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士人南迁带来的制瓷技术和贸易

　　1.早期青瓷发展

　　1976年查田下堡出土永初元年墓葬品中有“鸡首壶”“鸡冠壶”等8件青瓷，皆灰胎青黄釉，应当是龙泉青瓷的早期产品，说明早在三国两晋时期龙泉地区就已经开始烧制青瓷。隋唐以来龙泉青瓷出土较少，近期大梅村叶弄出土的两个晚唐时期青瓷碗碎片，其胎质粗糙，釉薄色差，制作粗糙。可见五代以前龙泉青瓷还比较落后，烧制规模也很小。

　　2.五代以来士人南迁与制瓷技术变革

　　自唐末黄巢起义和五季之乱，北方战乱不断，大量北方士人迁入龙泉各地，尤其是瓯江沿岸的盆谷间人口大量增加。据《新唐书》载，龙泉唐代属中县（唐代2000至5000户为中县）；《元丰九域志》则称龙泉为望县，其主要参考了北宋太平兴国年间乐史修撰的《太平寰宇记》，说明很可能在北宋初年龙泉就是望县。另外从笔者近年来对小梅、查田地区古村落遗址的调查发现，这些古村落遗址很少或几乎看不到唐代遗留的青瓷碎片，却发现了数十处遗存有五代时期青瓷碎片的古村落遗址，也证明了这一时期人口的大量增加。

　　五代以来迁入龙泉的大部分都是自中原或自中原经浙北、浙东余姚一带迁入。如管氏唐末自金陵（南京）经江浙迁入龙泉石马岗、季氏受钱王命守栝苍始迁龙泉蜚溪、吴氏唐末自余姚始迁龙泉松源乡；特别是五代初期东海郡公琳公自余姚迁到黄南鲍家庄的鲍氏，据其谱记载与宰相鲍君福同宗,明成化《处州府志》鲍彪传就称其为“忠壮公君福之裔”，这一家族可能对龙泉青瓷的发展影响巨大。

　　余姚鲍氏是五代时期一个显赫家族，自黄巢起义以来，全国各地起义蜂起，地方割据逐渐形成。鲍氏一族就跟随钱镠征战四方，特别是鲍君福历任衢州应援指挥使、衢州刺史。鲍君福在衢十二年，后迁湖州，累迁至保大、保顺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兼侍中（宰相），使得鲍氏家族在吴越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处州自广明元年（880）遂昌人卢约聚众响应黄巢起义，中和元年（881）攻占处州，自此割据26年。后梁开平元年吴越王钱镠派子传瓘、传璙攻占处州，因此琳公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时候作为吴越臣子跟随传瓘、传璙自温州（其大哥琯公迁居永嘉）攻占处州后，为有效控制新纳入的领地而驻守当地。且距离黄南不到百里就是与闽国交界的地方，当时是双方对峙的重点地区，鲍君福作为钱镠的心腹干将，又驻守临近衢州，由其族人驻守浙闽要地是最恰当的。乾隆《龙泉县志》《鲍氏宗谱》均有记载：在三都查田有鲍君祠，供奉鲍君福。这或许就是当时人们为了纪念鲍氏一族对保护一方安宁所做贡献的纪念。

　　黄南鲍氏也是南乡的开拓者，据其谱中《龙泉派宗谱原跋》记载：“遂于所居之处南大梅等处开垦，广延百十余里，于今最蕃衍”。可见黄南、大梅、小梅、查田周边基本处于鲍氏一族控制当中。而鲍氏祖籍所在的余姚则是著名的越窑所在地，作为当时的显赫世家，必定会从原籍带来大量部下或家丁，作为生活必需品，青瓷匠人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匠人很有可能就分散在大梅、小梅等附近生产青瓷器，这与当地出土的五代青瓷与越窑高度相似的情况相符。在大梅、小梅等地古村落遗址发现了一种新类型的窑址，即在砖瓦窑中搭烧青瓷器，可能是早期需求不是很大的情况下的生产方式，可能也是早期龙泉只见青瓷不见窑址的原因。正是这些越窑匠人的加入，使得龙泉青瓷相对之前有了很大的提升，甚至可以称之为变革。这或许就是这一带之所以称为革化（意即变革）里的原因。品质的提升必然会带来需求的提升，随后匠人们在金村、杨岙头等有优质瓷土和丰富燃料的地方建起龙窑进行规模化生产。据乾隆《龙泉县志》记载：“五代贞明五年( 919年)龙泉金村、刘田等地制瓷作坊已具规模”，这是龙泉青瓷规模化生产的开始，为宋元时期作为世界最大出口基地奠定了基础。

