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精神，均形成于历史发展过程，中国革命历程的发展形成了中国革命精神。在中国革命历程中，浙西南革命的特殊使命、特殊环境、特殊条件、特殊历程，形成了既具中国革命精神共性、又具浙西南特殊品格的革命精神——忠诚使命、求是挺进、植根人民。

　　一、浙西南早期党组织和红十三军的斗争，开始孕育浙西南革命精神

　　1926年冬，在大革命的浪潮中，中国共产党开始在浙西南开展革命活动。青田籍中共党员周定、遂昌籍中共党员唐公宪和谢云巢、浦江籍中共党员张新锦先后奉命到青田、遂昌、丽水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组织。1927年1月，中共遂昌支部在遂昌县立第二小学建立，标志着党在浙西南播下第一颗革命火种。至1927年4月上旬，浙西南已建立两个支部，有党员27余人，工农运动开始在浙西南兴起。此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大革命惨遭失败，遂昌、丽水、青田的革命活动遭受挫折，但是浙西南共产党人没有放弃使命：9月，周定重返青田，建立中共青田支部，动员和组织农民开展减租斗争；10月，谢云巢、傅以和等隐蔽到外地的中共党员返回遂昌，建立中共遂昌县委，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筹备武装斗争。

　　然而，革命斗争随即又遭挫折：11月，中共浙江省委机关遭破坏，中共遂昌支部因此解体，为实施浙东暴动计划的周定因此在温州被捕牺牲，中共青田支部解体。但是浙西南共产党人忠于使命，并开始发动和依靠群众：12月，转移隐蔽在外地的中共遂昌县委骨干秘密返回遂昌北部山区，贯彻“八七会议”和省委指示精神，发展党、团、工会组织，筹备武装斗争，并深入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领导纸槽工人开展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斗争，领导农民开展闹米荒平粮价的斗争，由此于1928年4月建立遂昌县工农革命军，于7月举行武装暴动，打响了党在浙西南领导开展革命武装斗争的第一枪。

　　1930年5月，在各地农民举行武装暴动的基础上，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简称红十三军）建立。其中，缙云、青田籍红军指战员达2000余人。红十三军在浙西南开展了攻占缙云县城、攻打缙云县壶镇等一系列战斗。在攻打缙云县城的战斗中，铁索桥被敌人机枪封锁，红军指战员英勇无畏、奋勇向前，迅速组成敢死队，匍匐桥面进攻，击毙敌机枪手时，一跃而起冲过桥面，击溃敌人的防守。红军进占缙云县城后，打开监狱，释放被关押的红军和贫苦农民，分发食盐、布匹和铜元，救济贫困，为群众谋利益。在攻打缙云壶镇时，因洪水猛涨，唯一的通道贤母桥被敌封锁，红军依然英勇无畏、奋勇向前，组成敢死队，身披湿棉被，发起一次次冲锋。红军虽因桥面狭窄、敌火力猛烈且有援兵而未能功占壶镇，但充分表现出忠于使命、勇往直前的精神。

　　可见，浙西南早期党组织和红十三军的斗争，开始孕育忠于使命、奋勇向前、为群众谋利益和依靠群众的革命精神。

　　二、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铸就了浙西南革命精神

　　1934年6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面临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为掩护中央实施战略转移，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奉命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简称先遣队），北上行动。在中国革命面临严峻考验之时，先遣队肩负起孤军深入敌后，吸引、牵制敌人，减轻中央苏区压力，掩护中央实施战略转移的神圣使命。面对严峻的形势、敌后恶劣的环境，先遣队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忠于使命，敢于挺进，于7月7日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北上行动。其中8月下旬至9月初，转战到浙西南的庆元、龙泉。先遣队占领庆元县城时，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根据群众要求镇压欺侮群众的反动军警和地主恶霸，向贫苦群众分发土豪劣绅的粮食和衣物，救济贫困，为群众着想，为群众谋利益。在庆元县竹口，先遣队与“追剿”而至的国民党武装狭路相逢，红军指战员奋勇向前、英勇杀敌，取得大胜。转战龙泉时，先遣队设立随军银行，派员挑着银元换回向群众购买物品的苏维埃纸币，一元换一元，不打折扣，不让群众受损失，被群众称为“仁义之师”。

