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开辟的起始时间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是挺进师在浙江建立的第一块根据地，其开辟的起始时间，党史界一直认定为1935年3月挺进师进抵浙江之时。例如，《中国共产党浙江历史》第一卷就是这样记述的：“挺进师……（3月）23日到达浙江江山。26日，挺进师袭击了龙泉县溪头……从此，挺进师拉开了开辟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战斗序幕。”笔者认为，开辟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起始时间，应以1934年8月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浙西南的时间点为妥，因为：

　　（一）先遣队转战于浙西南的庆元、龙泉两县境，进占庆元县城，取得竹口战斗胜利，进占龙泉县的重镇小梅和八都，一路打击反动势力、宣传革命、宣传抗日，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工作基础。

　　（二）先遣队继续北上时留下洪家云部在龙泉、浦城、江山、遂昌四县边境活动，是执行中央和中革军委指示并已经在开辟新根据地：“（红七军团）接到中央和军委的指示，责成中央代表与军团首长派得力的游击部队在闽浙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号召与组织广大人民……创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先遣队留一个营在该地长期行动。”据红七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关于红七军团别动队两个连等归属闽北苏区致李德胜黄道并朱德电》（1934年10月1日廿三时）：按照中央和中革军委指示，先遣队留下第五十五团第二营，令其在江（山）浦（城）公路以东，杭（州）江（山）铁路金（华）衢（州）段以南、遂昌以西、龙泉西北地域活动，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破坏敌人交通，抢夺敌人输运车辆，吸引群众参加自己的部队，进行分配土地与建立政权，发展党的组织，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三）在挺进师进入浙西南之前，洪家云部已经将四县边境地区开辟为游击根据地：该部发动农民镇压地主恶霸，分财济贫，摧毁民团碉堡，与闽北红军合击龙泉县住溪和驻龙泉县长安镇的国民党浙江省保安队，打通浙西南至闽北苏区的盐路，两次攻占遂昌县西部重镇王村口，在浦城县境建立庆坞区苏维埃政府和区游击队，在龙泉、遂昌、江山建立地方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组织，吸收张子斌等数十位贫苦农民加入红军，与国民党龙泉县溪山乡乡长建立统战关系，建立一批秘密交通站和交通线。至1935年3月初挺进师入浙之前，四县边境新的游击根据地已经形成。挺进师政委刘英在说到5月初挺进师政委会派洪家云部到四县边境活动时，即称四县边境为“老基地”，也就是说，刘英认为挺进师入浙前这块“老基地”已经存在。

　　（四）四县边境地区后来成为挺进师建立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两块依托基地之一。浙西南革命根据地三个支点中的龙泉县住溪、遂昌县王村口两个支点已在挺进师进入浙西南之前就有了。

　　可见，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早在先遣队转战浙西南时已经开始。

　　二、关于斋郎战斗后挺进师政委会首次会议的时间、地点

　　关于斋郎战斗后挺进师政委会首次会议的地点，党史界说法不一，或说在龙泉县麻连岱村，或说在云和县王阴山村尖坳自然村，或说在福建省政和县境。而对于会议的时间，仅仅知道是在斋郎战斗之后，没有具体时间。

　　从挺进师进军浙西南的行程看，斋郎战斗后，挺进师于4月30日离开斋郎， 5月1日进抵龙泉县麻连岱村；5月5日离开麻连岱向云和、松阳方向前进；9日抵达松阳县寺岭头，受到陈凤生带领“青帮”（进步群众组织）群众欢迎；10日抵达松阳县斗潭村，受到卢子敬带领“青帮”群众欢迎；12日分兵转战，在松阳、龙泉、遂昌、江山、浦城、云和等县开展创建根据地的斗争。期间，挺进师没有到过政和县境，该次会议不可能在政和县境召开。