　　五代时期也是龙泉青瓷作为贡品进贡皇室的开始，这可能跟黄南鲍氏有很大关系。作为宰相家族成员，为了维系与皇族的关系，请最精良的匠人，烧制精品进贡吴越国钱氏也是很自然的事。庄绰的《鸡肋编》对此就有相关记载：“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需索，龙泉青瓷益加工巧”。近年出土的一件淡青釉罐，其外壁釉下写着：“天福元年（936），重修窑炉，试烧官物，大吉”字样，证明当时确实有烧制贡品。

　　二、龙泉青瓷贸易的开端

　　一个产业的规模化需要贸易的支撑，随着龙泉青瓷烧制技艺的变革和作为贡品进贡朝廷带来的影响力必然会带来贸易量的增加。这一时期龙泉人口大量增加，给两宋龙泉文化带来繁荣的士大夫阶层也处于形成初期，富有文化底蕴的仕宦家族对产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可能也是龙泉青瓷快速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著名窑系的重要原因。随着这批士大夫阶层的发展，以龙泉为基地，外出仕宦的过程通过其影响力和家族实力也增加了青瓷的影响力，快速扩大了青瓷贸易的范围。特别是鲍氏一族不仅在生产基地有巨大影响力，可能也从当时就是重要出口基地的余姚带来了海上贸易资源，而且其长房琯公一支也是当时重要的贸易中转港口永嘉当地的显赫家族，不仅如此，鲍君福之子鲍修让还是福州节度使，可见其家族当时对东南沿海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也必然会影响海上贸易。因此这一时期龙泉青瓷可能就已经有海外贸易的产生。近代以来，在非洲、中东等地相继出土了大量五代时期青瓷的碎片，现有研究一般都将其归为越窑，这当中可能就有部分与越窑高度相似的龙泉青瓷。北宋时期龙泉青瓷贸易不仅遍布国内，如江苏溧阳李彬夫妇墓（元祐六年）、四川阆中陈安祖夫人墓（崇宁四年）、温州白洋塔（政和五年）等地都有出土龙泉青瓷，处于西南的桂林在旧城改造时也出土了不少北宋时期青瓷残片，证明龙泉青瓷贸易在当时已经扩散到全国各地。海外贸易也已经遍布东南亚和非洲地区，如菲律宾出土的北宋多管瓶、东非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少量北宋刻划花碗、荷花碗等证明这一时期龙泉青瓷已经出口到东南亚和非洲北部地区，将来或许会有更多发现。

　　三、航运的建设

　　1.温处间交通的建立

　　牛门岗、兰巨、查田等地出土的新石器证明，瓯江沿线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是浙闽间的重要通道。及至后世，无论是吴越还是汉朝、三国两晋直至唐代置龙泉县，人类在当地的发展都是自北沿着沿海向南发展至温州，再沿瓯江上溯发展。可见瓯江作为温处母亲河，历来都是连接两地最主要通道。特别是五代时期这里地处吴越国与王审知的闽国交界处，又是闽越两国内陆交通的咽喉，自然是双方对峙的焦点。这一时期吴越国开通了一条龙泉经小梅、新窑到松溪（当时属龙泉县松源乡，后被王审知夺走）前线的陆路通道。这一条通道的建立，为这一带的开发和人口增加提供了条件，为后来的浙闽间贸易起到连接作用，也客观上促进了瓯江航运的发展。

　　2.造船业

　　自古以来，龙泉、松溪、浦城等浙闽两地的用盐都是从温州港通过瓯江水运运至浙闽两地，再将木材、青瓷等等当地货物放运至温州交易。随着人口的增加贸易量也相应增加，逐渐发展出造船业。《浙江通史·隋唐五代史》称：吴越国在湖州、越州、婺州、栝州等地设有造船基地。这里的栝州指的就是处州，说明早在五代时期，为了应对瓯江航运的发展，处州地区就有相当规模的造船业。栝州作为山区，与湖州、越州等航运发达地区并列为造船基地，必然有巨大需求才可能有这样的规模，这很有可能与五代时期龙泉青瓷进贡和贸易产生的航运需求有关。

