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县东坑镇徐砻村退休教师吴圣宗给县委党史研究室寄来了一封信，老先生在信中特地询问“水笕岙一战大捷”等事有没有载入地方党史，若没载入建议通过调查核实补载。老先生说自己虽属党外人士，但却特别关注发生在老家东坑的战斗故事，并在信上留了手机号码。

　　“水笕岙战斗”的故事在我的脑海里还有印象。1996年我曾协助东坑何村整理申报革命老区材料，查阅过“袭击东坑区公所和田赋管理所”、“水笕岙战斗”等史料，并随村干部察看战场遗址。夏立中先生写的《水笕岙战斗》我至今记忆犹新，感觉作战经过及战果都较为详细，故事情节非常生动，但似乎意犹未尽。为便于细究，现将原载《景宁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4期，夏立中先生撰写的《水笕岙战斗》一文节录如下：

　　夜袭东坑区公所，敌人虽然损失严重，但仍然未能迫使敌人放弃东坑的防守。不久，景宁伪政府又派出保安队第三分队长王铁峰率部（约三十来人）到东坑驻防。

　　1948年8月11日（农历），刘斌发在与东坑区相邻的泰顺县苦竹井坳头密林里，秘密约见了我方安插在保安队任队士的内线胡作喜（现考证为胡作森），得知伪保安队此行驻防东坑，兵精，武器配备齐全，弹药充足，而且警惕性高，为防备突然袭击，不敢再在区公所的庙堂里驻扎，转到地主鲍国楣的一幢大房子住下，不轻易外出。根据这一情况，刘斌发与前来配合行动的县队第二分队长郑学儒以及夏朝贵、郑志英等同志密商，决定用“引蛇出洞”的办法，吃掉这股敌人。

　　1948年8月12日（农历）凌晨一时郑学儒派出一个班战士，去徐砻村地主吴端孝（现经考证为吴敦孝。“端” 字，乃方言“敦”字谐音之笔误）家，故意把一只大肥猪宰了，又假意翻箱倒笼闹腾了一阵子，然后伪造一纸“匪”情报告，差遣徐砻保长吴圣中送东坑保安分队长王铁峰处告急。与此同时又派出两个班战士在水笕坳两边山上做好战斗准备，隐蔽埋伏。

　　王铁峰一早接到徐砻保长吴圣中的所谓“匪情报告”后，满脸愁云，主意不定。此时，向我方县队报告敌情的胡作森绕路回到东坑保安队部。见胡作森进门，王铁峰就劈头喝问：“你从哪回来?”胡作森不慌不忙地回他：“父亲生病，去北山拿药回来。”

　　紧接着王铁峰又问：“你回来路上听到什么消息和情况了吗?”

　　胡作森顺水推舟回道：“报告队长，路上听很多人说，昨天半夜，‘土匪’到了徐砻，把吴敦孝家一头二三百斤的大毛猪杀了，家中很多东西被抢，徐砻村人，见‘土匪’只有大刀、土铳，没有洋枪，便喊‘白兵’来了!一下把‘土匪’吓跑了，连猪肉都丢下不要了。”

　　王铁峰一下从竹椅上立起：“徐砻保长送来报告，也是讲的这情况，妈的，‘共匪’凭几支土铳、几把大刀，竟敢在我的地面上胡来!”

　　下午三时许，王铁峰的保安队终于进入我方张好的口袋：水笕岙伏击圈，只一刻功夫就结束了战斗。此役，景宁保安队第三分队，死4人、伤10余人，分队长王铁峰及其余士兵全部被俘虏。我方缴获步枪33支，轻机枪1挺、子弹千余发，手榴弹百余枚（战果数目现据郑志英口述笔录作了校核）。