　　该次会议，确定了以龙泉、浦城、江山、遂昌、松阳、云和等县边境地区作为建立根据地的基本地区，部署了具体的分兵行动。斋郎战斗后，挺进师向松阳县境进军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会晤当地“青帮”首领，以便确定开辟根据地事宜。“青帮”的政治态度，关系到挺进师能否找到群众依托。虽然洪家云部在归队后向刘英、粟裕汇报过“青帮”情况，但仅是初步的了解，只有到了松阳、受到“青帮”群众欢迎、真正看到有了群众依托，才能确定以该区域作为建立根据地的基本地区，才能做出具体的分兵部署。因此，在龙泉县麻连岱或云和县尖坳召开该次会议都还没有具备这样的条件，只有到了松阳县斗潭村受到“青帮”群众欢迎、得到群众依托，才具有召开该次会议的条件，才使挺进师能确定以哪个区域作为建立根据地的基本地区，才使挺进师做出具体的分兵行动部署。因此，此次会议极有可能是与“青帮”会合后的5月10日或11日在松阳县斗潭村召开的。那么，是否有依据证明该次会议就是5月10日或11日在松阳县斗潭村召开的。答案是肯定的，依据是刘英的《回忆》：

　　刘英《回忆》中将“挺进师在浙行动第二阶段”的起始时间定为“1935年5月10日起”，这个起始时间，就是挺进师政委会召开会议部署第二阶段工作（开始创建根据地的行动）的时间。而这一日正是“青帮”群众欢迎红军、具备了召开会议的条件。从会议时间可知会议地点是斗潭村。

　　至于持该次会议在云和县尖坳召开的观点，笔者认为其依据不足：第一，浙江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所著《红军挺进师与浙南游击区》“1935年5月初，红军挺进师在浙江省云和县境内召开师政治委员会会议”的记述，其依据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写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浙南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25页）的“大事记”，这并非原始依据，不能以文献的“权威”与否来判定其可信度。第二，据查，挺进师5月6日进入云和县境，是夜宿营于王荫山村尖坳自然村，7日凌晨即离开尖坳向龙泉、松阳进军了。认为该次会议是在尖坳自然村叶步通家楼上召开的唯一依据是：“叶步通告诉村里人，我听到住在我（家）上间（中堂）楼上的十来个红军整个晚上直到天亮都没有睡，一直在讲话，说什么不知道，也听不清楚。”仅凭一位农民听到红军整晚在说话、但又听不清说什么的传言，根本不能确定是召开会议。第三，如前文所述，此次会议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召开并作出决定的，因此“会议内容是斋郎战斗后领导人一直在酝酿、宿营尖坳时才开会决定的”观点也是不能成立的。

　　因此，斋郎战斗后挺进师政委会第一次会议是5月10日在松阳县斗潭村召开的。

　　三、关于中共浙西南特委建立的时间

　　中共浙西南特委是挺进师进入浙江最早建立的特委级中共组织。它的建立，对挺进师开展和坚持斗争、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都起着重要作用。关于浙西南特委建立的时间，党史界一直认定为1935年5月。如《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组织史资料》《中共浙江党史》第一卷、《中国共产党浙江省丽水地区组织史资料》等，均如此记载。笔者认为，这个时间是错误的。导致这一错误的原因之一，是浙西南特委第一任书记宗孟平牺牲的时间。

　　关于宗孟平牺牲的情况，粟裕在《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中说：挺进师组织科长兼地方工作科长、浙西南特委第一任书记宗孟平，于1935年5月在龙泉茶岙岭战斗中牺牲。挺进师第二纵队文书宣恩金在《浙西南革命斗争回忆》中说：二纵队在龙泉茶岙岭与敌人血战一夜，打垮敌人一个营，宗孟平在这次战斗中光荣牺牲。第二纵队战士张子斌在1981年11月写的《难忘的战斗岁月》中说：1935年6月，我军退到草鞋岭（也叫茶岙岭，属龙泉县宝溪乡）与敌人血战一夜，打垮敌军一个营后，分为两路，一路100人左右，另一路50人左右，我跟随宗孟平带领的50人这一路。部队转移到浦城五家垟，后又转到遂昌县石示下附近一户人家住宿，第二天早晨地主武装从石示下打来，宗孟平中弹牺牲了。