　　3.航道建设

　　瓯江属山区小流域河道，水流湍急，溪中礁石林立。宋代遂昌人龚原在《治滩记》中就称瓯江：“暗崖积石相蹙成滩，舟行崎岖动辄破碎，盖尝变色而惴栗失声而叫号”。为改变这一船运弊端，龙泉县令主持疏浚龙泉溪，历时6个月，治滩八十余，终使河道畅通，“尽成安流，舟昼夜行，无复激射覆溺之虞”，至此，龙泉溪终于成了当时温处间的“高速公路”，通航能力极大提高。

　　近年来在骆庄、黄南、查田等地发现的古代拦水坝，说明当时的先贤们不仅疏浚河道，还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在龙泉至小梅一段水流湍急的地方修建低矮舒缓的拦水坝，一方面拦水引流灌溉农田，一方面又可以减缓水流和洪水对河道的冲刷，以利于耕作和航运，增加了龙泉至小梅一段的航运能力，为龙泉青瓷贸易的大发展打下了航运基础。

　　作为税收的重要来源，当时地方政府也相当重视航运管理，为青瓷航运提供服务，特别是在朝贡互市的洪武年间，政府深度介入青瓷航运。如《处州府志》载：“韩时中，洪武末同知，廉洁公平。督运海舟青器，措置得宜，民心悦服”。这说明当时的青瓷航运不是由龙泉管理，而是直接由处州府的副手同知管辖，管理级别之高说明当时地方政府对青瓷贸易的重视。

　　4.码头

　　自五代起的青瓷贸易自然离不开码头。2016年11月至2017年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金村码头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发现。考古发掘表明，金村码头规模面积庞大，约有1000平方米。码头遗址共分为五级，由南向北依次增高，第一级长48.5米，第二、三、四、五级长分别为31米、32米、20米、24米。

　　对于码头的始建年代、延续时间，考古发掘报告根据出土遗物大致判断，其年代应为北宋至民国。伴随码头遗址出土大量北宋中期至明代青瓷碎片，说明至少在北宋期间，金村码头已经开始承运青瓷。事实上北宋以后随着龙泉窑生产规模的扩大，运输青瓷的码头也在增加，南区主要有小梅、官桥、查田、溪口、茶丰等。

　　（1）小梅码头：小梅码头主要承接浙闽间的贸易中转，是瓯江上游重要的码头节点，也是小梅一带青瓷外运的起点。小梅码头从古代直到解放初期都非常繁荣，贸易量巨大，在周边有很大的影响力。经历千年的码头还传承了在处州地区不多见的妈祖文化，保存至今的码头边的天妃宫就是最好的实证。妈祖是中国东南部沿海最知名的海神，护佑着船运商旅的平安和商业兴隆，是船员和贸易商最信奉的守护神。自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宋高宗封“灵惠夫人”成为朝廷承认的神灵，遂在福建、浙江、广东、台湾、琉球、日本、东南亚等地传播。小梅的妈祖信仰很有可能就是在当时青瓷贸易的背景下由船员传入的。

　　（2）官桥码头：官桥码头位于大梅溪与梅溪交汇处，距离大窑约7.5公里。自大窑村沿着大梅溪一路往西都很平缓，是大窑青瓷所有外运中唯一不需要翻山越岭的一条路线。在宋代独轮车已经相当普及的情况下，这是一条非常适合的运输路线。笔者近年的野外调查也证实，这一路沿线是当时最为繁华的一带，当地一直流传着十里长街的说法。因此官桥码头很可能就是大窑龙泉青瓷外运最主要的码头。码头附近现在虽荒芜，但在宋元明初都有大量居民，目前已知的有金氏、叶氏在附近居住，遗留下大量建筑遗迹。官桥码头边上有一座古寺遗址，综合成化《处州府志》记载和作者实地调查推测，这座寺庙叫明慧寺，始建于太平兴国三年（978），位于大梅溪与梅溪交界处东南侧的小山坳内，坐南朝北，临大梅溪而建。从遗留的遗迹看，明慧寺规模宏大，自下而上有山门、石筑台阶、上下四级大殿。第一级大殿东西长约20米，南北宽约12米，建筑面积约240平方米。其右两侧建有厢房长廊，长约35米，进深约7.5米，可能是僧侣生活用房。明慧寺总面积约2000平方米，可以说是建筑规模巨大。从遗址遗留下的青瓷器碎片看，最早的年代为五代时期。一些青瓷碎片制作精美，等级也相当高，据说在民国年间曾经出土过仿造良渚时期礼器玉琮的南宋琮式瓶。从现有遗址看，明慧寺建筑考究，遗留的石台阶鹅卵石铺就，工整异常，两侧石墙虽经千年亦相当工整。从大殿西侧发现的一块精美的兽脊瓦片，有兽脊的建筑在当时是相当不错的，由此也可看出当时建筑的雄伟气派。从其建筑规模、出土器物等级和建筑等可以看出，明慧寺必是商贾巨富或有官方参与的情况下建成的。

