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财政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第一批）》的通知，确定了15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这是革命文物保护的纲领性文件，也是各地苏区界定的重要依据。通知明确丽水的青田、遂昌、云和、庆元、景宁等5个县革命文物保护归属闽浙赣片区，这既是对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历史地位的充分认定，也是对浙西南老区的关怀与鞭策。对重新认识浙西南老区的历史地位，进一步加快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就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闽浙赣苏区的历史地位

通常所言的“闽浙赣”指福建、浙江、江西三省，而“闽浙赣苏区”则是属于土地革命的产物，其区域随着土地革命斗争的发展而拓展。闽浙赣苏区，前期称赣东北苏区，也就是方志敏等领导在1928年创建的根据地；后期经历了红军长征前、后两个阶段。从红军主力长征出发前，到抗日先遣队北上首次入浙，这个阶段“闽浙赣”的区域概念所涵盖的“浙”主要指开化、江山一带的“浙西”区域，并向浙西南的庆元、龙泉延伸。1935年2月，先遣队的余部（红军挺进师）第二次入浙，在浙西南创建革命根据地，至1937年9月国共合作，“闽浙赣苏区”的“浙”涵盖了以丽水为主的“浙西南”区域。

早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就拓展到闽北及浙江西南角的崇安、开化等县。鉴于赣东北苏区的名称已不足以反映苏区的面貌，经中央批准，1932年11月下旬，中共赣东北省委改称中共闽浙赣省委，省委书记仍为万永诚。同年12月11日，苏区赣东北省更名闽浙赣省，主席仍为方志敏，闽浙赣省军区成立。随着党政军机构的改称，赣东北苏区也正式改称为“闽浙赣”苏区。

由于1930年底之前赣东北有“方志敏式”根据地和全国“六大苏维埃根据地之一”的称谓，从而基本上被认定是独立的一块红色区域。其实，发展赣东北为中央苏区很早就列入中央计划。据中共中央政治局1930年10月24日制订的《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载：“我们现在确定湘鄂赣连接到赣西南为一大区域，要巩固和发展它成为苏区的中央根据地。环绕着它的首先是赣东北与湘鄂边两个苏区根据地，再则，鄂东北与闽粤赣两个苏区也很重要。”这个论述表明，赣东北苏区很重要，其地位比鄂东北与闽粤赣还靠前。

事实上，从1933年春季中央苏区及闽浙赣共同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闽浙赣苏区已与中央苏区联成了一片，成为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2年6月，蒋介石调重兵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制定了《清剿区之区划与军队部署》，把中央苏区及赣东北合在一起划分12个清剿区。其中，赣东北苏区被划为第一区，第二区；中央苏区被划为第三区至第十一区；赣东北下属的闽北苏区被划为第十二区。该部署称，“第一二七八九各区，统限（1933年）四月十五日前肃清，其他各区均限于最短时期肃清之。”针对蒋介石的军事部署，中共临时中央于同年9月30日，发出《关于紧急动员迎击蒋介石向我中央苏区及赣东北之进攻的指示》。这份电报明确把中央苏区及赣东北合在一起，要求统一部署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从1933年1月开始，中央红军及闽浙赣红军的作战区域已不再区分而相互渗透。同年1月20日，闽浙赣的红十军奉命改编为红十一军，方志敏亲自兼任军政委。方志敏曾强调：“我们一切都该听中央指挥，尤其是军事，更要集中与统一。”1月25日，红十一军南渡信江与中央红军会师。2月，据中央军委命令，红十一军调往中央苏区参战，编入红一方面军。6月7日，中央军委决定将红十一军改编为红七军团。由于军事上的“集中与统一”，中央苏区及闽浙赣共同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实现了把两地苏区联成一片的战略目标，这是闽浙赣开始归属中央苏区的重要标志。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形势严峻，中央苏区岌岌可危，红一方面军随党中央等领导机关开始战略大转移。22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成立中央军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明确指出:“中央军区应从廿二日起即宣布成立，项（英）兼军区司令员，并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及闽浙赣五个军区（闽北分区在内）及直属的地方独立部队与廿四师和（红）十军。”这个指示宣布了中央军区的成立，并明确将闽浙赣列为同一军区由中央军区直接指挥。

1934年11月，中央进一步明确了闽浙赣属于中央苏区范围。4日，中央军委给中央分局、闽浙赣、红七军团发出了《关于组建红十军团和闽浙赣省隶属关系的决定》的电报。电文指示：“（红）七军团已进入赣东北苏区，七、十两军团应即合编为（红）十军团”，“（闽浙赣）军区及新组成的十军团，统受中央军区项司令员指挥；（闽浙赣）省委亦受中央分局领导，并即由中央分局、军区依此电通方针规定其具体布置”。就组织隶属关系而言，这份电报进一步明确了闽浙赣属于中央苏区范围。

