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在笔先”，我们在写一篇文章或做一件事情前肯定会对其有个谋划，就像建筑蓝图，写党史基本著作更是如此，在写党史三卷这样的基本著作之前，我想应该考虑这样几个问题，就是著作的旨趣是什么？主题是什么？它是给谁看的？它要达到什么目的？它是什么样风格的？它具备哪些特点？只有对这些问题有清晰的谋划才能做到“胸有成竹”。

一、党史三卷要做什么

（一）何谓历史？2000年前司马迁著史时就表达心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梁启超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历史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寄托着今天人追求治道的需要。而且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历史，同样一个人物一个事件，在不同时代人物的叙述和评论是不同的。梁启超说：“我国二千年来史学，视他国为独昌。虽然，彼其体例，多属千余年前学者之所创；彼时所需要之史，于今不同。”每个时代人们关注点、兴趣点不同，需求不同，因此对历史事件的解读不同，史学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二）有绝对客观的历史作品？古人讲，文以载道，文字里面承载着人们的思想、价值和目的等。胡适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个人眼中之史书的可信不可信取决于他的史观、视野、价值立场等。比如40年来生态环境的变化，以生产力史观看它是合理的，而以生态史观看这一过程是令人遗憾的，这是现代化的两面性带来的。同时，我们又不能得出结论说，历史可以随便剪裁、没有客观的历史可以研究。我们应该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进行历史研究，研究党史同样如此。

（三）受众是谁？梁启超说“著书须问将以供何等人之读？”我们撰写党史三卷时应该有读者意识，而非为了完成任务而工作，那样的话我们的文字就缺乏鲜明的针对性。党史基本著作的读者首先是具备一定党史国史研究基础的人，或者为党史系统人或者为学校教师、媒体记者。不过著作的影响不止于这些人，它会通过理论界、学术界、新闻界等传播到社会各个角落。我们党史工作者很多时候对自身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其实我们的成果尤其是基本著作对社会的影响很大，它是社科研究、文艺创作的重要参照，没有这种自信的认知就很难树立起责任感和使命感。

（四）想说明什么？前些年我们诠释党史成果作用时说：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人，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在我们书稿中，这几方面的作用一定要体现充分，需要讲成就时要慷慨激昂，需要展现传统时要润物无声，需要阐明经验时要晓之以理，需要点明教训时要语重心长。

总之，党史基本著作应该坚持唯物史观，有鲜明的政治立场、价值取向，做到政治性、思想性、学术性、可读性兼顾。

二、史学视野中的“现在”

钱穆说：“历史乃一时间性的学问。”当下人对于是否可写当代史一直存在争议，坚持“当代人不写当代史”的认为刚过去的事件没有经过沉淀，较多地受到现实政治的影响，所以立论难免有失客观，另外很多事件的当事人健在，做负面评论时也不方便。坚持“当代人可以写当代史”的依据是当代人作为经历者有很多后来人不具备的有利条件。这里我想先简单谈下 什么叫“历史事件”，平常说的“沉淀”又是什么意思。历史是过去事实的记载，过去对应的是现在，历史学意义上的“现在”不同于物理上的“现在”，物理上的现在就是钟表上指针所指的瞬间，指针划过之后就成了过去，尚未划过的就是未来，好像抽刀断水一样，现在将过去和未来分成了两部分。历史学上所说的现在是指，当下正在经历而还没有结束的存在，只要这个事件还在延展存续，即使它是从多年前开始的，我们也不能说它就是历史事件。比如生态环境问题，40多年来这一问题一直持续，国家相关的政策和举措还处于前后密切关联的阶段，对于几年前或者几十年前的环保政策或者事件我们很难轻易做评论，因为这相应地牵涉到对今天环保问题的总体看法，这无疑是我们写当代史的一个难点。

当然，对于事件的判断又是相对的，越宏观的事件与今天联系越密切，而越微观的事件更容易与现在进行分隔，比如“飞云江大桥”的建成、某届艺术节的举办，今天看它们已经走远，与当下事物的关联较少，因此可以归为历史事件。再如，“平反冤假错案”“利改税”等事件，也就是我们在纲目中设计成“目”的内容，它们已经属于相关范畴中尘埃落定的事情，我们可以给予适当、充分的评价。正因为“事业莫不具有其相当宽度之现在”，我们将党史三卷下限定在2002年要比2012年或者其他时间要好，这更便于我们编写。作为党史三卷撰述者，我们应该有种历史意识，那就是我们手中所处理的事件往往不是孤立的、静止的、死气沉沉的，而是与当下有着密切关联的，都是对我们的当下有借鉴意义的，我们应该让文字有现实感和强烈的冲击力。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党史三卷编写