　　根据以上同志的回忆，结合《东南日报》《浙瓯日报》关于国民党武装与红军在浦城、遂昌边界发生战斗“击毙一匪首”的报道，就得出宗孟平在1935年5月或6月牺牲于龙泉茶岙岭战斗的结论，是欠妥的。以上同志对于宗孟平牺牲的时间、地点说法不一，张子斌随宗孟平部活动，所回忆情况比较具体、可信，但事隔几十年，其回忆的时间也未必准确，且不知其所说“6月”是农历还是公历。至于《东南日报》《浙瓯日报》的报道，虽有具体时间，但只说国民党武装与红军在浦城、遂昌边界地区发生战斗，未必是宗孟平牺牲的那次战斗（宗孟平牺牲前后的一个多月中，挺进师部队分作多路并不止一次活动在浦城、遂昌、龙泉边界地区），被击毙的“匪首”未必是挺进师的红军，即使是挺进师的红军，也未必是宗孟平。

　　其实，宗孟平是1935年7月7日牺牲于浦（城）遂（昌）边的横源坑（属浦城忠信乡）。依据如下：

　　1985年4月22日，遂昌县党史部门专门派员到遂昌县石示下村对宗孟平牺牲情况进行了慎重调查核实。调查中，1935年参加石示下“剿共义勇队”的周春石、周观竹和埋葬宗孟平遗体的连樟和以及石示下村的其他老人回忆说：“1935年古历（农历）六月初六日，从浦城方向来了四五十个红军到横源坑借宿，到横源坑时已近黄昏时分。当时横源坑只有一户人住，姓邹名兰恢（又名邹才雅），是石示下村地主周世瑞（又名周正芳，解放后已镇压）的山佃……连夜……向‘剿共义勇队’队长周世瑞报告，周世瑞立即召集……义勇队……县基干队……连夜出发，到横源岗时天刚放亮……从横源岗山上……看见邹兰恢家里点着松明火，就架起台枪瞄准邹兰恢的房子开枪（台枪由福建石示垟村的谢海仁背着放的）。当时那个人（宗孟平）被打成重伤……红军立即向山顶撤退……红军撤退以后，义勇队到了横源坑邹兰恢家里，发现宗孟平……周世瑞叫石示下村的地保周育育和浦城的地保谢万生通知连樟和、邹兰恢，令他们把宗孟平抬到山脚溪滩边埋葬。他们就用三步梯把宗孟平抬出来。从横源坑到溪边约有两（华）里路，抬到阴潭口时因潭水较深，两边又是石壁，不好走，就把宗孟平丢入河里去漂，漂到阴潭口时看见宗孟平还是活的，邹兰恢就用锄头向宗孟平的头脑接连打了几下，宗孟平才死了……埋葬在阴潭口的溪滩上……在邹兰恢家里还发现红军的一箱机枪子弹、一个包袱和一支勃朗宁手枪……包袱内还有一块刻写（蜡纸）用的钢板，当时他们认为是金板，谢世堂（石示下村的地主）一直保管下来，土改时农会把这块钢板没收来了。这次我们认为这是当年红军用过的东西，有保存的价值，把它带来了……”

　　调查中，关于此事件的日期，也有人说是1935年农历6月24日。经核实，6月24日是洪家云率部为宗孟平报仇攻打石示下村的时间，宗孟平率部到达横源坑是6月6日，而不是6月24日。他们回忆说：6月24日是毛阳天师庙做庙会的日子，那天因红军攻打石示下，大家逃的逃，躲的躲，庙会也没有做成；该村徐光田的父母回忆说：其长子是1934年古历6月24日出生的，1935年的6月24日刚好为孩子做周岁，因红军来打石示下，客人没有吃酒席都逃回去了；坑西村老人黄雄忠回忆说：因为那次红军是第一次到石示下，第一次来红军就失利，横源坑就死了一个红军，曾经传说一时，大家都知道了，所以记得牢。

　　另外，笔者从遂昌县人民法院的档案中，查阅到了1950年审讯周世瑞的口供笔录和周世瑞的交代材料。其口供笔录和数次交代，所供袭击横源坑红军的情况与上述周春石等人的回忆一致。