同时，闽浙赣方面多次奉中革军委电令，派出部队紧密配合红七军团行动，且每次行动都有电报给中革军委。上下互动的整个过程都充分说明，当时中央苏区，闽浙赣和红七军团已经构成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大格局，闽浙赣成为中央苏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无论从地理环境还是从政治、军事等方面来看，后期的闽浙赣，事实上已经归属中央苏区的区域范围。

另外，1933年3月18日，在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期间，方志敏接受勋章时说：“赣东北是中央苏区一个有力的右翼”。这个比喻生动形象说明了赣东北的地位。“翼”乃翅膀，中央苏区就好比大鹏躯体，显然二者不可分割。此外，刘畴西等是中央苏区派来的第一批重要干部，闽浙赣也开始有干部调到中央苏区任职。这同样是闽浙赣归属中央苏区的重要标志。

1933年11月30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主要成员王明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第六次会议上阐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进一步巩固，领土进一步扩大和统一”，“赣东北苏区、闽西苏区与中央苏区联成一片了，结果中央苏区大大巩固了。”可见，当年，中共中央已经在国外宣告：闽浙赣纳入了中央苏区的版图。1934年1月，闽浙赣省得到毛泽东的赞许，誉其为“模范省”。1934年4月，党中央文件《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进一步认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土更进一步的巩固、扩大和统一”，“赣东北苏区、闽西苏区与江西中央苏区统一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曾在闽赣省工作的革命老同志方志纯在回忆录中认为:赣东北属于中央苏区。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胡华教授在其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中，提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包括闽浙赣等区域”的观点。《中国革命史讲义》《中央苏区下属的省军区》《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等书籍，都认同闽浙赣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闽浙赣苏区具有很重要的地位，苏区后期甚至成为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为中国革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二、浙西南革命根据地与闽浙赣苏区和中央苏区的渊源关系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是中央红军所开辟的革命根据地，与中央主力红军战略大转移是有机的整体，主要表现在：

（一）浙西南根据地是为策应长征和保卫中央及闽浙赣苏区而开辟

“浙西南”原本为丽水在浙江省所处地理位置的习惯称谓。而“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区域，远不止当今丽水市行政区划，除了丽水市现属9个县外，还涉及浙闽赣三省交界，共计20多个县。该根据地是1935年5月，由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为策应长征和保卫中央苏区及闽浙赣苏区而开辟的一块根据地。1935年6月，浙西南建立了第一个全区性的党组织——中共浙西南特委，从此，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有了“浙西南”这个地域性称谓。

1934年7月，为掩护中央及红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令从福建连城地区调回瑞金的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由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率领，从中央苏区的东部出动，向闽、浙、赣、皖诸省国民党后方挺进，开展游击战，在敌人最受威胁的皖浙赣地区，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调动军队钳制围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队，减轻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

1934年7月7日，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向闽、粤、赣三省的边陲要冲福建长汀挺进。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正式宣布红七军团对外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浴血转战闽浙赣皖四省。其间一度转战到浙西南，8月26日先遣队占领庆元县城，夺取竹口大捷，歼敌300余人，俘敌200余人，活捉国民党庆元县长。1934年8月3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发布专题报道——《捷报抗日先遣队占领浙江庆元》。9月2日，红七军团从庆元县撤离，继续北上。经过龙泉县小梅、安仁、宝溪等地区。5日，红七军团进入闽浙赣苏区浦城县古楼地区。军团长寻淮洲建议就地休整补员，总结经验教训，依托闽北苏区打一两个大胜仗，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发展游击战争，把闽东、闽北连成一片，继而把浙西南条件较好的庆元县连接起来，创造更大的局面，然后跳跃式地向赣东北、浙西、皖南发展。由于随军中央代表曾洪易表示反对，红七军团只得改变在浙西南创建新的苏维埃的计划，继续北上行动。

红七军团冲破重重围堵，于1934年11月初，到达闽浙赣苏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方志敏任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寻淮洲改任第十九师师长，接受中央苏区指挥，对外仍称抗日先遣队，继续北上行动，执行发展新苏区、保卫老苏区任务以策应长征。在皖南谭家桥战斗失利后往南行军。1935年1月17日，先遣队进入浙赣交界的怀玉山区陷入敌军的重重围困。先遣队与10余倍于己的强敌展开了7个昼夜的“怀玉山血战”，指战员大部分牺牲，方志敏等主要领导人被俘，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先头部队突出重围。由此可见，红十军团（先遣队）的北上军事行动，不仅是出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需要，而且与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是一个有机整体。