　　仔细看了《水笕岙战斗》杀猪那个情节感觉字行里间另有故事。

　　这次县队在徐砻杀地主家的猪，似乎不合当年打土豪分田地之常规。透过“故意”、“假意”几个字眼，再联系“伪造”一纸“匪”情报告这个情节，感觉有“周瑜打黄盖”之意味。

　　为什么当年县队不是以打土豪的方式宰杀吴敦孝的猪，而吴敦孝又是怎样心甘情愿配合“引蛇出洞”之计呢?万一吴敦孝泄漏消息那不是太危险了吗?这个细节的确值得玩味，可是找不到当年“水笕岙战斗”亲历者，没法细究。于是我拨通了吴圣宗老师的电话，吴老师告诉我，当年他正好在东坑读书，亲眼看到水笕岙战斗之后游击队释放俘虏的情景，并听到夏朝贵对俘虏讲，人民解放军已占领了黄河，长江占了一半，共产党优待俘虏，愿意参加共产党的欢迎，想回家的发给路费。后来曾听说有个“献猪诱敌”的事情，但具体细节不清楚，可向家住景宁县医院宿舍的吴圣任老人了解，他就是徐砻吴敦孝的儿子。还可向徐砻村年纪最大的何帮进老人了解情况，他今年已89高龄，没准知晓此事。此后，我还有幸找到了参加过“水笕岙战斗”的温州籍离休干部吴克怀先生的联系电话。吴老先生说，当年是有“献猪诱敌”这个事。原来“水笕岙战斗”成功诱敌的背后，的确有着鲜为人知的故事。

　　吴敦孝家底殷实，是徐砻一带较大的财主，知书达理，与人为善，在村上口碑较好。当年文成县有个叫郑李图的青年与父亲一起来到东坑种田，后成为吴敦孝家的佃户。吴敦孝不摆架子，与佃户郑李图和睦相处，郑李图曾主动拜吴敦孝为谊父。徐砻的乡亲们遇到难事也都主动找吴敦孝帮忙。吴敦孝的家住在村头，房子靠山，有后门可通山上，当年村里不少青壮年时常躲在他家逃避抓壮丁，一是他家两个儿子都还在读书，没有服兵役指标，抓壮丁不会查到他家里来，二是真的查询到他家，逃往山上也较方便。

　　后来国民党保安队也听到了有人在吴敦孝家躲壮丁的风声。一天夜里听到敲门，几个小伙子立即通过后门从山上逃走。国民党保安队查不到窝藏壮丁的证据只得作罢。为此吴敦孝特地对区公所讲，他家是不会藏壮丁的，以后不要半夜来敲门了，不然，家人情急之下误以为是土匪来了，开铳伤人就不好了，如真发现藏壮丁，甘愿接受处罚。打那以后保安队就不来吴敦孝家查壮丁了。

　　1947年，刘斌发、陈玉成、赵平超着文成土布装，提着布袋担，一起来到徐砻以买米买谷为掩护开展地下革命。久而久之，吴敦孝家的佃户郑李图也受到影响，悄悄地协助刘斌发在村里开展地下工作并改名为郑志英。一天，刘斌发对吴敦孝讲，听说你们夜里都不敢住在家里，不要怕，我们是保护你们的。实话告诉你，我叫刘斌发，是共产党东坑区委书记，现在工作已做到你村里。我在村里了解过，知道先生为人较好，在这一带颇有名望，想通过你在村里做工作，但对外要保密。同时，他还介绍了革命形势，将油印的报纸给他们看。

　　1948年8月11日(农历)，刘斌发对吴敦孝讲，我们在徐砻的时间比较长了，别的财主人家，我们大多没收过他们的财物，你家是这儿有名的财主，我们一直都没动过，国民党早晚会怀疑你与共产党有来往。我们准备明天到你家杀猪，肉仍旧归你家，对外就声称，遭共“匪”抢劫。一来，可以消除国民党对你的疑虑，二来可以引诱躲藏在东坑鲍国楣家里的敌兵进入我方埋伏圈。于是刘斌发、郑学儒、夏朝贵、郑志英、吴敦孝一起商量，决定请章坑教书老师严振伟撰写向国民党东坑区汇报徐砻吴敦孝遭共“匪”抢劫的书信，并请徐砻保长吴圣中送信。