　　10月17日，在先遣队浴血转战的掩护下，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长征。11月上旬，先遣队奉命与赣东北的红军第十军合编为第十军团，对外仍称北上抗日先遣队，继续北上行动，策应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但由于兵力过小和“左”倾错误影响，1935年1月，先遣队在江西怀玉山地区遭国民党军重兵包围进攻，指战员大部牺牲，仅粟裕、刘英率先头部队突出重围，北上行动失败。突围转移到赣东北的先遣队余部，临危受命，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简称挺进师），进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战略策应主力红军长征。2月下旬，挺进师组建完毕，全师538人，在师长粟裕、政委刘英率领下，誓师挺进浙江。此时，全国革命形势正处于低潮，“长征中的红军主力处于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击之中，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广大白区的工作均陷入困境，国民党军继续以堡垒战分割东南各省苏区，对红军进行分进合击，闽浙赣苏区和红军游击队处于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进剿’之中。”而浙江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心，是包括蒋介石在内众多国民党高层的老家，是国民党赖以支撑“剿共”军费的主要来源地，是国民党着力打造的所谓模范省；浙江自1922年建立中共组织，至1927年6月建立中共浙江省委，在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省委屡遭破坏、先后换了10任书记（代理书记），其中8位书记和15位委员以上领导人牺牲，迫使中央于1929年4月撤销浙江省委建制，以免继续遭受更多的损失；党在浙江先后发动和领导了遍及50多个县的60余次武装斗争，均遭镇压，甚至红十三军的武装斗争也已遭镇压，全省党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面对严峻的形势，面对特别恶劣的环境，在先遣队失败的阴影下，在毫无依托和接应的情况下，挺进师指战员坚决执行党的指示，忠于使命，敢于亮剑，勇往直前，肩负起为全局作牺牲的悲壮使命和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誓死挺进浙江。挺进师穿越国民党军重重封锁线，艰难转战，途中因叛徒出卖遭敌袭击，电台被毁，与中央和上级失去联系，陷入孤军弱旅浴血奋战的境地，全体指战员抱定牺牲之心、决死之志，义无反顾地执行党的指示，忠于使命，勇往直前，誓死挺进浙江。

　　3月上旬，挺进师进抵崇安县车盆坑一带，开始实行正规战到游击战、正规军到游击队的战略转变，实事求是，创新求变，建立政委会、整训部队，以适应游击战。4月下旬，在庆元县斋郎抗击被吸引而至的浙、闽两省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以500之众迎击3000余敌，敢于亮剑，善于挺进，取得大捷，打开进入浙西南开辟根据地的通道。

　　5月10日至11日，挺进师乘胜挺进至松阳县安岱后、斗潭一带，受到“青帮”（进步群众组织）群众的欢迎和支持。挺进师即以此为依托，团结“青帮”，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分兵创建根据地。挺进师公开提出“打土豪，开仓济贫，帮助群众战胜饥荒”，每到一地首先消灭国民党区乡武装和地方反动势力，摧毁反动基层政权，然后发动群众，开仓济贫，打土豪分发浮财，救济贫困，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和组织群众投身革命。挺进师把群众工作视为生命线，要求所有干部战士都开展群众工作，学会打游击和做群众工作两套本领，甚至规定干部战士每天写若干条宣传标语、找若干个群众谈心。挺进师处处为群众谋利益，时时为群众着想，发动、组织和依靠群众，植根于群众，使其不可能的任务变为了可能。

　　7月下旬，挺进师主动出击，开展八一大示威行动，分兵袭击大小城镇19个，缴获长短枪100多支、轻机枪2挺，扩充红军400余人，筹集军饷数万元，把革命烈火烧到浙赣铁路线。挺进师指战员忠于使命，勇于挺进，不惜“引火烧身”开展八一大示威行动，发展革命形势，以期战略策应长征。在挺进师和地方游击队的武装斗争保障下，浙西南军民迅速创建革命根据地，掀起浙西南革命高潮：“红军所到之处，都有大批群众簇拥着，复仇的呐喊声、胜利的欢呼声山鸣谷应，日夜不绝。”根据地普遍建立党组织、苏维埃政府、地方游击队以及农民协会、互救会、妇女会、儿童团等革命群众组织，党组织、苏维埃政府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到处是分田分地的繁忙热烈场面，挺进师部队也发展到1000余人，扩编为5个纵队。

　　浙西南革命，深深触痛了国民党中枢神经，成了国民党的心腹大患，国民党必然不惜代价、全力“清剿”。9月19日，以第十八军为主力约七万兵力的国民党军开始大举“清剿”浙西南。面对数十倍敌人的大举进攻，面对九死一生的严酷斗争环境，仅千余人的挺进师，敢于亮剑，英勇无畏，并且实事求是，创新求变，创造性地实行“敌进我进”反“清剿”方针，留下第二、五两个纵队在根据地内坚持，其余主力跳出敌人包围圈，挺进敌后，吸引、调动国民党军。