　　（3）查田码头：查田码头现已无存，在古代也是较为重要的青瓷航运码头。从笔者近年来的调查看，查田至大窑的杨岙头之间有两条青瓷古道。一条自大窑经高际头村口翻越梅岭（梅岭最高处有一个梅岭亭现在还在，旁边还有一个烧茶亭已无存）过卢溪到查田码头；另一条自杨岙头经黄弄过卢溪到查田码头。

　　（4）溪口码头：溪口码头主要承接溪口至墩头一带数十处窑厂生产的青瓷器航运，装运量也不少。

　　（5）茶丰码头：具体位置可能在蜚溪和梅溪交汇处附近，具体承接杨岙头（经石隆至茶丰）和石隆一带窑厂的青瓷航运，是南区最下游的重要码头。

　　四、13至15世纪初世界最大的出口基地

　　龙泉窑青瓷经过五代和北宋的草创时期，到了南宋早中期，自身特色越发明显，并发展出了以黑胎、紫口铁足为特色的哥窑和以梅子青为代表的弟窑两大窑系。由于龙泉哥窑青瓷烧制技艺的快速提升，深受市场欢迎；又随着航运河道的疏浚，码头的建设，大大提升了青瓷航运能力，为南宋后期至元代龙泉窑青瓷海外贸易大发展创造了条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龙泉窑窑址从五代到北宋早期26处快速增加到242处，南宋晚期至元代达到巅峰的330处，元末明初虽有所下降也还有280处，至明中期223处。如此巨量的窑址充分说明当时产量极其庞大。这一时期不仅生产规模庞大，还吸引了不少豪门世家的参与，如在叶坞底等处曾出土过一些底部刻有“石林”字样铭文的宋元期间青瓷片。“石林”正是南宋初年著名词人、户部尚书、江东安抚司大使叶梦得的号，“石林”也是叶氏一个著名的堂号。叶梦得祖籍处州松阳县，而龙泉叶氏几乎都来自松阳。结合出土的“石林”字样瓷片，说明叶梦得一族参与了龙泉青瓷的贸易或生产。又如“清河”“清河制造”可能就是指两宋时期龙泉世家大族“清河张氏”。现存英国伦敦维德博物馆的一个大花瓶上则刻有“括苍剑川琉山...张进成烧造大花瓶..泰定四年...”铭文，直接证明有张氏参与。张氏自唐僖宗迁龙泉治平坊，其中有一支于北宋年间迁小梅、大梅等地成为大族。据相关宗谱记载大梅村有张府。又如近年在大坑黄巢寨曾经有人捡到有“上党”字样的模印，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现带“上党”字样的瓷片。黄南鲍氏即以上党作为郡望，这些产品很有可能就是鲍氏族人生产。以及现代考古发现的众多带有“顾氏”的窑系。除此之外，大窑姚氏（北宋年间余姚迁入）、大梅金氏（约北宋初迁入）、大梅贾氏（现有贾家地名）、大梅孔氏（现有地名孔家大院、孔山头，据说孔山头下还有古庙一座，是否是孔庙有待研究）、大梅和杨岙头等处的杨氏、黄南叶氏这些都是当时豪门大族，都深度参与了青瓷的生产与贸易。

