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中，在北京的一批处属（原处州府所属各县）学生，也参与了在天安门的集会游行和火烧赵家楼等行动，其中就有当时在北京中国大学读书的缙云横路章人王惟英和在盐务高等大学读书的缙云靖岳人丁绍鹤。6月3日，为营救被捕学生，王惟英参加救国宣传队伍，到正阳门天桥一带向市民宣传，被推为北京学生联会代表，在参加与北洋政府的谈判时，被军警拘禁于前门外右区署。当局为逼学生们屈服，将学生们与死囚一起绑赴刑场，陪斩两次。但这些青年学生宁死不屈，以绝食相抗。在全国各地学生和爱国工商业者的响应和支持下，北京当局最终被迫释放被捕学生。
旅居外地的处州人也对发生在北京的爱国运动给予了积极的响应。1919年5月24日，旅沪（上海）处州同乡会通过《民国日报》通电全国，除号召使用国货，拒用日货外，还呼吁组建中国人自己的公司生产国货，号召有识之士出资兴办工厂，以实业救国，希望“无力者储金一元，数目不嫌其少，殷富者投资百万股，分不嫌其多，集腋成裘，众擎易举，所谓救国，所谓实业，皆不外于是矣。”
6月，“五四”运动从大中城市，波及至浙西南山区的处属各县。在丽水的浙江省立第十一师范、第十一中学与处属十县联立女师、处属联立蚕桑学校等积极响应“五四”爱国运会，在丽水宣传“五四”运动，并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师生们罢课游行、分发传单，在梅山背、大水门溪滩等地烧毁日货，成为浙西南山区得“民主与科学风气之先者”。为平息这场“五四学潮”，在丽水的省立第十一师范、省立第十一中学等学校提前放暑假，让学生返乡，希望以此能分散学生力量，尽快平息事态。
这些受“五四”爱国思想影响的在校学生返回家乡后，他们尤如“星星之火”，将“五四”运动的“火种”带到处属各地，使“五四”运动的风潮迅速遍及各县城乡。
缙云五云镇的县立第一小学、鼎湖的县立第三小学、壶镇的县立第四小学、新建的在文小学师生和从外返校的缙云籍学生二百余人，在县城西乡多公所集合，成立缙云学生联合会，推选陈恍、应作良等9人为总干事。师生们经与缙云县县长汤赞清、商会会长叶玉生交涉后，举行游行，呼口号、贴标语、烧日货，声援北京学生。
叶蕃、范治、叶芹等34名遂昌籍留括（丽水）学生返乡后，效仿上海的抵制日货组织“救国十人团”，成立“遂昌十人团”，并向各学校、教育会、商会、农会等机关寄送了《留括学生上遂昌各机关书》，提倡使用国货，开展抵制日货行动，并“每于假日就地演说”，唤起民众觉醒、同仇敌忾。与此同时，遂昌县城内的高等小学师生在大礼堂召开全校爱国运动大会，由从外地返乡的学生范应登台演讲，他慷慨激昂，痛斥了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的卖国行为，台下听众无不义愤填膺，群情激奋。会后，学生三五成群回乡向家人亲友邻居宣传爱国思想，呼吁抵制日货。遂昌大拓镇，地处偏僻，风气不开，杭州、丽水等地的学生回乡后，就到镇学堂向学生宣传大城市的情况，传阅带回的进步刊物，提倡新文化，宣传新思想。学生们还上街游行，并捣毁寺庙中的佛像，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反封建精神。
从省立第十一中学、第十一师范两校返回松阳的学生，接到暑假回乡同学会的通知，与松阳毓秀小学的教师，召集各机关、学校和返乡学生齐集孔庙明伦堂，有几位曾留学日本的教育界人士，上台介绍日本的情况，揭露日本将劣质商品倾销给中国，换回中国粮食的行径，号召大家抵制日货，严防奸商将粮食外运。大会上决议成立松阳各界爱国会。会后，大家来到大街上游行示威，学生队伍到南门码头民船上检查日货，将查获的日货盖上检查戳记，不许再运行销售，如下次再查获日货则要没收烧毁。一次，日货检查队在一民船上查获地主徐登清的几百石大米，大家怒不可遏，要找徐登青问罪，徐登青闻风逃往外地。经过一个暑假的检查，松阳市面上的日货逐渐减少，直至绝迹。
两名温州学生到青田县城的敬业小学，宣传“五四”运动，发动2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张贴标语，并检查商店、码头，没收、烧毁一批日货。
通过这些检查烧毁日货的行动，使抵制日货逐渐深入人心，即使在1919年后，抵制日货的行动还持续在处属的一些地方开展。1923年，龙泉县城的县立完小和养真小学的高年级学生组织成立青年学生联合会，在进步教师的指导带领下，上街演讲，张贴标语，抄查商店里的日货，把抄查出来的白糖、草席、海带等日货，投入瓯江或当众在街头烧毁。学生联合会还多次组织高年级的学生到济川桥等地演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两校学生还轮流到码头值勤，严格检查船只，发现日货，尽行没收。安仁、小梅、八都、道太等地学校的高年级学生也纷纷响应。
“五四”运动后，在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下，浙西南各地民风渐开，进步青年积极寻求救国救民道路。曾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云和人魏兰，在7月2日的《民国日报》上发表公开信，表达他的救国救民思想。在信中，魏兰揭露了北洋政府以国家的铁路、矿产、土地税等为抵押，从日本等国借款，使国人背负沉重债务，认为“借债越多，亡国愈速”“今者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学商各界同心协力不一月而国贼去”，“欧约签字，因宜力争也，而四万万之地丁借款，尤宜力争，三万万之日金速筹还也，……伏望四万万同胞同心同德，速挽狂澜。”
新文化新思想也逐渐进入封闭的山乡，松阳学校的教师开始教授白话文，学习注音字母，县政府文教科购置了一台留声机和一套汉语拼音唱片，供民众学习国语。1922年，曾受“五四”思想影响的浙江医专毕业生宋仲敏回乡在松阳钟楼脚有设医院，并组织一批进步青年知识分子，成立了“启新社”，购置《新青年》《解放》等进步刊物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利用晚间学习传播共产主义思想。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启新社”成立反帝委员会，上街下乡宣传帝国主义的暴行，在城隍庙演出新话剧，将所得收入和募捐所得五百余元汇至上海反帝运动委员会，作为支援上海工人罢工费用。在“五四”运动和进步报刊的影响下，处属一大批知识分子赴外地投身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许多进步青年奔赴广州报考黄埔军校，涌现出麻植、蔡鸿猷、季步高、李逸民、吴玠、孟卿、唐公宪等一批优秀的青年革命家，为中国早期革命做出重大牺牲和贡献。
（作者单位：丽水市档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