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志研究
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史志园地>史志研究
关于地方党史三卷写作中面临的几个突出问题
日期:2020-01-17 10:07    来源:丽水史志(2019第4期)

  当代历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到哪一步,历史研究就应该跟进到哪一步。改革开放波澜壮阔、气势恢宏,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伟大觉醒,孕育了中共从理论到实践的新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对于广大党史工作者来说,置身这个伟大的改革开放时代,推进改革开放史研究责无旁贷、正当其时。采用党史基本著作的形式,承继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来组织编写反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三卷,是推进改革开放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抓手。

  在上级党史部门的指导下,经过长达20余年的资料积累与准备,201412月,中共浙江省委在浙江省第九次党史工作会议上正式要求,突出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间段历史研究,启动并有序推进全省地方党史三卷的编写工作。20158月,全省第一次地方党史(第三卷)编写工作会议决定,正式启动省本级三卷编写工作,并对全省的地方党史三卷编写工作作出部署,特别确定杭州市临安区、余姚市、苍南县和桐乡市作为首批试点单位,先行先试地方党史三卷的编写工作。几年来,经过各地特别是试点单位的艰苦努力,浙江的地方党史三卷编写工作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截至2018年底,全省有编写任务的92家单位,有60家已启动三卷编写工作。在这60家中,又有20家左右已开始初稿写作,其中四家省级试点单位已经全部完成初稿写作。

  在推进三卷试点及相关写作实践的过程中,我们明显感到三卷编写工作在取得一些实质性进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突出问题和困惑。这些困难与问题的存在,非常显著地制约和影响着三卷编写工作的进度与质量。困难既存在于工作层面,也突出地存在于写作的实践层面。仅从浙江三卷试点及相关写作实践来分析,存在的困难与问题就有很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突出反映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适当断限难,二是准确定位难,三是史料选取难,四是纵向推进难,五是提炼特色难。

  一、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适当断限比较难

  历史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凡事都有一个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书写历史就必然要求写出历史发展的动态感、阶段性。这个动态感、阶段性的体现,就是要对历史的发展适当断限、分段。而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在写作党史三卷的过程中,实际存在着适当断限难的问题,主要难在下限时间的确定与编章节点的处理等方面。

  造成下限时间难以确定的主要原因在于实际存在着多种选择的考量。目前,地方党史在确定三卷下限时起码可以有以下五种选择:一是下限至200012月,以“九五”计划的完成和人民生活实现总体小康为标志;二是下限至200211月,以中共十六大召开为标志;三是下限至201211月,以中共十八大召开为标志;四是以地方重要会议或事件为标志来作为下限时间;五是以上级党史部门的相关要求为前提来设定下限时间。这些不同的选择,显然带来了断限上的困惑与困难。

  造成编章节点难以处理的主要原因在于历史过程的复杂性。我们现在对改革开放时期大的阶段划分,也就是编的节点时间选取,大约也有以下五种判断标准:一是以改革发展的阶段性事件为标志来划分,二是以全国党代会的召开为标志来划分,三是以地方党代会的召开为标志来划分,四是以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为标志来划分,五是以地方性历史任务的完成为标志来划分。选择多了,又要考虑大体平衡,困惑与困难就接踵而至。而与编的节点选取相比,章的节点选取就更加复杂。在党史基本著作中,章的设置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十分重要。章的内容需要涉及党的领导的方方面面,设置时既需要考虑“时经事纬”的总体要求,又需要考虑章与编、章与章、章与节之间的历史逻辑和语言逻辑,难度一下子就加大了。一部党史基本著作,如果说章这个层次体现不出“时经事纬”的编写原则,就不能算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述成果。如何在章这个层面体现一个地方改革开放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体现一种历史递进的逻辑关系,这是编写者最需要动脑筋的内容之一,所以大家在写作时普遍感觉这是比较难处理的一个问题。

  面对适当断限难的问题,需要党史工作者集思广益,厘清历史脉络,分析来龙去脉,把握前因后果,照顾四面八方,这样才有可能更加直面问题,逐步克服困难。这个问题的思考与解决,可以更好地提升改革开放时期地方党史基本著作的动态感与整体性。

  二、面对党史基本著作的现实要求,准确定位比较难

  党史基本著作是党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形式,是实现资政育人根本任务的主要载体,具有综合性、系统性、权威性等特点。编写好党史基本著作,是各级党委党史部门的主要职责。党的历史是一幅画卷,撰写党史基本著作的任务就是要呈现好这幅画卷,展现出它的磅礴气势和绚丽多彩。这就需要既呈现它的整体,又呈现它的局部和细节。也就是说,既要写好宏观又要写好中观、微观,既要合理布局又要精雕细刻,把这幅画卷完整地、生动地呈现出来。在这中间,不同层级的党史基本著作承担着不同的内容与要求。而面对党史基本著作的这些现实要求,在写作党史三卷的过程中,实际存在着准确定位难的问题,主要难在主体的确定、决策的聚焦以及背景过渡的把握等方面。