（一）史观。我们党史写作坚持的是唯物史观，它至少包括以下核心要义。（1）历史是进化的，而非循环的、不变的，我国古代史书或者演义小说中经常提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等历史循环的观点，如果这样看我们就会陷入宿命论，对我们社会主义以及人类的未来也会产生怀疑和悲观，这是与我们唯物史观相左的，我们必须坚持进化、发展的观点。（2）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非阶级斗争等别的工作。（3）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广大人民群众实践的结果，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各群体都付出了巨大心血汗水，它们具体体现到农村改革、城市改革、所有制改革、分配制度改革等各领域，如果不以人民为中心，既不符合史实，也不符合我们党的宗旨。同时，我们也不可否认精英人物的作用，写作时要充分展现他们的作用和风采，而不要讳莫如深。

（二）主题。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党史三卷涉及的主题是地方党委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尽管我们经常用改革开放来概括这段历史，但在理论上和逻辑上不能将这段历史化简为改革开放史。首先，从内涵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个宏大的理论体系，包含理论体系、道路、制度等。它自身就包含着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其实施的主体是中共，它隐含了历史发展的定位、目标、主线。相对而言，改革开放尽管在今天被赋予的政治意味很浓，但是就从语义本身上讲它是一个技术层面、操作层面的话语，词语本身看不出价值取向、奋斗目标。不考虑编者身份的话，以“改革开放史”来形容一段历史是可以的，但以它作为一段历史的主题主线却不行。从近40年我们党的战略部署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旗帜，“四个现代化”是阶段性目标，“三步走”战略、“两个一百年”、“中国梦”等是奋斗目标，改革开放是路径方法，“两手抓”“三位一体”“四位一体”等是战略布局。因此，我们编写党史三卷要在“立意”上准确把握，那就是反映党领导人民探索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书稿才会有魂。

（三）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实践的40多年，期间经历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到“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后的“整体转型升级”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价值取向上，由注重物为本走向以人为中心。由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发展的紧迫性与现实条件的严重约束，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不得不以物质建设为主要方向。二是奋斗目标上，由“三步走”战略走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三是生产力发展上，由注重“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四是生产关系上，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更加注重“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五是国家权力运行方式上，由行政主导转向更加注重“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开放初期，囿于当时条件，我们必须重视“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党的十八大后，党更加注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为治理国家公共权力，又为处理好政党、国家、市场、社会和公民之间的关系，提供现代化的制度模式。六是社会发展方式上，由注重重点突破的非均衡发展转向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发展。七是在国家战略上，由“挑战—回应” 转向更加注重“主动谋划—积极作为”。

在我们行文时，脑海里一定要有发展的观念，让读者在通篇文字中感受到社会的嬗变和历史的进步。

四、需妥善处理的几对范畴

（一）人与事。我们说的历史是人类社会史，它是由人创造的，没有人就谈不上历史。我国最早的历史记录就主要是围绕人展开的，不论是像《春秋》这样的编年体还是《史记》这样的纪传体，都是如此。因为史观等不同，今天我们当然不能和前人那样写，而是要围绕事件展开，这种方式表面看接近南宋时袁枢所创的纪事本末体，但本质不同。围绕事件展开，首先就要解决事件的划分问题，古人说“本来无一事”，历史像地球，本没有亚洲欧洲之分，为了研究和叙述的方便，我们将之分解为一个个的部分，有很强的主观性。我们判定分离事件的过程，也就是谋划党史三卷纲目中章节目的过程，其间一定要注意事件之间的密切联系，要多维度地进行考察，比如近年来的省委的“五水共治”决策，它涉及经济、民生、生态等多个领域，不能只做一方面的观察。尽管我们围绕事件进行叙述，人物的描写仍不可或缺，缺少了人物的参与，我们的文字不但有背事实，而且缺少生气和趣味。我们需要着墨的人物至少有以下几类：政治人物，工商精英，科技标兵，道德模范。对那些影响当地发展的人物，不管他们是不是党员，是不是体制内人，都要给予关照，这些的文字才可信、可读。

