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水是中国摄影家协会命名的中国第一个“摄影之乡”， 一个因摄影而声名远播的地方。因此对丽水摄影史进行整理研究是很有必要的。笔者经过十余年的资料收集与写作，于2019年底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丽水摄影史（1898—1999）》。本文为该书内容的概况，读者可从中了解丽水摄影发展的主要历程。

一

刘耀东在《疚庼日记》中关于他1898 年第一次摄影的回忆。（翁钦提供）

据青田人刘耀东在《疚庼日记》中记载，1898 年丽水已有摄影活动。这一年，丽水人阙伊从上海学得摄影技术后，在自家花园从事摄影。松阳人张礼由，从日本留学归国后，购置了照相器材，与族兄张耀哉在松阳开设了精美照相馆。目前，丽水发现最早的一张照片《潘益澄六十大寿照》，即由该照相馆于 1907年拍摄。

《潘益澄六十大寿照》（1907 年摄）

进入民国后，摄影已不再局限于照相馆，而是日趋多样化。1912 年，丽水发生特大水灾，救灾组织拍摄了大量记录灾后损失的照片，用于募捐筹款，这些摄影活动成为丽水最早的新闻纪实摄影。民国初年，摄影被运用在教育发展、古建筑调查，宗谱印刷、情报收集、政府公务等方面，如1915 年，缙云壶镇育英女校请摄影师拍摄了一张高等班女学生上音乐舞蹈课的照片，这是丽水现存最早的一张反映女子学校生活的照片。同年，浙江巡按使屈映光视察丽水政务，用摄影记录行程，并与丽水多地官民一起拍照留影。1923 年重印的松阳《雅山刘氏宗谱》，首次在家谱中使用了人物摄影照片。日本在上海开设的东亚同文书院派遣学生来到丽水、缙云、青田等地收集情报，拍摄沿途的交通、物产、风俗、建筑等。1927 年的《旅行杂志》杂志上出现了青田石门洞段瓯江风光的摄影作品《蓝色的瓯江》。1928 年，著名摄影家陈万里第一次来龙泉考察龙泉窑时，被丽水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所吸引，在龙泉、缙云拍摄了众多的风光和古迹。1934 年 1934年10 月，著名建设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考察宣平县的古建筑，拍摄了石砌民居和延福寺。

《瓯江道中》（陈万里摄）

1934 年 10 月林徽因在宣平县延福寺的大梁上

30 年代初，丽水各地陆续开始建筑公路，因工程难度大，行车艰险，丽水成为全省关注的地方，留下了众多反映公路建筑的照片。上海一测绘学校组织师生拍摄了缙丽路施工、测绘、工人劳动、生活场景，以及缙云县城、沿途风光、公路桥梁、险要路段等数十张照片，全面反映了修筑公路的艰辛。时任丽水县县长、公路督查专员的丘远雄是位摄影爱好者，他利用工作之便，拍摄了一些记录公路和沿线风光的照片，并将其中部分摄影作品寄送多地的报刊发表。公路修通后，丽水与外界交流开始频繁，随之各类摄影活动也有所增多。

1934 年，全省举办了东南五省交通周览会，一些作家、学者、摄影家乘车沿着这些新修建的公路游览了缙云仙都、丽水南明山、三岩寺、青田石门洞等景区，并在沿途拍摄了众多的照片。1935 年 5 月，青田刘耀东邀请陈叔通、余绍宋等名人游览了南田、石门洞、青田县城，随行的摄影家李嚼雪沿途拍摄了大量风光景物。畲民作为丽水地区的特殊人群，引起了一些民族学者和外来旅行者的注意，他们拍摄了众多的畲民影像。1929 年夏，上海同济大学教授德国人史图博（H.Stubel）和他的学生李化民深入景宁开展民族学考察，对景宁敕木山畲民进行了详细的影像记录。1934 年，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的凌纯声与芮逸夫、勇士衡来到丽水的畲民聚居村，拍摄了大量的照片，照片内容包括畲民的服饰、外貌、房屋，村庄的远景、近景，畲民的生产生活习俗，特别对畲民的宗教信仰进行了详细的影像记录。

民国时期来丽水的摄影者中，还有几位外国人，他们以自己的眼光，用影像记录了一个不一样的丽水。如丽水天主教会的主教加拿大人 Willam C.McGrath( 威廉·塞西尔·麦格拉思 )，是一位“发烧级”的摄影爱好者，他于 1931 年来丽水后，就用带来的相机记录了传教士们在丽水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以及交通航运、瓯江风光、民俗风情等。1935 年，他还出版了图文并茂的图书《THE DRAGON AT CLOSE RANGE》（《亲历龙国》）。