  造成主体不易确定的主要原因在于写作过程中对主体的定位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随意性。在目前的一些书稿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县级单位写着写着就变成中央直管的单位了,写完中央的决策部署就直接写县级层面的贯彻落实。这样写作显然是不合适的,写作主体的定位就容易定得过高。当然,主体定得太低也不行。党史基本著作的写作素材有不少是从各个党史专题中选取的,而专题大部分是由党史部门负责组织撰写的,有的地方写作时就把主体的定位定在了部门层面,以部门的视角来写地方党史三卷,没有从地方党委的视角来看问题,这样也不行。所以,地方党史工作者要始终明白一个定位,即我们是代表地方党委在写党史基本著作,是在给一级党组织写历史。定位还有一个难点是粗细把握存在一定程度的随意性。在写作过程当中,如果资料比较丰富,内容就写得比较细致;如果掌握得不大清楚或者对这方面业务工作了解不多,内容就写得比较粗略。但党史三卷不是工作报告,不是新闻报道,而是基本著作,是重大史书,这个定位一定要掐准。正因为是史书,就一定须考虑写作需要有个前因后果,有个历史延续的问题,不要把话说绝,要留有后手。所以,这对统稿的人要求是很高的,要对这个时期的内容具有相当精准的把握。

  造成决策难以聚焦的主要原因在于掌握决策过程比较难。目前,很多地方党史工作者不一定能够完全掌握核心资料,有时候对决策内容的把握就不够准确,一般决策就难以充分显现。所以我们经常会发现写着写着,地方党委这个主体就不见了,有些内容写得比较突然、生硬。党史基本著作的主语就是地方党委,主语很多时候实际上是隐含在行文里面的,但如果地方党委找不到了,所撰写的书也就不能称为党史基本著作。哪怕写政府或者相关部门的工作,我们也要让读者能够看得出来,实际上背后是党委在决策、在组织、在推动。所以党史工作者需要聚焦决策,因为决策写清楚了,党委的内容自然就会有所展开,主体也就能够得以体现。

  造成背景过渡难以把握的主要原因在于对历史背景的理解还不到位。背景把握不清,但又不能不写,写多写少的确难以把握。很多党史工作者在写作历史背景时带有相当大的随意性,尤其有的基本著作采用一些交叉式写法,即交代完历史背景,然后叙述地方内容,讲完之后再加个背景,导致同一个目里有好几个地方出现背景,进而出现很多没有必要的转换和过渡,先后层次就必然显得非常凌乱。所以,背景要梳理清楚,大背景、中背景、小背景都要有所交代。但我们应该清楚,地方党委的工作不是背景,而是决策。上级的决策部署和当地当时的情况才是背景,大、中、小背景是什么,要把握准,把它们的层次体现清晰。这中间如何运用好过渡的手段,正是体现写作者的研究能力和学术素养的地方。背景难写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上级组织的决策背景有时是滞后于地方改革实践的,此时就必须适当地运用过渡处理的方法,把背景交代清楚。

  面对准确定位难的问题,需要党史工作者突出体现主体,充分展示主线,反映本质主流,准确把握定位,聚焦党委决策,厘清背景情况,合理运用过渡,这样才有可能更加直面问题,逐步克服困难。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和解决,可以帮助党史工作者更好地把握改革开放时期地方党史基本著作的区域性与主体性。

  三、面对浩瀚无边的历史留存,史料选取比较难

  党史基本著作的生命在于真实。把史实搞准确,是党史研究最基础的工作,也是对党史基本著作最起码的要求。史实准确,主要包括所记载的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及其他构成要素要准确,对历史事实、历史人物的记叙要准确,等等。这些要求都需要写作者能够耐心收集史料,精心选取史料。而面对浩瀚无边的历史留存,在写作地方党史三卷的过程中,实际存在着史料选取难的问题,主要难在史料的获取、史料的取舍、史料的辨识以及数据的准确利用等方面。