　　从申浚等人的研究来看，自南宋晚期到明代中期，龙泉青瓷是海上丝绸之路最主要的贸易产品，每年巨量的贸易就是靠这数百座窑厂夜以继日的生产和瓯江航运不分昼夜的运输支撑的。当时的贸易量大到在如此多的窑厂生产下似乎还供不应求。当地民间传说，为了满足需求，36座大窑、72座小窑一起烧制青瓷，大火烧红了半边天。因为大火烧得龙脉支撑不住，108座龙窑瞬间垮塌，至此青瓷没落。这样的传说虽不可信，但近年来确定在大梅及周边一带发现大量（数量多无法统计）的砖瓦窑，甚至是碳窑搭烧青瓷。这一传统从五代就一直延续下来，并在宋元之际快速扩张，其产量亦不可估量，其生产的东西也几乎与窑厂生产的无异，甚至在大梅杉树湾一带发现的一座长度不超过5米的小型窑址中证实，在北宋末年就已经开始烧制哥窑产品，从年代上看比其他地方可能都早一些。这是否是某位商家为了研发更精美的产品而设立的“实验室”，哥窑是否源于此，值得认真研究。这一类型的窑址是大窑、金村等地规模化窑厂生产之外一支不可小觑的制瓷力量。这说明当时除了大窑、金村等地的工业区规模化生产外，周边的村落也几乎村村户户都在烧制青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这不仅丰富了青瓷贸易的货源，也是大窑、金村等地规模化制瓷最重要的人才储备。正是在这种全民制瓷的氛围下，龙泉青瓷才可能延续数百年不衰，最终创烧出弟窑梅子青，哥窑紫口铁足、冰裂纹等巅峰之作。

　　明初朝廷实行海禁政策，只通过朝贡体制与琉球、占城等进行朝贡互市，很多东南亚国家通过琉球中转进行青瓷贸易，但近乎配额制的朝贡贸易根本满足不了需求，琉球使者来华期间甚至还私自到龙泉购买青瓷，永乐二年（1404）就有使者“私赍白金诣处州磁器”。可以这么说，龙泉在南宋晚期至明中期近200年中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基地——世界工厂，是世界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起始地。

　　1.贸易带来的繁华

　　海量的贸易也给当地创造了巨额的财富，金村、大窑、小梅、大梅、黄南一带人口稠密，文化昌盛。大梅等地一直流传着十里长街的传说：“宋代官桥至大梅、大窑一带人口非常多，从官桥码头一直到大窑一路进去都是房子，街道足有十多里，家家户户都在门前挂着灯笼，异常壮观。当时大窑出了一个娘娘，乘船回娘家，舟行至官桥码头已是夜晚，娘娘与随行人员正是就着灯笼灯光走到大窑的。随行的惊异于如此偏远的山区怎么还会有如此繁华的城市，纷纷赞叹不已”。笔者近年来对大窑至官桥一带古村落遗址细致的田野调查证明，在宋明期间这一带确实异常的繁华。从目前对各个古村落遗址中各个时期的青瓷碎片分析，这一带五代至北宋时期古村落遗址有官桥、大梅古村、杨家碓、杨家湾、金钟垄、木竹湾、大坑、大栋垟、牛肚湾、等处，规模都不大，瓷片数量虽然不少但不占主流。到了南宋晚期特别是元明之际，从官桥码头到瑞相寺再到杨家碓、杨家湾、金钟垄、牛肚湾、燕窝地、大梅古村、金墙外、金墙内、屋后山、木竹湾、下坞、下坞对面、梅岭岭头、高际头、新亭、叶坞底到大窑都发现了这一时期的古村落遗址，而且遗址相较之前无论数量还是规模都大幅扩大，几乎每一处古村落都有大量元明时期青瓷器堆积，特别是大梅古村瓷片堆积甚多，似乎超出了生活所需的数量。这些古村落几乎首尾相连，从官桥一直绵延到大窑。大梅一带不仅古村落密集，豪门大家也集中，附近古寺林立，数量甚至超过了龙泉县城。作为大窑至官桥码头之间，又处于龙泉至庆元福建间邮路的重要节点，自宋以来一直在这里设有邮铺，说明是当时信息和物流的枢纽。大窑地域十分狭窄，又这么多窑厂，烧窑必然产生环境污染，因此不大可能有集市，而在大窑与码头之间的大梅很可能就是当时青瓷贸易主要的集散地。

　　不仅仅是大梅溪一带古村落密集，在小梅古村（圣安寺附近）、小梅后山绵延数公里都可以发现宋至明中期大量的古村落遗迹；骆庄、黄南至鲍家庄一带同样如此。从现有野外调查的古村落遗址数量和规模看，在南宋至明代中期，这一带的人口数量可能超过现在的数量。光黄南村就传说是一个三千人口的大村，在黄南周边发现的大量古村落遗迹也证明了这一传说的真实性，而现在黄南村只有人口一千多人，还有一些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新安江移民。

