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春，当时的云和（今属景宁）县英川和大地等几个公社突然发生如今已经灭绝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那疫病属乙类传染病，虽然没有这次的新冠肺炎这样引发全球震撼，造成的后果更不能同非典和新冠肺炎同日而语；因为当年通信条件和人口流动远没有今天的规模，影响更没有眼下的新冠肺炎这么严重与深远，可对解放后没有发生过重大疫情的当年浙西南地区来说也不亚于发生地震。因为它来得突然死得也快，受感染者又大多是少儿，一旦感染即头部剧痛，死后尸体呈微弓形后仰，短短十几天，光一个四五千人的大地公社就死了二十多人，它还有个令人心悸的特征就是一旦感染，即使不死也因为脑脊髓损伤，留下神志不清的终身残疾。很短时间就搅得染疫者家属悲痛欲绝、一方百姓忧心忡忡，周边地区的民众闻之也提心吊胆、谈疫色变。

　　因为发病急、传染快，严重威胁到人民生命安全与社会稳定，各级领导不敢怠慢急忙向上汇报，当时的省军管会在震惊的同时迅速派出医疗队进山扑救。我当时在大地公社当投递员，因为年轻和职业的原因，几乎每天同医疗队员们作伴，对他们的工作生活特别熟悉，看着他们在怎样的环境中生活与工作。当时的大地，虽说是公社所在地，除了祠堂和庙宇外，留下的全是住满人的破木房，不管是公社办公室、干部宿舍还是其他单位都一直沿用着三个破旧的祠堂，根本不能安顿省医疗队的诊疗和医师宿舍，只有扎营在如今早已湮没在景观水库的破庙中。他们就在破庙中壘起泥石灶，用杭州带去的生活用品安排男女医生的食宿，用小学借用的课桌凳支起简易的、从四十里外肩挑进山的医疗设备为人看病。说艰苦，那年代的条件真不是今天的人们能够想象，照明用的是煤油灯，一个月吃不上一次肉，他们吃的菜同当年当地村民一样；破庙里连部电话座机都没有，那叫余克仁的队长每接打一次电话，不管白天黑夜都要经过杂草丛生的田间小道去三四百米外的邮电所。

　　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是第一次进山村、第一次走山路，第一次在没有电灯的条件下工作。脑脊髓膜炎的症状特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在破庙中等待病人上门，大地公社人口虽少，却零星分散在最远离公社三十里的大山深处，遇有受感染者求救，星夜救急是常事。对他们来说，不说下村同贫苦农民一起住宿、一起吃番薯丝饭与走夜路，就是白天走陡路也是一道难关，我就见过他们走在余公岱到水溪的悬崖路上，不得不趴下用手按着地才能走过的情景。可他们一接病人求救信息，不管白天黑夜，也不管刮风下雨立即出发。就在破庙治病也不容易，因为地处浙闽边地的穷山沟，当年的贫穷落后不是今天的人们能够想象，很多农民连县城都没有去过，一听有省城大医院的医生来家门口治病如获救星，纷纷来破庙求医。当年的山村农民，几乎全讲土话，看到她们为人看病又是用语言又是加比划的使不上劲，见到一个小学生急着求他当翻译的情景，真是可爱又可笑。细想起来，我在那么短时间内能同他们混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能讲半口生硬的普通话。

　　经过他们一个余月的艰苦努力，肆虐几个公社的流行性脑膜炎很快得到控制，既保证了我们的生命安全，也消除了笼罩在人们心中的恐怖。可以设想，那一场疫病如果没有省医疗队进驻扑救，势必给一方人民造成灾难，势必给当时的社会带来动荡与恐惧，如果蔓延到城市，其后果更是不敢想像。

　　他们在浙西南山区扑救疫情的时间不长，其中在大地公社的医生还不到二十人，说确切点只能算一个小分队，可他们想病人所想，急病人所急、置自己的困难和危险于度外，视病人如亲人，同贫困农民同吃番薯丝饭、食宿破庙宇、在泥灶柴烟中生活诊病、趴着步悬崖，冒着被感染的危险深入穷山村的情景却给这里的我们留下永远难忘的印记。他们在治病过程中处处体现出新社会医生的思想境界，他们忘我无私的奉献精神、和蔼可亲的服务态度也改变了我们农村人对大城市医生的看法。

　　时间虽然过了半个多世纪，我也从毛头小伙变成了鬓发斑白的老人，他们的形象却至今留在我们心里。出于感动，我当年的日记本中还记着部分医生的名字，他们是余克仁、沈香保、徐景华、陈美云、沈雅云、刘以秀、阮宝华.??。因为时隔多年，只记得当时好像是省中医院的医生，后来一直没有联系，不知道他们可都安好？想来都是八九十岁以上的人了，愿他们健康长寿！如果他们中有人看到这篇短文，或者有人跟他们熟悉，还请他们跟我联系，也借此向他们表示，浙西南深山的大地老乡至今仍怀念着他们！如果方便，还请他们再回这里看看，这里是他们年轻时用热情降伏疫情、用救死扶伤的精神战胜困难，为我们造福过的地方！

　　       （作者系丽水文史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