  造成史料不易获取的主要原因在于查档不易以及信息不对称。现在经常听到大家反映,查档面临的困难较大,很多文件资料不易查到。在档案部门查档时,一般要求能够先报出文件名称。这个流程很不符合写作工作的实际,研究者原本通过查阅,才能获取更多资料信息,有些资料在查阅之前并不知道直接的名称,这样也就无法涉及更多内容,更不用说获取更多资料了。还有一个麻烦的问题就是涉密。出于保密要求,有些文件资料是研究者无法查阅的。即使可以查阅,对于使用也有严格要求。所有这些情况都对史料的选取造成了较多局限。至于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也就更加普遍了。史料信息的完整,对研究者往往会提出很高要求。但由于很多研究者并非历史过程的亲历者,对一些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知之不多,一些研究者的史学素养不够深厚,这些问题都会局限查阅者的史料视野,不知道在其他地方也会存在某些资料;有些资料即使看到了,也实在难以发现史料的应有价值。所以,地方党史工作者需要提高对史料的敏感性。当然,收集史料也有一个相对的时间要求,不能没完没了,也不可能全部收集完了再开始编写。只能收集到差不多的程度,然后边写边收集,觉得不够再去找,统稿的时候还要坚持收集。

  造成史料难以取舍的主要原因在于对史料的把握与判断。有些史料很多,同类素材重复很多,地方党史工作者往往不清楚哪个版本更加权威,难免眼花缭乱,不知如何把握。有些史料体量很大,如党代会报告就很重要,但是一个党代会报告就有好几万字,还有其他相关的参考资料,史料的价值也不一定把握准确。有些史料看上去很珍贵,但不知该放在何处,不知如何处置。由此可见,材料有个取舍的问题,首先要大量收集,但之后还有一个“丢”的过程。很多党史工作者会觉得找来的都是“宝贝”,不肯放弃,导致有时候写的内容越写越多,重要内容与非重要内容就无法看清楚,从而掩盖了党史的主流和主线。所以在史料取舍的问题上,越靠近当下就越突出,有的史料该舍弃时还是要坚决舍弃。“舍”“得”之间,总是要先“舍”才能有所“得”。

  造成史料不易辨识的主要原因在于史料的复杂性。有些史料看上去似是而非,有些史料与史实并不相符。到底哪些相符,哪些不相符,考验着党史工作者的研究能力。况且档案也可能会有不正确的情况,留存的资料与历史事实会有一些出入。所以党史工作者要对史料加以辨识,否则就会形成误导,造成以讹传讹的严重后果。党史姓“党”,党史基本著作上的史实必须是真实的、准确的,但是有的真实的、准确的史实不一定会全部写进去,这显然会增加对于史料的把握难度。

  造成数据难以准确利用的主要原因在于对数据的形成规律缺乏正确认识。现在许多数据出自多个部门,不同时间的数据还不一定统一,此一时彼一时,数据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一般使用统计部门的数据,但统计部门在数据形成后还可能会有一个纠正的过程,而从事地方党史工作的研究者一般不会知道这个全过程,去比较哪个数据更准确、更权威确实存在一定难度。但有一点要特别注意,就是在写作过程中使用可以相加减的数据,一定要经得起核对,保证不出错。所以,党史工作者在使用数据时,要用权威数据,要尽量避免误差。

  面对史料选取难的问题,需要党史工作者尽量收集,努力补充完善,用足用好用准,取舍有数有度,大事能够不漏,要事一定突出,这样才有可能更加直面问题,逐步克服困难。这个问题的思考与解决,可以更好地丰富改革开放时期地方党史基本著作的原创性和可读性。

  四、面对历史著作的基本要求,纵向推进比较难

  历史的发展总是以时间为序的。党史基本著作写作的总体要求也必然需要体现时间上的顺序和逻辑上的递进,这就要求写作时应该采取纵向推进的方法。事实上,历史的发展比研究者想象的更为丰富、复杂,特别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历史画卷充分舒展,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事业交错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党史三卷的写作又实际存在着纵向推进难的问题,主要难在逻辑上有序推进与过程上递次推进等方面。

  造成逻辑上有序推进比较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阶段性特征的准确把握。地方党史三卷的这一编到那一编、这一章到那一章总是有一定的逻辑规定性,既需要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又需要充分反映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方面的主体内容,这些内容的集成需要体现一定的逻辑关系,使得这一编就是这一编、这一章就是这一章,而不会造成形式与内容上的错位。

  造成过程递次推进难的主要原因在于过程不够清晰,甚至有时候都没有过程,过程总被隐藏起来,有时候“一目多头”,写得很丰富,但根本没有过程,只写结论。史书就应该体现过程尤其是决策的落实过程,但现在许多内容过程没有体现,特别是涉及有历史波折的过程,更是反映不出来,看起来好像都是一马平川,决策一出来结果就出来了。在我们现在编写的一些书稿中,很多是决策完了就结束了,没有写到落实的内容。有些写到了试点工作,只讲了到哪个地方开展试点,但是没有具体开展的工作,只有一个概念。有些没有写到部署,一堆工作的成绩就先写出来了。有些该是决策的内容而没有写出决策的落实过程,如党委在党代会上作出了什么决策,当地要怎么落实,但下面写的内容与此无关。有些是实践在做,但是理论上还没解决,造成有些左右摇摆。比如说治理整顿,在笔者现在看到的书稿中,大部分都看不出治理整顿的必要性和逻辑性,大部分都从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决策开始,直接写具体整顿。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三中全会后,治理整顿在1988年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切实推开。四中全会首先解决新的领导集体问题,真正在中央全会层面上解决治理整顿问题是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但是现在有些研究者不知道这个背景,写治理整顿的程式就是三中全会后面把自己地方的相关内容全部跟着写了上去。可见,党史地方三卷要反映从决策到落地的全过程,要作到有机结合,而不能写得很生硬。