　　2.文化的繁荣

　　海量的青瓷贸易带来了巨额财富，这也给当地文化发展带来了坚实基础。这一时期小梅人文鼎盛，仅仅黄南鲍氏就有进士63人，特奏名进士30人，乡进士14人，荐辟5人，进士人数冠绝处州，入仕者多达200多人。这一时期也是龙泉科举最为昌盛的时代，据县志记载，仅两宋期间，龙泉就有进士248人，可谓是科甲蝉联，代有人出。有宋一代也是龙泉文化最为兴盛的时代，涌现出了很多注重实学、讲求实际的史学家、科学家。如对杜诗有深入研究并为其注释的鲍由和鲍彪，鲍由还是当时的藏书大家，而鲍彪则是用更科学的方法重新收集编排了《战国策》，并做了注释使之更加完善，除此之外还对某些篇章做了评比，即所谓“论是非、辩得失，而考兴亡”，充分体现了他的实用主义。宰相何执中发明库架阁。南宋鲍瀚之刊刻算经，主持制定了《开禧历》，是南宋期间较有影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叶大庆的《考古质疑》至今还是考古专业重要的参考书籍。明初叶子奇的《草木子》等都散发着讲求实际，追求科学的实证作风，这与永嘉学派“经世致用，义利并举”十分契合。这可能就是当时龙泉作为海丝贸易重要的生产基地和起始地，讲求实际，追求效率所影响而产生的。这种“事功”思想或许已经融入当时龙泉人民的血液之中。而永嘉学派创始人之一、永嘉人王开祖在北宋皇祐六年出任处州丽水县主簿，想必他对来往于瓯江的商船是有所感悟的。处于瓯江下游，青瓷贸易最重要的中转港永嘉港也应当深受这种讲究实际，注重效率的商业氛围，才有可能孕育出王开祖等人开创的永嘉学派。而且永嘉学派之集大成者叶适祖籍正是黄南，其世代受青瓷贸易的影响，即使迁到永嘉，也深受这种商业氛围影响，这或许就是他的思想灵感来源之一。

　　3.盛世修庙宇

　　正所谓“战乱避饥饿，盛世修庙宇”，通过青瓷贸易富裕起来的人们，有了更高的精神追求。寺庙是人们心灵寄托之处，祖先灵魂安放之地（据各个宗谱记载，在当时大家族捐建寺庙一般要求将祖先牌位供奉在寺庙内，并雇请和尚管理寺庙，每年斋祭期间还要接待族人）。据史料记载，仅在大梅周边早在唐大历二年（767年）就已经建成瑞相寺，后相继建成崇德寺（768年）、圣安寺（863年）、慧福寺（885年）、觉林寺（976年）、明慧寺（978年、金绳寺（982年），但初期规模都不大。真正的大建设在五代末至北宋期间开始，如金氏一个叫金禅的人皈依佛门，号椿叟和尚，舍十保大梅、查洋等处田二百八十石，于天禧年间建瑞相寺。这里的建应该是扩建，因为之前就已经有观音堂。另据《姚氏宗谱》记载，姚氏于宋孝宗年间（1162——1189年）构造大厦于钵盂山下（杨岙头），被杨义钦告发私造皇殿，遂将家丁削发为僧，改作金绳寺供奉先祖牌位。现今从遗址看，金绳寺规模确实相当大。可见姚氏、金氏在当时一定是豪门之家，而他们的财富很可能就是通过制瓷和贸易获得。另崇德寺、圣安寺、慧福寺、明慧寺现已无从知晓是哪个豪门大族捐建，但从遗址规模来看，在当时都绝对不是小工程，需要大量的资金和精力去建设。光供养这些寺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从金氏修瑞相寺所捐的田地规模就可以看出，况且明慧寺、慧福寺等寺庙从遗址规模看，更是数倍于瑞相寺。

　　除了规模较大的古寺，周边还有众多的道教庙宇。如纪念叶天师的黄弄天师庙，分布于黄南、大梅口、大梅、高际头等地的三王社殿，小梅始建于宋代纪念叶先锋的大王庙，始建于唐代的黄南植碧殿等等。