　　10月，根据地遭敌血洗后，幸存的红军分别向龙（泉）浦（城）边境转移，被第二纵队政委洪家云集结到30余人。虽然与群众的联系被切断了，但他们忠于使命，以坚定的信念、必胜的信心誓死坚持，在深山密林中躲过敌人一次次“追剿”搜捕，挖野菜、采野果充饥，野菜枯了，野果没了，就挖苞萝（玉米）根煮汤喝，挖鼠穴寻找食物，以此求得生存、坚持斗争。12月底，趁敌换防之机转移到遂昌、江山边境，依靠群众与跳出包围圈吸引牵制敌人的第二纵队四支队余部会合，部队集结到50余人，坚韧不拔地在遂（昌）江（山）边坚持斗争。

　　1936年2月，进入敌后的挺进师主力，与闽东党组织和红军取得配合，在闽浙边站稳脚跟后，粟裕率部广泛游击，并返回浙西南寻找失去联系的第二、五纵队。此时，第二、五纵队余部建立了自江山县周村到遂昌县湖岱口的小块游击根据地。4月，该游击根据地又遭“清剿”，洪家云等相继牺牲，队伍仅剩下20余人，转移到龙（泉）浦（城）边境，始被粟裕率部找到，从而归队。6月，“两广事变”爆发，国民党第十八军调离浙西南，浙西南军民坚持8个多月的反“清剿”斗争结束。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立即抓住敌情暂时缓和之机，加快推进革命形势发展，重建中共浙西南特委和挺进师第二纵队，由粟裕率领返回浙西南，恢复浙西南的工作，逐步形成龙（泉）浦（城）江（山）遂（昌）边游击根据地。12月，国民党加紧部署南方的军事“清剿”，欲在抗日高潮到来之前消灭南方的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调集约10万兵力“清剿”闽浙赣皖四省边区。面对近百倍敌人的大举进攻，挺进师指战员求是创新，无畏挺进，坚决开展反“清剿”斗争，创造性地“把隐蔽精干、保存力量同机动灵活、积极作战的方针统一起来”，并针对敌人的大拉网战术，实行“化整为零”游击战术，融入群众，“与敌人相向对进，易地而战”，国民党军梳过来，红军钻过去；国民党军要红军的山头，红军就要国民党军的后方，使国民党军大拉网式“清剿”毫无所获。

　　1937年4月，在反“清剿”斗争中，粟裕率部活动至遂昌、宣平、汤溪边区，与谢文清所率之部会合，巩固和建设遂（昌）宣（平）汤（溪）游击根据地。此时，在浙西南形成了龙（泉）浦（城）江（山）遂（昌）边区和遂（昌）宣（平）汤（溪）边区为中心区域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根据地群众不惜冒着生命危险，积极保护、支持红军，甚至连小孩都知道为红军通风报信，积极为红军送粮；红军紧紧依靠群众，并根据形势自觉调整斗争策略和政策，依托根据地灵活机动地开展反“清剿”斗争，使国民党军的“清剿”始终“未奏肤功”。

　　9月，率部活动在遂（昌）宣（平）汤（溪）游击根据地的粟裕，从形势和传闻中分析并证实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之情，立即向遂昌县当局发出合作抗日建议书。9月18日，遂昌县当局复函，要红军派全权代表到县城东郊的金岸“接洽”。粟裕等对革命事业极端负责，以高度的革命警惕识破对方欲收编红军的阴谋，坚持要对方到根据地谈判。10月14日，遂昌县当局代表抵达根据地中心门阵村，粟裕派谢文清、刘清扬与之举行合作抗日和谈，达成协议，挺进师三年游击战争结束，浙西南进入全面抗战新阶段。

　　源自中央红军的先遣队和挺进师指战员，带着中央苏区精神，带着中央红军的品格，挺进浙西南，与浙西南人民并肩战斗，在开创浙西南这个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重要战略支点的过程中，以坚定的信念、必胜的信心、一往无前的勇气、坚韧不拔的意志、求是创新的思维，为了群众、依靠群众、与群众生死与共的行动，铸就了浙西南革命精神。战略策应长征这一为中国革命全局作牺牲的悲壮使命，铸就着浙西南革命精神誓死忠诚使命的不朽灵魂；国民党统治腹心这一极端恶劣的斗争环境，铸就着浙西南革命精神求是创新、奋勇挺进的坚韧意志；孤军弱旅、经费断绝、毫无接应和依托这一艰难困苦的斗争条件，铸就着浙西南革命精神植根人民、依靠群众的赤诚初心。

　　三、抗日救亡和独立坚持斗争发展了浙西南革命精神

　　1937年12月，中共浙西南特委重建，以浙西南抗日救亡工作团的名义，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同时，一大批沦陷区的中共党员、进步青年撤退到浙西南，投身抗日救亡。1938年3月，浙江的红军主力编入新四军，由粟裕率领开赴皖南前线抗日；刘英率一批骨干留在浙江开展抗日救亡和党的工作。在中共组织的帮助和推动下，浙江省政府颁布实施以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基础制定的《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推动了浙江抗日救亡工作。