1935年2月，粟裕、刘英率余部转战至闽浙赣苏区，接到闽浙赣省委传达的中央指示：以先遣队突围部队为基础，迅速组建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境内，在蒋介石的老巢、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后院，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和邻近的根据地，触痛国民党政府中枢神经，实现从战略上策应红军主力长征的目的。挺进师临危受命，肩负起先遣队未尽的历史使命，从战略上策应红军主力长征。

挺进师一路艰难转战，冲过六道封锁线，从福建浦城县跨过浙闽边界马迹岙，于1935年3月25日进入浙西南龙泉县境，在宝溪乡溪头村，一举歼灭驻防该地堵截红军的国民党军1个排和“浙江保安基干队”1个中队，缴获枪40余支，俘敌30多人，打响了入浙第一枪。

1935年4月，挺进师在景宁、庆元边境斋郎村背面的牧牛场以500之众迎击3000余敌，取得大捷，从而打开进入浙西南的通道。挺进师乘胜迅速挺进浙西南腹地，在松阳县境受到陈凤生、卢子敬、陈丹山为首的“青帮”组织拥护，依靠群众站稳了脚跟。8月，挺进师开辟了以松阳、龙泉、遂昌、江山、浦城等5县边境为中心，纵横100多公里的浙西南革命根据地。闽北的松溪、政和，闽东的寿宁都属于浙西南根据地的范围。

红军挺进师之所以能在浙西南站住脚跟，除了得到当地“青帮”拥护外，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一带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早在1934年9月上旬，先遣队离浙转战闽北之际，党中央和中革军委考虑到毗邻闽赣两省的浙西南，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电令留下五十五团第二营（即洪家云部，后归建于挺进师）在龙（泉）浦（城）江（山）遂（昌）边境继续开创新的革命根据地。先遣队洪家云部在崇安、浦城、江山、龙泉、遂昌一带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开展游击战争。1934年12月，洪家云部在闽北独立师黄立贵率领下，击溃浙江龙泉盐务站驻军，缴获食盐上万斤，打通了浦城苏区盐路，一举粉碎国民党当局的经济封锁。先遣队曾两度攻占遂昌县西部重镇王村口，在浦城县境建立庆坞区苏维埃政府和区游击队，在龙泉、遂昌、江山建立地方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组织，至1935年3月初挺进师入浙之前，已在浦城、江山、龙泉、遂昌几个县的边境进行了创建浙西南根据地的积极探索。

上述史料表明，抗日先遣队在红军主力长征之前就转战浙西南开展游击战，并已着手在浙西南开辟革命根据地的探索。

（二）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创建模式与中央苏区相似

挺进师的多数指战员参加过中央苏区或赣东北或闽北苏区的斗争，熟悉苏区建设工作。他们根据中央指示所创建的浙西南革命根据地，与中央苏区有着很深的渊源，可以说无论是干部队伍建设还是根据地的开辟方式都是中央苏区的传承与延续。挺进师在浙西南革命根据地采取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相结合，实行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政权、开展土地革命三者相结合的做法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都是一致的；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公开发动群众，建立党、政、军、群团等革命组织，公开进行土地革命，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也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分配土地的政策也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基本相同。

1.浙西南党组织建设。1935年6月上旬，挺进师政委会在松阳小吉会议上建立了以宗孟平为书记的中共浙西南特委。随后，在龙泉、浦城边境建立了隶属浙西南特委的中共龙（泉）浦（城）县委及其下属的大北、小北2个区委；在松阳县境建立了直属浙西南特委的中共竹溪、玉岩2个区委；在遂昌县境建立了直属浙西南特委的中共王村口、遂（昌）汤（溪）2个区委；并在浙西南各地建立了50多个支部。这些中共组织，领导着浙西南的根据地建设、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

2.浙西南苏维埃政权建设。1935年7月初，松阳县建立竹溪区苏维埃政府，这是挺进师在浙西南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7月22日，松阳县建立玉岩苏维埃政府；8月20日，龙泉县建立住溪苏维埃政府；8月26日，遂昌县建立王村口苏维埃政府。

3.浙西南军队建设。到8月底，挺进师已发展到5个纵队近1000人，连同地方工作人员共计2000余人，建立了以仙霞岭为中心的纵横100余公里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游击区更是扩展到北抵杭江铁路，南至浙闽边界北段，西及闽赣边境，东至丽水、宣平的广大地区，完成了挺进师进入浙作战的最初目标。