　　在远离县邑的一个山区村落间散布着这么多寺庙，甚至比县邑还多，充分说明这里在当时是何等的繁华兴盛。

　　五、影响

　　龙泉窑自三国始烧，经历了五代变革至南宋发展出哥窑弟窑两大窑系，烧制出梅子青、冰裂纹、紫口铁足等代表青瓷最高技艺的巅峰之作，引领了当时陶瓷风向，成了人人求知若渴的商品，不可避免的通过人流和贸易等影响着周边甚至世界，进而向外拓展。

　　自龙泉窑于五代兴起于金村、大窑就通过瓯江航运向下游扩展，相继在道太、安仁、丽水等地建立窑厂，继而沿着海丝之路扩散到永嘉、泉州、广东大埔甚至北起朝鲜半岛、日本到东南亚的越南、泰国，中亚的伊朗，非洲的埃及都有仿制龙泉青瓷，龙泉窖成为世界性的窑系。

　　六、衰落

　　青瓷作为一门手工业，既需要手艺又需要一定创造性，需要一个开放的，文化繁荣的社会基础。两宋时期，是龙泉历史上文化最繁荣、思想最开放活跃的时代，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龙泉青瓷才孕育出一个个惊世之作。可惜，这样的局面在元代被终结，自蒙元入主中原后，龙泉士大夫阶层深受打击，不是身死战场就是远避他乡和深山，龙泉文脉至此式微。文化的衰微和蒙元的严厉控制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虽然在早期还处于巅峰，但很快就进入衰退通道。为了迎合统治者需要，这一时期器形粗壮高大，胎体变厚，釉色减薄，艺术价值降低。至明早中期，虽然经历了海禁、由私人贸易转入朝贡互市影响了龙泉青瓷贸易，但这一时期龙泉窑规模还十分大，2006年枫洞岩窑址出土的官窑器物证明在永乐间龙泉窑还烧制官窑器物。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正统年间，龙泉除了是青瓷产地，自宋代以来也是金、银矿重要的产地。明代起，大量农民加入采矿行业，采矿规模快速扩大。朝廷看到了其中的利益，横征暴敛。最终在正统年间，迫于明廷的残酷压榨，庆元叶宗留率矿工起义，与明军在处州地区前后抗争近十年，很多村落化为灰烬，叶宗留的出生地更被称为草古地。起义军被镇压后，明朝还对这一地区进一步加强了管控，为了有效控制分别设置了景宁、云和、宣平、泰顺四县。封控并未带来安宁，据顺治《龙泉县志》记载：正统十四年（1449年）秋七月流寇入龙泉；弘治三年（1490年）流贼攻龙泉被击退；嘉靖四十年（1561年）闽广流寇号三千突入县治，践蹂掳掠不可胜计，凡六日乃散；崇祯十四年（1641年）冬至日突有闽政和县贼千余至东南两路而入肆行劫掠一日夜。可见自叶宗留起义失败后，200多年来这一地区匪乱不断。动乱必然会造成人口损失，据《顺治龙泉县志》、成化《处州府志》记载：龙泉人口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有口126433、景泰三年口52002、天顺六年口43602、成化八年口44614、成化十八年口44651、嘉靖元年（1522年）口44661，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仅剩口15600。人口几乎损失88%，破坏程度可想而知。作为宋、元及明初以来最富裕的地区，大窑及周边必然经历了比其他地区更严重的洗劫。通过笔者这些年对附近古村落遗址的田野调查，发现了数十处废弃的古村落遗址。遗址大量遗存了北宋到明中期的青瓷碎片，之后却很少见，只有个别遗址可见明晚期到清代的瓷片，这也证明了明代中后期本地区受破坏的严重程度。很多当地的大家族也因此消失，如大梅金氏、大梅孔氏、大梅贾氏、大梅张氏、大窑姚氏、垟岙头杨氏、黄南鲍氏等等。关于龙泉官窑最晚的记录载于《明宪宗实录》卷一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诏书记载：“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差内官在彼烧造磁器，诏书到日除已烧完者照数起解，未完者悉停止，差委官员即便回京，违者罪之”。可能正是长期的社会动乱，大量的人口损失和流失，导致制瓷愈发粗劣，朝廷有意放弃在龙泉烧制瓷器，龙泉青瓷自此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

　　（作者单位：龙泉文史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