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杭州、嘉兴沦陷，浙江西部的盐场尽数落入敌伪手中，食盐的产量锐减，加上战事频繁，交通运输不畅，输入江西的浙江食盐数量比战前要少。这样一来盐价就上涨了，有时候受到军事的影响、还会造成短缺。上饶、广丰一带的盐贩子，就经常来庆元县的曹岭或后田将食盐送回去卖。

　　当时庆元民间的食盐由政府按照人口数额配给，政府责令县合作联合社依照全县人口数向温州购进官盐，转配到各个乡镇，再由各乡镇的乡长、镇长负责按月收齐盐款，到县联社买盐分发给境内居民。这种盐称做公盐。公盐的价格虽然比市场上私盐的价格低，可是每月交款配盐有时间限制。乡村的老百姓大多贫穷，平时没有多少余钱，所以宁愿等口袋里有钱的时候随意买点以应急需，也不太愿意购买公盐。而上饶、广丰的肩挑小贩，多往曹岭采购食盐，来的人多了，盐价随着上涨。由于上述原国，各乡镇的头头见有利可图，就勾结乡内或乡外的有钱人，不再向民间收取盐款，而是直接集资筹款购领公盐，在曹岭就地销售或运新窑、后田销售，高价转卖给上绕、广丰的肩挑盐贩。还有人利用职权，不需集资，将手中掌握的配额公盐卖给县联社职员或其他富商，自己则从中得若干利润。两相比较，大抵前者获利较多，但有时因销路不好导致亏损，存在着一定风险；后者获利虽然有限，因做的是无本生意，亏不亏本无须担心。寿宁人听说庆元的食盐在上饶、广丰十分畅销，便闻风而动，成帮结伙贩运私盐到后田，或运到新窑、曹岭领销。

　　上绕、广丰的肩挑盐贩，开始时因庆元的公盐、私盐供应点多集中于曹岭，所以都往曹岭方向采购，到后田采购的人并不多。自从温州沦陷敌手，公盐、私盐的来源均告断绝，盐贩们这才掉转方向汇集到后田采购，人多时可达好几百。寿宁人贩运到后田的私盐，数量也不下好几百担。随着旅客的增多，后田的饭铺也由原来的十多家激增至几十家，即使这样还常常人满为患，旅客找不到落脚的地方。一时间，当地市场上的南业活动，买卖食盐成了最热门的生意。上自官商富户，下到农民工人以至家庭主妇，无不注入他们的全部资本，用于囤购寿宁私盐，或直接赴政和县属瑞应场等地大批购进圈积起未，待机抛售，以取得更大的利润。至于能获得多少利润，这要看各人所拥有资本的多少以及对食盐行情的观察判断是否正确。

　　只是当时市场上所销售的食盐大都没有交税，没有交税的私盐国家是不允许出售的。正因为如此，贪污舞弊的事就时有发生。开始是由外来的不肖部队冒充盐兵缉私，看见盐贩就拦下来敲诈勒索，接着是本县的军警以及各乡镇的警备班，甚至当地的地痞流氓，也纷纷学样进行敲诈。盐贩怕报官后货物被没收，一遇到拦截，都只能老老实实认罚，不敢有丝毫反抗，所遭受的损失没有办法统计。

　　民国31年（公元1942年）夏天，占领杭州的日寇渡过钱塘江东进，攻陷金华、衢州、严州、处州，两浙盐务管理局从金华内迁到庆元。这段时间盐商怕私盐被缉获充公，都不敢来庆元贩盐。两浙盐管局考虑浙东的盐场已沦于敌手，盐税反正收不上来，特准庆元私盐可以自由交易。盐务管理局随机在后田苏公桥设查验卡点、派员主持工作，并发布告示：经营私盐的商贩只要到卞点报验，按章交税，都会发给官盐税照。如果有隐瞒不报的，一经查或，立即没收。肩挑小贩因持照可以适行无阻，免遭鼓许勒索之苦，申报数税的积板性很高。

　　这一年县长朱馥桂建造县政府办公厅，经费不够，就想了个设点代客过秤科的办法来筹集经费。他委托城内的吴朝靓，集了几名伙计，选择后田肩贩集中的地方，租下店铺作为办事场所。买卖双方议定价格后，就让他们将食盐挑到他们那个店铺，经办事的伙计过秤算帐完成交易，向买卖双方各收取若干佣金作为手续费。每隔3天，由吴朝靓核算手续费收入总数，扣除承办人员的工和费用，其余款项全部解交县政府充作建县政府的经费。实行了一段时间，店铺里的伙计开始不安分，他们互相勾结，隐瞒少报手续费收入，私自进行分肥，并利用帐目结算3天一次的时间差，挪用手续收入，用于购盐牟利，或者将他们私屯的食盐在店里出售，自己偷手续费不算，还吞没了买方所缴的费款。而社会舆论也以代客过秤，收受费用这种做法于法无据，普遍表示不满。这些话让政府当局听见了，就宣布终止不再搞了。不过从此之后，凡有肩贩请托商人代为过秤的，商人照样援例向买卖双方收取手续费用。肩贩也视为应该，没人会表示不同意。

　　浙东各处盐场虽已沦陷，两浙盐务管理局抢运到庆元的官盐还有好几万包。庆元的私盐打从拥有宫盐的合法身份之后，老百姓不再需要向盐管局审领配额。盐管局所储藏的宫盐，除了将一部分限额供应给机关工作人员之外，没有别的用途。盐管局的工作人员看见经营食盐有利可图，就跟当地的奸商富户相勾结，由他们出面申请开办交易公店的营业执照，上报盐管局批准，缴纳保证金之后，就可以向盐管局按照官价，配领官盐。这项经营名义上虽说是供销民间，实际上是低价套取官盐，高价抛售给上饶、广丰的盐贩，牟取暴利。此类所谓的交易公店大多由当地人出面，盐管当局的人员则暗地里持有一定股份。每配销一次，结算盈利时侯按照股份分摊，利益均沾，皆大欢喜。