4.浙西南群团组织建设。1935年六七月间，刘英、粟裕要求各地建立地方工作团，同时要着重开展群众工作，广泛建立工会、农会、共青团、妇女会、儿童团等革命群众组织。随后，地方工作团分头到各地开展群众工作。松阳安岱后、遂昌王村口等地建立了各类群众组织。

5.浙西南土地革命。在挺进师政委会和中共浙西南特委的领导下，建立了80多个分田委员会，按照管辖范围，发动群众开展以查田、插标、分青苗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1935年7月，挺进师在松阳安岱后召开土地革命大会，推广安岱后村土地革命试点工作经验。松阳西部、南部100多个村庄群众代表和遂昌、龙泉、云和三县交界村庄的群众代表参加了会议。会后，多数村庄陆续开展了以查田登记、分田插标分青苗、登记发证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不少农民于八九月间领到了苏维埃政府颁发标有户主姓名、田亩数量、地名的红色土地证，收割了分到的庄稼。

（三）闽浙赣边境有共同的党组织

1934年8月，在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到闽东期间，闽东苏区党组织和红军迅速把力量向闽东毗邻的庆元、景宁地区扩展。浙西南及随后建立的浙南革命根据地与闽东、闽北苏区互为犄角相互策应，为保存革命实力，拓展游击区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

1935年秋，国民党大举进攻浙西南，为此红军挺进师和闽东红军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这对于加强闽浙边红军斗争的统一领导，粉碎国民党的“清剿”，以及为红军挺进师迅速在闽浙边站稳脚跟创造了条件。

这里值得补叙的是，在闽东党组织的领导下，与寿宁接壤的浙西南边陲早在1933年就创建了苏区。1933年，在寿宁地下党组织骨干张立贵、陈庆重的领导下，景宁籍进步青年胡正礼在毗邻的庆元东部组织群众发起革命，竖起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旗帜。同年11月，组建了庆元县第一个革命政权组织——白柘垟村苏维政府，胡正礼当选主席（1935年冬，国民党军警偷袭白柘垟，胡正礼被捕，后壮烈牺牲）。1934年12月，白柘垟村建立了中共白柘垟党支部。1935年5月底，闽东临时特委重建，确定了波浪式向外发展的游击战争基本方针，苏区工作已深入闽浙边广大地区，继白柘垟维埃政府成立之后，又相继在庆元官塘、南阳、左溪及张村（时属景宁）等30多个区乡村建立苏维埃政权。

三、丽水归属闽浙赣片区是对浙西南老区历史定位的突破

国家文物局介绍，第一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的确定是以党的决议为主要依据，在深入调研和与相关部门进行工作会商的基础上，依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和部分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根据地来确定。第一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共计15片，除晋冀豫、苏北2个片区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根据地之外，其他13个都是《决议》确认的土地革命时期的根据地。

201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之际，余伯流、何友良主编的《中国苏区史》正式出版。《中国苏区史》列为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是认定苏区的权威性著作。《中国苏区史》对苏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全国划分为井冈山、中央苏区、湘赣、湘鄂赣、闽浙赣、鄂豫皖、湘鄂西、左右江、海陆丰、琼崖、西北、川陕、湘鄂川黔等13块革命根据地。这里论述包括闽浙赣在内的13个根据地（苏区）也就是《决议》认定的十三个根据地。

丽水是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是浙江省唯一的所有县（市、区）都是革命老根据地县的地级市，共有革命遗址429处，位居全省第一。长期以来，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没有明确的苏区认定，只有“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在南方的一个重要战略支点”这样的笼统表述。

2013年7月23日，中央党史研究室颁发的《关于原中央苏区范围认定的有关情况》（中史字[2013]51号）文件确认中央苏区范围县97个，而没有丽水区域。这次片区确定，将丽水归属闽浙赣片区，填补了丽水区域没有苏区的空白。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顾玉才解释，第一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主要是基于权威可信的党史文献表述而确定，同时参考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并特别作出了晋冀豫、苏北两个片区属于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解释。

丽水老区所属的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是中央红军按照中央苏区模式于1935年建立，这显然是片区分县名单将浙江丽水的青田等5个县归属闽浙赣片区的客观条件。显而易见，这是国家层面对由中央红军根据中央苏区模式所创建的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历史地位的充分肯定。从国家层面将丽水纳入闽浙赣片区，那就意味着等同属于苏区，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就像顾玉才所说，这是参考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可以说，片区的划分对浙西南根据地的历史定位有了重大突破。

