤与惰等关系方面需时时进行自我叩问和警醒的抉择。

（三）廉需要从组织纪律上贯彻

廉要从思想源头上树立，要有自我革命的勇气，但是廉不能只靠自觉、自悟，还需要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方能更好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从青田革命史我们可以看到，青田各级党组织在艰险的革命环境中，仍然坚持贯彻严格的组织纪律，比如按照军纪处死侵犯群众利益的红军、以石头代交党费、定期开展党组织活动、严格执行隐蔽政策等。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加强执政能力，十分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多次开展整风运动，实施严格的党纪党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弱小的秘密的政党，逐渐成长为带领中国人民开展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党。

（四）廉是得民心的重要基础

廉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并成为中国人民的选择、中国历史的选择的重要原因。廉是中国老百姓对中国共产党最直观的感受，也是最能打动他们的珍贵品质。

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纪律中，“廉”在处理与人民关系方面体现为不扰民、不侵民、为民作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中国老百姓灾难深重，外受列强侵略凌辱，内受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他们尤其盼望出现一个为民作主的政党。当国民党强拉壮丁、强派捐税的时候，途经青田的红军坚守“八项纪律”，露宿溪滩不扰民，在玉米秆上挂货币以示公平交易，这样的清廉品质怎能不打动青田老百姓？廉成为青田老百姓区分国民党“大头兵”和共产党“三五支队”最鲜明的标志。在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整党整风运动的一个常见主题是反贪污、反浪费，对于够不上贪污标准的多吃多占、侵害人民利益的行为，也一直坚持开展严厉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并给予相应的处分。

得民心者得天下。蒋介石在总结国民党失败原因的时候，也承认国民党内部的腐败是造成其失败的主观原因。鉴往知来，如今中国共产党作为带领中国这艘巨船的舵手，面对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各种各样的腐蚀危险，要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任务，更是要坚持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秘诀之一——“廉”。

（作者单位：青田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