　　后田的食盐市场，以民国30年、31年及32年和公元1941年、1942年、1943年的上半年最盛。上饶、广丰的盐贩子感到单靠肩挑数量有限，大多改用旧式独轮手车前来拉盐，每一辆独轮车可以运盐200斤。随着食盐销量的扩大，私盐来源也不断扩大，贩运私盐的人不再局限于寿宁人。开始还只是城镇居民参与，后来渐渐各乡的人也纷纷参与贩卖食盐。自马待郎庙以上到义民街一带，每天街上的人多得像过江的鲫鱼，全街拥挤不堪，以至于无法通行。嗣后由于盐管当局科税过重，上饶、广丰的盐贩觉得无利可图，来的人慢慢少了。当地人也因销路冷淡，从事贩运的也就越来越少。这一年（公元1943年）的7月间，后田鼠疫复发，死了很多人。上饶、广丰、寿宁的贩子怕染上鼠疫，没人敢来庆元。盐管当局设立的查验卡门前冷冷清清，无人登门。鼠疫疫情平息之后，寿宁的肩挑盐贩虽然仍陆续有人挑盐过来，但大多只卖给本地客户，极少外销。在这种情况下，查验卡不久就裁了。

　　等到抗战胜利，两浙盐务管理局回迁省城杭州。贮存在庆元还有几仓官盐、考虑到运费耗费太大，就着令由驻守的留守人员就地削价销售。官盐的价格本来就比当地的市场价格低，比上饶、广丰的价格更低，这是赚钱的难得机会，于是人人争相认购。盐管人员处理这批官盐，尽管不管是谁都具有登记认购的资格，但是地方上有势力的人以及暗中行贿的人往往能够获得优先购买的特权，于是一买就是几十担或上百担，还提前发货。这样他们就能够将盐迅速运往上饶、广丰，很快赚到钱。其他地位低微以及不会走后门的人，即便能登记上，数量也不多，而且排名靠后，要等上很长时间才能轮得到，有的甚至等到库存快完了才轮到自己，可是已经无盐可付，最后货款被退回，只能自认倒霉。

　　自从朱馥桂首创代客秤盐收取费用的先例，后来人们就将这套办法应用于小猪交易。向例：小猪由买卖双方自由交易，于议定价格之后再向后田的商店借秤称重，由店老板代称重量，算付价款。这个过程，商人也视作临时帮忙，理所当然，从来不会因为代为秤算就要向双方收取所谓手续费的。民国34年（公1945年）秋天，城内人吴作瑞首先仿照秤盐成例，于后田街头开设牙行代客秤猪，从中收取手续费用。只不过吴作瑞的人品不好，别人对他缺乏信任感，很少有人挑小猪到他店里过秤，所以开了没几天就关门大吉了。接着由县警察局的督察长、桐庐人徐鸿祥，怂恿局长串通平阳人杨某在义民街开设牙行。每逢猪期，徐鸿科即率领警察借口维持秩序，强制贩卖小猪的人集中到杨某的牙行里过秤缴费。不久被人控告，同样开不下去。民国35年（公1946年），士绅兼参议员杨文元、姚杰，参议会秘书柳五等3人看见这宗买卖不需要一分本钱投入，利润却相当可观，于是动起了捞一把的念头。他们通过分析，认为贩卖小猪的人都来自八都、余村一带，跟杨文元、柳五是可乡，好说话，其他买卖小猪的也好对付。他们自以为以三人的地位和威望完全可以稳定局面，顺利开展工作，没有人敢跟他们作对，就以开办牙行的名义上报县税务处备案，在后田马侍郎庙门前的小猪交易市场上开设露天牙行，代客秤猪，仿照吴作瑞及史致或例收取手续用。姚杰和柳五两人居然端坐市场，手拿算盘计价算帐，面对那么多盯着他们看的眼睛丝毫不觉得难为情。这样干了个把月，觉得收益确实不错，又更进一步，跟卖小猪的猪贩暗中匀结搞小动作：当小猪开始买卖的时候，如果不是由猪贩子暗中先将锡铁之类金属藏于称猪蓝底以增加重量，就是由管秤的人乱喊斤两，以少报多。他们用这种办法勾通坐骗，攫取了不知多少不义之财；而不明底细的买猪人往往付出30斤的价款，只买到20斤的实猪。于是群众意见纷纷，聚集商量对付他们的办法。有个叫吴洪泉的，也是参议员，得到地方上各界人士的支持，就同样以开设牙行的名义上报县机务处立案，实行代客过秤，并故意降低取费标准，跟他们争生意。姚杰等人的业务大受影响，便去责备吴洪泉，吴洪泉也老实不客气，针锋相对揭他们的老底。姚杰等人无可奈何，只得另想办法，将露天牙行迁移到北门外的登云桥，拦截八都、余村一带的猪贩子，不让他们运往后田贩卖。而东乡、四都等地的买猪客，一向只知道小猪交易市场在后田，并不知道登云桥也有交易市场，有的人虽听到想过去看看，但经吴洪泉等人揭发姚杰一伙的舞弊剥骗手段后也不去了。姚杰等人知道开不下去，不得不自动将牙行撒消。于是小猪的交易恢复原状，剥骗乡民的弊病才得以消除。

　　（作者单位：庆元县文史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