四、扶持浙西南老区发展的现实意义

浙西南革命为策应长征这一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历史性转折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丽水曾是中共浙江省委的机关驻地，是国共合作领导浙江、东南沿海抗战的前哨阵地，是中共中央东南局、新四军军部、中共中央华东局的重要联络地区。因此，浙西南根据地是很重要的一块苏区，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丽水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浙西南革命老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6年以来的13年间，全市GDP增长2.9倍，生态环境状况指数实现全省“十七连冠”，农村居民收入增长4.1倍，增幅实现全省“十二连冠”。但丽水作为浙江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仍然滞后于浙江全省，2018年全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度列全省倒数第3，地区生产总值占全省比例仅为2.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只有全省的1.9%；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全省平均水平的72%。交通等基础设施仍比较薄弱，亟需国家层面给予特殊政策，加大综合扶持力度，加快推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可以说丽水老区，要赶上发达地区，所面临的困难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及反复性特征，不能按部就班，必须走跨越式发展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对老区的扶持发展非常关心，多次作出重要指示。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调研时就指出，“福建山区多、老区多，当年苏区老区人民为了革命胜利和新中国不惜流血牺牲”，在脱贫致富奔小康路上“决不能让一个苏区老区掉队”。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指示，对毗邻的丽水等老区的帮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2020年5月，来自湖南、江西、广西、湖北、贵州、四川等地的6位全国政协委员（省、区政协主席）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上提交联名提案，呼吁巩固革命老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革命老区乡村振兴。提案建议将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老区纳入“十四五”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规划重点支持的革命老区范围，希望国家尽快出台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老区发展规划；将湘赣边、湘鄂黔两个革命老区纳入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延续实施《关于加大脱贫攻坚力度支持革命老区开发建设的指导意见》，并纳入“十四五”规划。这6 位全国政协委员的联名提案也反映了与湘鄂西、湘鄂川黔一样同属13个苏区之列的闽浙赣老区群众的心声和期望。

丽水不仅是策应长征的支点，又是新时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重要萌发地和先行实践地。丽水人民为保一江清水，不走先污染后治理老路所体现的奉献精神，同当年与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为顾全大局、策应红军主力长征所作出的牺牲精神是一脉相承的。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打赢脱贫攻坚战以后，巩固脱贫成果任务仍然繁重，减贫事业不会画上句号。在建党一百周年来临之际，抓紧研究革命老区接续推进减贫工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很有必要。尽快解决认同丽水归属闽浙赣苏区，甚至认定闽浙赣归属中央苏区，落实国家革命老区相关政策，不仅是关怀丽水老区人民的体现，还可以为加快扶持全国其它边远革命老区发展提供经验示范，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革命老区属于典型的“特殊类型地区”，是我国实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也承担着传承红色基因等特殊性任务。早在2004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调研浙江丽水时强调，刘英、粟裕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曾长期在此战斗，留有多处革命遗址，值得重视与挖掘。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21世纪，丽水革命遗址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利用和开发。丽水革命遗址429处入载《浙江革命遗址通览》，居全省首位。2019年以来，丽水市积极开展了浙西南革命精神弘扬践行活动，提炼出“忠诚使命、求是挺进、植根人民”的浙西南革命精神内涵，助推丽水高质量绿色发展。丽水正在发挥全域革命老根据地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重要萌发地优势，积极从以红促教、以红带绿、以红兴村、以红惠民等方面探索红色资源价值转化路子。第一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已将丽水市5个县选入首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

近几年来，国家对老区的帮扶力度不断加大，与丽水毗邻，曾经是浙西南根据地组成部分的福建松溪县、政和县，已列入中央苏区范围，寿宁比照享受中央苏区县政策。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历史上与闽东、闽北根据地互为犄角，长期相互策应，甚至联手作战，其中与浙西南的景宁、庆元等县唇齿相依的寿宁甚至共同建立了寿（宁）景（宁）庆（元）县委，龙泉与浦城也共同建立了中共龙浦县委，统一领导这一地区地下党组织的革命活动。然而，丽水革命苏区尚未得到国家政策层面的认定，这个现象应引起党史界重视。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当年中国革命战略区域还是当今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的角度审视，丽水都属于闽浙赣片区，没有理由游离于国家层面规划政策支持之外。支持革命老区加快振兴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战略部署。面对丽水发展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从国家层面落实丽水苏区扶持政策，是弘扬浙西南革命精神的时代要求，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这既是当下将浙西南革命精神及红色资源价值转化为推动丽水经济社会发展动力的必然选择，也是对扶持老区加快发展的有益探索。

（作者单位：景宁畲族自治县总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