（二）此时与彼时。现在我们的党史三卷编写基本都是分工合作，每人负责一个时期或者一个领域，这是符合工作实际的。但我们写作中不能就一段历史看一段历史的资料，应该放宽视野、注意前后的联系。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来看，任何一项重大事件都离不开时代背景，同时又会对之后的历史产生影响。因此，我们不能将目光局限于自己负责的时期，这样，不但在立论时难以做到客观准确，文字也没有纵深感。另外，在收集资料时也要放宽视野，要前后进行延展，我们所查的档案资料，其本身行文的目的、风格不是为我们今天做研究而准备的，其中很多语言是报告式的、总结式的、宣传式的，不是严谨历史叙述。比如说，改革开放之初在制止乱砍滥伐树木情况时，第一年说过去不理想的情况得到了有效遏制，次年又说这项活动开展得还不理想，第三年又说形势非常严峻，这需要我们用长时段的眼光进行考量。再以改革开放之初的“两手抓”为例，如果我们写这一段时，过于依赖当时的资料就会在评论时贸然下结论说，每年“两手抓”都在精神文明建设或者法制建设上，相应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其实过了10年回头看时我们精神文明建设做得并不好。由于对一重要事件进行公允客观的评价，往往在几年甚至多年以后，所以对资料的占有，切不可局限。

（三）自身与他者。我感觉现有的书稿有个很大的不足就是，我们的角度只盯着自身，不看他者。他者当然既包括上级部门，也包括横向的与我们平行的地域，这里说的主要是后者。不对比兄弟区域发展情况，就不能准确地给自己定位，比如，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推行，浙江在全国不是先进省份，省本级撰写时，要和全国其他省份进行对比，要说明为何“双包”落后于他人。而省内各地区和县区市写的时候，又要关注自己与其他区域对比，湖州长兴是全省“双包”的突破地，即便这样也要有些对比和定位，湖州党史三卷稿做得很好，其间写到，“1979年冬种时，长兴县西南部的几个生产队，因自然灾害等多方面的原因，率先搞起了分户种植和包产到户……由于这几个生产队搞包产到户增产效果十分显著，再加上长兴县毗邻安徽广德，那里的农村都已搞了包产到户，因此自发地选择联产到劳、包产到户的生产队越来越多。”关注别人怎么做，还有个好处就是能够明确自身的特色，比如，义乌以商立市，与相邻的诸暨不同，在写作时，如果能对彼此发展道路的差异有所研究，就会使文字更有深度和吸引力。

（四）叙述与议论。议论在书中一定要有一定的分量，胡乔木在指导《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时说：“希望写的时候，这个稿子能对思想界澄清一些混乱，有这个目的和没有这个目的写起来很不一样。要有五分之一篇幅带议论，才有话可说。”我们现有的书稿感觉议论所占的分量也就是六分之一、七分之一的样子；这还不是最要命的，议论的主要问题出在逻辑单一、程式化上，编者往往是在每目的最后对所讲的事件进行几句简略的评论，机械地介绍该地取得了什么成效、产生了什么影响。我认为要做好议论应该注意以下工作，一是“心底有波澜”，历史是丰富多彩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更是一波三折、荡气回肠的，所以我们不能一味的为追求四平八稳而“不痛不痒”“云淡风轻”。二是“笔头有技巧”，评论不要局限于最后一段，每个段落甚至每句话中都可以体现我们的观点和想法，要把握灵活性和艺术性。胡绳说：“有时要有点议论，这些议论不是脱离事实来写，不是在事实讲完之后再讲几条经验，那常常索然无味。写事情本身中也有议论，最好画龙点睛地说几句，文章要有点波澜。”三是“拿捏有分寸”，在定性时，不要把话说得过满，历史性文字与报告性和宣传性的文字要有区分。四是“着眼有角度”，不同角度下观察和评论一个事物结论往往大相径庭，要注意从历史的、学理的和道德的视角全面考量。比如“计划生育”问题，从学理的和道德的角度看，它确实存在着与人性抵牾的成分，这也是被人诟病最多的，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又有其必然性。对于此类问题，我们评价时要有读者意识，文字上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首先可从学理和道德角度说明，这种现象确实与当时人们的需求和判断相违，但是囿于时代条件和外在环境的限制，我们不得不如此决策，这也是放眼于长远的必经之路，计划生育也不仅仅是粮食供应和吃饭问题，还牵扯就业、教育、人口质量，即使从道德角度讲也有合理的一面。