1934年，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的汉学家艾博华（德国人），访问缙云、丽水、云和等地并调查了浙南地区的民间女神信仰，拍摄了穿便装的畲民妇女、云和着传统头饰的畲妇和孩子、丽水一村庄在田里搭的戏台、木偶戏表演、大樟树等照片。

二

抗战时期，大量的机关单位、学校、报社、部队迁往丽水各地，摄影记者和摄影爱好者们用相机拍摄了反映丽水军民抗敌、日军暴行、城乡风貌的照片。相机成为摄影者手中抗战的武器。1940 年，著名战地摄影家焦超拍摄了一组反映丽水城区风貌，名为《浙江海疆重镇之丽水》的照片，并发表于《东方画刊》。摄影还真实记录了日军在丽水犯下的暴行。1938年 5 月 26 日，日军飞机对丽水城区的主要街道、工厂进行了轰炸，执行轰炸任务的飞机在投下炸弹后，拍摄了一张航空照片，这张原本用来记录战绩的照片，反而成为见证日寇暴行最真实的铁证。1939 年 8 月 21 日上午，3 架日机轰炸丽水城，造成重大损失，处州中学物理化学实验室全部被毁，实验室所有仪器和化学药品全部损坏，大礼堂部分受损。校方请人拍摄了一组校园被炸后的照片，以留存证据，教育师生。更多的镜头则是对准了在丽水各地开展的丰富多彩的抗战宣传和支援前线活动。

抗战时期，浙江省立湘湖乡村师范学校学生在松阳街头表演节目，宣传抗日救亡

在丽水碧湖学习的军人（1944 年英国著名摄影师塞西尔·比顿摄）

1944 年，英国著名摄影师塞西尔·比顿（Cecil Beaton）来到作为浙江抗战大后方的丽水县碧湖镇，拍摄了浙江省战时青年训练团学员训练、打篮球、在教室学习的场面和军乐队等照片。坚持在丽水办报的《浙江日报》《东南日报》摄影记者也拍摄了大量反映抗战的新闻照片，并刊印了国内外的新闻图片。为坚定民众坚持抗战的决心，驻丽的各文化机构频频举办图片摄影展和各类文化演出，宣传抗日，鼓舞着军民的士气。1944 年 2 月 29 日至 3月 5 日，《东南日报》丽水分社在丽水县中正街（现大众街）的青年图书供应社内举办战时时事照片展，展出照片 274 张，展出 6 天，观众达 8000多人，之后又到丽水各地巡回展出。战争结束后，外来单位和人员在离别丽水之际，为纪念朋友、同事、师生之间的情谊，大都会选择留影纪念。很多重新相聚的亲人、朋友也纷纷相约到照相馆拍照，记录这团聚时光。

1945年10月在云和县举办的《盟军作战照片展览》（藏云和县档案馆）

《我们热爱和平》（1952年5月31日阙文摄）

新中国成立后，摄影作为一种宣传方式，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1950年 3 月，丽水人高胜天成为为数不多部队里的摄影记者，随后开赴朝鲜战场，成为一名战地摄影记者。他以相机为武器，拍摄了许多反映志愿军战斗生活的摄影作品。1952 年 6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丽水人阙文的摄影作品《我们热爱和平》，并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印制成宣传画全国发行，激发全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信心，产生强烈影响。20世纪60年代的丽水也和全国一样，要求通过摄影反映工农兵群众大无畏的精神，人物要求“高大上”，因此，摄影形式单调，程式化、摆拍现象较严重。这时期，丽水地区文化局的姜光树，青田县的叶金甫、丽水县的林招松、松阳县的叶祖青、云和县的孙昭德、龙泉县的沈惠国、遂昌县的陈瑞震、缙云县的汪尔皋等拍摄了大量反映当时政府工作、生产劳动、国家建设，以及历史风貌和乡土人情的照片。1974 年，采用国产彩色底片，叶金甫成功冲洗出丽水第一张彩色照片。

三

1978 年，吴品禾、初小青、高金龙、马伟华、项文俊、李懿、俞志强、金力勤 8 位丽水青年成立了“闪光影会”，开展摄影创作。1980 年 5 月，初小青拍摄的《影途遇敌》，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洲文化中心奖，这是丽水摄影家首次荣获的国际大奖。之后，又有众多摄影作品在国内外获奖，引起了全国摄影界对丽水摄影的关注。丽水和国内外摄影界的交流也日益增多和频繁。