  面对纵向推进难的问题,需要地方党史工作者专心研究“关联”,与时俱进“过程”,权威入手资料,推陈出新观点,跟进有序展开,这样才有可能更加直面问题,逐步克服困难。这个问题的思考与解决,可以更好地展示改革开放时期地方党史基本著作的阶段性与层次性。

  五、面对地方丰富多彩的改革实践,提炼特色比较难

  地方党史重在“地方”,突出地方性就要求能够清晰地提炼地方特色,包括固有的地方性元素以及地方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所形成的特点、亮点、热点或难点。这些地方特色展示了各地改革开放的个性,彰显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而面对如此丰富多彩的地方改革实践,在写作地方党史三卷的过程中,很多地方党史工作者面临着提炼特色难的问题,主要难在特色的挖掘、特色的概括以及特色的运用等方面。

  造成特色不易挖掘的主要原因在于对特色研究不深,故而无法写深、写细、写实,只能是泛泛而谈、一笔带过。党史基本著作的地方特色往往体现在一个地方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最早”“最好”“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等相关内容,往往会比较充分地展现这个地方原本就具备的一些区域性或地方性的特点与优势,这些内容的形成一般会有一个历史过程,发现、挖掘这个历史内容与过程则成为展示这个特色的关键。但在写作的具体实践中,地方党史的特色内容往往存在着深入不下去的问题,一些地方性的探索不能有效展开,一些地方性的试点没有能够充分展现,一些地方性的特点没有能够进行有理有据的分析,这就给地方特色的挖掘造成比较大的困难。

  造成地方特色不好概括的主要原因在于对特色的认识不清。地方特色实际上存在着层次上的不同,有的是决策层面的特色,有的是试点工作中的特色,有的是区域位置带来的特色,有的是时间节点带来的特色,在概括提炼时必须要有所区分、突出重点。决策层面的地方特色应该从决策的制定与出台入手,讲清楚具有特色的决策所特有的决策背景、决策主体、决策形式、决策内容、决策实施等情况。试点层面的地方特色应该从试点的工作过程入手,讲清楚具有特色的试点所特有的试点背景、试点内容、试点过程、试点经验、试点推广等情况。对于区域位置和时间节点所带来的特色内容也同样需要进行适当的分析、梳理和概括。但目前的写作实践,往往在这方面认识不够到位,对于关键内容往往不能展开,对于特色表述往往无法精准,因而在实际写作中就写得不够出彩。

  造成特色运用不当的主要原因在于对特色把握不准。地方特色有的是显性的,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在历史发生的时候就已经带有了地方的元素,这些特色内容一般不容易遗漏。而地方特色有的则可能是隐性的,不作仔细的研究与分析,就看不出是当地的地方特色,这就有可能被写作者遗漏。即使写到的地方特色,在运用上也存在着不同方法,有的地方特色需要突出到标题中来反映,有的可以作为正文内容,有的可以作为案例进行举例说明,而有的则可以在注释中进行补充展开。

  面对提炼特色难的问题,需要地方党史工作者放眼大局全局,立足当地实际,紧跟时代步伐,立准立好重点,反复比较研究,深挖细究素材,这样才有可能更加直面问题,逐步克服困难。这个问题的思考与解决,可以更好地反映改革开放时期地方党史基本著作的独特性和多样性。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我们不断提出问题就是为了更好地探求问题,我们深入分析问题就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写作实践中这些问题的存在,清楚地表明推进改革开放史研究尤其是组织编写地方党史三卷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这些问题的克服,需要承担此项任务的地方各级党史工作者的长期坚守与不懈努力。为此,我们将继续按照党中央和相关部门及省委的要求,勇敢地面对这些客观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一如既往地深入研究,一如既往地试点探路,一如既往地交流合作,把握历史逻辑,明了大政方针,充实历史资料,加强专题研究,努力开创改革开放史研究特别是地方党史三卷编写工作的新局面。

  

  (作者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

  

【推荐】 【打印】 【关闭】
 
Produced By 大汉网络 大汉版通发布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