五、坚持四大原则

欧阳淞《党史学基本问题研究》一书中说：“党史研究成果要追求唯识求真的科学精神、鲜明深刻的思想内涵、新鲜活泼的语言风格，说服力、吸引力和感染力。”党史基本著作作为党史成果的集大成者，尤其要注意说服力、吸引力和感染力的塑造，具体来说就是：

（一）政治性。党史姓党，我们必须站在党的角度编写党史三卷，一方面要增强“四个意识”，另一方面要坚定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体现党史成果的资政育人功能。我们还要站稳人民立场，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立场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党史上的很多事件，如果站在某一阶层或群体的角度是很难理解的，比如国企改革中出现的下岗职工，对他们来说利益是受损的，但从全体人民的福祉来看，改革又势在必行。我们在写作时要从人们立场出发，阐明这些大是大非问题。

（二）思想性。历史与思想之间是互为表里的，历史学家蔡尚思说：“（历史与思想）如分开来，则历史便成为死气的腐化的历史，思想必成为悬空的做梦的思想”，“以思想促成历史的进展，以历史证明思想的正确”。要使文字有思想性，必须把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后者即唯物史观，前面已有涉及，前者包含的三大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事物矛盾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还有六大范畴，现象与本质、原因与结果、现实性与可能性、内容与形式、偶然性与必然性、整体与部分。在分析事件和写作时只有熟练运用这些哲学理论和方法，才能让文字活起来。

（三）学术性（科学性）。我们现在的文字资料味、志书味太浓，对史料的使用、历史事件的诠释存在着“想当然”“标签化”问题。对于每一目涉及的事件，可以首先从概念入手，通过诠释内涵来确定需要研究的角度，通过区分外延来确定需要关照的界限；厘清概念之后再上升到范畴，也就是更宏观的概念，继而再上升到系统。比如研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先从联产计酬、包产到户等概念入手，然后上升到责任制，再到生产资料所有制，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等。另外，对每一个目涉及的话题，一定要了解学术界是怎么看的、有没有新的观点，理论界是如何看的、有没有新的提法，等等。

（四）可读性。改革历程不是一帆风顺、顺顺当当的，我们的文字也不能平淡无奇、波澜不惊。要让文字“浮起来”，首先要坚持实事求是，敢于正视“负面影响”，不能讳莫如深。我们的党之所以伟大，固然因为其创造的辉煌业绩，但这并不代表其没有过失误或错误，能够从错误和失败中吸取教训继续前行，这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在写党史时，我们不能有意地隐晦党探索过程中的坎坷失误，这样做，表面看是讲政治，实质上是不负责任的逃避，效果也会事与愿违。湖州党史三卷书稿中提到，1987年省政府规定，除粮食部门省际间的品种调剂、以少换多外，不准将粮油擅自运销省外或为外省代购粮油，是年7月，湖州市粮油贸易中心专门建立，“此举虽然增强了粮食部门调节余缺的能力，但客观上时阻碍了粮食的多渠道流通。粮食不能对外流通，是流通领域改革的‘倒退’。但这是无奈的，这是暂时的‘关闸’，必将为后续的改革大潮所冲破。”这段文字的评述很有历史纵深感，做到了客观公允。其次要增强“读者意识”，胡乔木说：“社会生活是复杂的，要宣传党的70年，就要看到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不是老一套，重播一遍，要确实说出些新东西。”我们写作时不能为了完成任务而写作，要时刻换位思考、想想读者会如何看我们的文字，否则文字就会显得自说自话、波澜不惊。再次，我们看待历史事件时不能太功利，要有前瞻意识。囿于时代条件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限制，人们在评价历史现象时往往只顾眼前、失之长远，例如“双包”问题，1978年时人们视之为洪水猛兽，安徽小岗村农民的做法备受争议，而今天我们将小岗村行为视为农村经营制的突破。我们写作中也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有些是基于当下政治性的考量，有些则属于我们自身眼识的局限，为此我们应该多在学术上进行发掘，在思想上进行突破。

（作者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