　　计策一定，次日凌晨一时就动手杀猪。为形成逼真的遭“匪”抢劫之混乱场景，杀猪的同时，将吴敦孝家的账簿扔在地上，击打门框，还用斧子砍了门板一块。当时遭“匪”抢劫之计进行得很秘密，那天晚上，村里的青年何帮进逃壮丁再次躲进吴敦孝的家，吴敦孝告诉他，顾自在楼上睡觉，听到响声千万别声张，也不要下楼来，真要逃时会告诉他的。就这样，计策周密，又不曾走漏消息，取得了“水笕岙战斗”的成功。

　　“水笕岙战”斗结束后，曾有国民党败兵讲，哪有猪杀了不吃的，水笕岙之战是共产党与财主合伙做的事。为避免惨遭国民党兵毒手，心脏病严重的吴敦孝只得离乡背井悄悄前往泰顺县百丈口村朋友家落脚。

　　　　1950年9月25日，景宁县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会议代表由中共景宁县委、景宁县人民政府协商举荐。吴圣任说，父亲吴敦孝被荐为“特邀代表”，但因心脏病严重未能出席会议，次年去世，时年57岁。“特邀代表”仅五位，参加会议的四位“特邀代表”是：柳景元、李欣、潘放周、林壬。

　　解放后，郑志英一直与吴敦孝的子女有电话联系，并以兄弟姐妹相称。1986年，曾参加过“水笕岙战斗”的郑志英应邀回景宁参加“三老”调查工作。故地重游，郑志英在老友郑济宏和夏立中陪同下探望了吴敦孝的女儿吴环杏一家。虽相隔近四十年，郑志英回顾水笕岙战斗，提及谊父吴敦孝“献猪诱敌”等往事，仍历历在目，感慨万千。郑济宏将他讲述“为輓（怀）念谊父吴镇西（吴敦孝又名）为党贡献家产于1948年，引诱歼敌……”的内容简要地记在一张便笺上。夏立中还将这张便笺拍摄成相片，给吴敦孝的后人留存纪念。郑志英还特地提出要去看看谊父的坟墓，在吴敦孝的女儿吴环杏女婿叶有根的陪同下，祭拜了吴敦孝之灵，仨人还在墓前合影留念。

　　“水笕岙战斗”在景宁的解放事业中的确具有重要的地位。水笕岙战斗之后，县队武装转往上标，趁势一举拔除了东坑区最后一个敌人据点，景宁伪县府在东坑区的行政设施、职能全部解体，东坑区就得已解放。东坑解放，为浙南特委、青景丽县委打通了浙南、闽浙边各县和福建党组织的联系渠道，截断了景宁县城守敌跟文成、泰顺敌人互相策应的通道，使景宁县城国民党反动势力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困境。

　　除“水笕岙战斗”之外，解放战争时期发生在我县境内的以弱胜强的战役还有“小顺战斗（又称攻打景屏碉）”、“袭击东坑区公所和田赋管理所”。这三次以弱胜强的战役，这不仅当年在我县影响很大，而且在浙南解放事业中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现已作为“解放战争时期浙南地区主要战斗”载入浙江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浙南分会编辑，中共浙江省委原书记、浙江省新四军研究会顾问薛驹题写书名，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的《浙南游击纵队与浙南解放》一书。

　　我党历史上大大小小的战役都是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更是意志、胆略、智慧的较量。昔日实行“白皮红心”政策与反动势力开展斗智斗勇之艰辛，是今天难以想像的。浙江是国民党统治的心腹地区，我党的统战工作极其重要。由于我党实行了“白皮红心”政策，既保护了地下党组织的生存发展和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又巧妙地与国民党反动势力开展了斗争，取得了许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奇迹。当年的青景丽县委东坑区委书记刘斌发就非常善于做地下统战工作，“水笕岙战斗”就是其中的一个成功范例。

　　（作者单位：景宁县总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