“闪光影会”全体会员合影（1980年摄）

1983年5月《丽水风貌》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展出情景（吴品禾 摄）

1983 年 3 月，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徐肖冰和著名女摄影家侯波访问丽水。5 月，《丽水风貌》摄影展在北京王府井大街“摄影之窗”（由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展出，这是丽水摄影第一次集体对外亮相。1986 年，丽水首次举办全国性摄影大赛，主题为“春季彩色摄影大奖赛”。各类摄影比赛与展览在丽水频频举办，在丽水掀起了“摄影热”，摄影成为丽水人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各机关单位、社会团体将摄影作为展示单位风采的重要方式，摄影成为一种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

为提高广大摄影爱好者的技术，丽水一直较重视对摄影人才的培训，举办了许多培训班，培养了一大批青少年摄影人才，后来这些人中有许多人成为丽水摄影的中坚力量。八九十年代，丽水的摄影家立足丽水，拍摄了许多反映丽水秀丽风光和纯朴民风的摄影作品，并频频获国内、国际大奖，使丽水的摄影在全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逐渐扩大。1999 年 12 月 6 日至12 日第四届中国摄影艺术节在丽水举办。中国摄影家协会授予丽水为全国第一个“摄影之乡”。同时，中国摄影家协会命名庆元百山祖、缙云仙都、龙泉凤阳山为第一批中国摄影创作基地，丽水成为全国闻名的“摄影名城”。

1999 年中国摄影家协会授予丽水“中国摄影之乡”称号（王培权摄）。

四

清末，丽水已有摄影活动，并开设有丽水涤古斋画室、松阳精美照相馆。民国初年，各县陆续开设了照相馆。如 20 年代中期，丽水县人邹瑞贤、邹伟贤两兄弟在丽水城内的汪衙基（今文昌路）开设真吾照相馆，并在文昌路建用于照相的玻璃房。1926 年，青田人刘芝山在青田县城的宝幢街开设天然照相馆。1928 年，松阳人叶增贤、叶开贤兄弟俩在松阳县城太平坊开设流芳相馆。随着摄影技术和设备的发展，一些照相馆已不满足呆板的人像照，开始运用一些当时流行的摄影技法，追求艺术效果，如真吾照相馆已能拍摄当时流行的“化身像”。

抗战时期，杭、嘉、湖等沦陷区的一些照相从业人员陆续来丽水避难，并开设了一些照相馆，从而促进了丽水照相业的发展。杭州人葛杏洲、张月娥夫妻在丽水城内泰山弄口开设天生照相馆，因其技术精湛，业务发展较快，成为丽水最知名的照相馆之一。还有一些外地照相馆整体迁至丽水各地，如杭州著名的活佛照相馆迁至缙云壶镇吕文珩公祠堂前；青年摄影社迁至龙泉三青团团部内； 维新摄影社驻龙泉县城府前；美影照相馆驻龙泉县城西平街 62号；爱的美照相戒指社迁至龙泉县城中正街明星照相馆内；永康的华英照相馆镶牙馆迁至遂昌县城。抗战胜利后，外来照相馆大多迁回原籍。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稳定，经济得到发展，随之丽水各地的照相馆也得到恢复，从业者有了增加，有些照相馆还增加了股本，扩大经营资本。1956 年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中，丽水各地几乎所有的私营或个体照相馆主动或被动地参加了公私合营。丽水城内的 5 家私营照相馆进行公私合营，3 月 1 日正式设立公私合营丽水照相馆，由丽水县服务公司统一领导。但在丽水的一些偏辟乡村，仍活跃有一些流动照相担，走村串户为山区群众服务。公私合营后，照相从业者间交流增多，整体技术水平得到提升，也不再是一个人包揽照相所有的工序，人员分工逐步细化，实行“流水作业”。这一时期的照相馆为提高工作效率，重视对摄影工具和流程的改进，添置了新设备，扩大营业用房面积，以满足群众的摄影需求。1978 年后，出现了个体经营的照相馆，个体照相馆以其收费灵活、服务周到热情的特点，得到了城乡群众的普遍欢迎。原来国营照相馆的大锅饭体制已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面对个体照相馆的竞争，一些国营照相馆也进行了一些内部管理改革，落实经营责任制，调动工作积极性。一些原本在国营照相馆工作的年轻人，放弃“铁饭碗”下海开设个体照相馆或照片洗印店。至 20世纪90 年代末，丽水各地的国营照相馆退出历史舞台。

（作者单位：丽水市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