　　1939年3月，中共浙江省委领导机关从温州迁驻丽水城内，直至1941年4月才迁回温州。1939年4月2日至3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身份视察东南抗日前哨工作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到浙西南的云和县小顺视察浙江省铁工厂，为工人作抗战演讲，激发了浙西南民众的抗战热情。4月5日，省委领导成员集体到金华听取周恩来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周恩来对党在浙江工作的指示。浙西南的中共党员、进步青年，以抗日救国为己任，以战时政治工作队员、乡村建设指导员等公开身份，深入城乡，广泛发动群众，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掀起了浙西南抗日救亡高潮，使浙西南成了浙江抗战的大后方。

　　共产党人忠于抗日救国的使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与曾经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国民党合作，发动、领导和依靠群众，全力投入抗日救亡工作，发展着顾全大局、忠诚使命和依靠群众、植根人民的革命精神。

　　1941年1月，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浙西南白色恐怖尤为浓重，大批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被捕、被迫自新脱党，基层中共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抗日救亡运动横遭扼杀。共产党人置生死于度外，转入地下斗争，采取单线联系，全力恢复、巩固组织，坚持抗日救亡和革命斗争，发展着忠诚使命、求是挺进的革命精神。

　　1942年2月，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被捕（5月牺牲），省委遭破坏，浙西南中共组织失去上级领导。国民党顽固派妄图借此彻底摧毁浙江的中共组织。同月，中共遂昌中心县委机关驻地遭国民党武装袭击，书记曾友昔负伤，尽管被党员群众千方百计转移、隐蔽、保护，终因环境过于恶劣、缺医少药，于3月7日牺牲，中心县委遭破坏。5月，转移途经遂昌县山井村的中共闽浙边委机关遭国民党武装袭击，书记张麒麟为掩护同志突围而牺牲，边委遭破坏。在此革命斗争陷入困境之时，幸存的三名闽浙边委委员召开党员骨干会议，吊唁烈士、坚定信念、增强信心,组建中共闽浙边临时委员会（简称边临委），独立坚持领导开展革命斗争；重建中共遂昌县委，以白马山区为中心坚持斗争。从此，活动在浙西南的中共处属特委、闽浙边临委、浙南特委在失去上级领导的情况下，在日军入侵、国民党“剿共清乡”日益严厉的恶劣环境下，分别独立自主地长期坚持领导开展革命斗争，下属组织及其党员深入群众、依靠群众，坚忍不拔地坚持革命斗争，发展着忠于使命、勇于担当、依靠群众、求是挺进的精神。

　　1944年春，处属特委、闽浙边临委先后与浙东区党委取得联系。在浙东区党委的工作指导和经费支援下，处属特委大力开辟新区；建立武装，保卫党的基本地区；开仓分粮，救济灾民，帮助群众度过灾荒，革命形势出现新局面。闽浙边临委实行干部“群众化、社会化、职业化”，开展生产自救和群众工作，依靠群众走出困境，革命斗争从此再未遭受重大挫折。这发展着求是挺进、植根人民的精神。

　　1947年春，闽浙边临委和处属特委实事求是，不断挺进，根据斗争实际，合并组建新的处属特委，统一下属组织的领导，干部统一使用，集中和加强革命力量。1947年8月，中共浙东工委与处属特委联合建立浙江壮丁抗暴自救军第三总队，共同开展游击战争，在浙江省保安队和缙云、丽水、武义、永康四县国民党武装大举“进剿”下，兵分两路开展游击战，一路转战丽水、云和、松阳、遂昌、宣平等县，一路转战武义、永康、义乌、浦江、金华、汤溪等县，推动各县的革命武装斗争。这又发展着实事求是、奋勇挺进的精神。

　　随着武装斗争的深入，浙西南各地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不断被削弱和摧毁，革命政权和“白皮红心”政权逐步建立和发展，处属特委相继建立五块大小不一、相互联络通畅的游击区域，形成解放战争中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党组织根据各自实际开展群众工作和根据地建设，深入群众、依靠群众开展武装斗争，至1949年4月，在浙西南形成了农村包围城镇的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了求是挺进、植根人民的精神。1949年4月26日，松（阳）宣（平）遂（昌）人民游击支队解放松阳。5月8日至17日，浙西南党组织领导的游击队、武工队、民兵配合解放大军解放浙西南全境，迎来革命的胜利。

　　共产党人忠诚于抗日救国使命，不计前嫌与国民党合作，深入发动、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在失去上级领导、遭受日军蹂躏和国民党“剿共清乡”的恶劣环境下，勇于担当，独立自主地长期坚持革命斗争，融入群众，与群众生死与共，依靠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推进革命进程，发展了忠诚使命、求是挺进、植根人民的革命精神。

　　（作者单位：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