　　上述当事人、知情者所说情况具体、明确，与张子斌回忆相符，所说刻蜡纸用的钢板之情与宗孟平的身份、工作相吻合，因此可以肯定：横源坑牺牲的是宗孟平。宗孟平牺牲的史实是：茶岙岭战斗后，宗孟平与洪家云等分开行动，率50余人于1935年7月6日（农历6月6日）晚活动至浦（城）遂（昌）边境的横源坑（属浦城县忠信乡），在横源坑借宿至次日晨，遭到石示下“剿共义勇队”袭击，负重伤后被害牺牲于7月7日。

　　早在1985年4月22日党史部门就已慎重调查并形成调查笔录，对于宗孟平牺牲的时间，根本没有异议。但是，采用此材料者却对调查笔录明明白白写着的“古历”二字视而不见，将宗孟平牺牲时间确定为6月6日。更加不应该的是据此认定小吉会议（6月初召开）决定建立中共浙西南特委，是刘英回忆“有误”，小吉会议时宗孟平已经牺牲，小吉会议决定的是黄富武接任浙西南特委书记。并且，由此（浙西南特委应建立于宗孟平牺牲以前）根据挺进师第二纵队文书宣恩金“5月，二纵队转战到龙泉县内高塘时，宗孟平主持召开会议，宣布建立中共浙西南特委”的回忆，认定浙西南特委建立于1935年5月。这样的推论漏洞甚多：即使小吉会议时宗孟平已经牺牲，任命他为浙西南特委书记为何不可能，战争环境下组织并不一定及时知道他已经牺牲，这种例子在中共党史中很多；宣恩金回忆的时间准确否，是农历还是公历；宗孟平在内高塘会议上是传达挺进师政委会小吉会议关于建立特委的精神，并非“宣布”建立特委；第二纵队及宗孟平是否有权决定建立特委。

　　关于浙西南特委的建立，主持小吉会议的当事人挺进师政委会书记刘英记述道：“……挺进师在浙行动第二阶段的情形及其所得经验与教训（1935年5月10日起至9月2日止）

　　（一）当时所处的环境及我们的布置……

　　（三）当时我们的决定与部署的布置……

　　3．……一个月行动计划完成后，各部汇合于龙泉北部之小吉，召集了政治委员会，会议的主要内容，结束一个月的行动，和计划今后的工作；另方面，因部队扩大了，重新编制部队和配备干部，兹将详情分陈于下：

　　A．四支队扩充为四纵队……

　　……

　　E．为了加强地方居民工作及党的工作与统一指挥起见，决即成立浙西南特委，以宗孟平、欧阳道、杨干凡、方志富、李金良、连明永、李宗州、王平、陈庚棠等组织之，并以孟平同志为书记。”

　　刘英是挺进师政委会书记，小吉会议的主持人，如前文所述，其回忆错误的可能性相对最小。对于小吉会议的内容，刘英不仅对其他内容均回忆无误，而且对浙西南特委组成人员的人数、名单都回忆得如此详尽，怎么可能偏偏就“决即成立浙西南特委”“并以孟平同志为书记”回忆错了？

　　可见，刘英的回忆无误，中共浙西南特委是挺进师政委会于1935年6月初在小吉会议上决定成立的。在最初认定浙西南特委建立时间的过程中，宁可否定当事人刘英在事件发生后不久的记述，反而采信非当事人宣恩金在事件发生数十年后的回忆，把特委建立的时间从6月提前到5月，人为拔高历史，以便认定其建立于龙泉县境、提高龙泉在党史上的地位，结果造成之后以讹传讹，使党史界普遍记述为浙西南特委建立于1935年5月，这是极不应该的。

　　四、关于上田战斗的时间和作战对象

　　上田战斗是指挺进师在龙泉县上田村与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战斗。关于此次战斗的史实，党史界的说法是：1935年9月中下旬，以第十八军为主力的国民党军大举进攻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挺进师袭击了进驻在龙泉县上东乡上田村的国民党第十八军第十一师的一个独立营（该营营长为王风清）。笔者认为，这一说法与史实不符，史实是：1935年7月，浙江省当局“进剿”挺进师，调浙江保安独立第一营进驻龙泉县上田村（营部驻上田，其机枪连驻坝头村，其余分别驻东书村、库武村和万坑村）。该独立营进驻以后，到处为非作歹，捕杀革命群众，故有群众到王村口请求红军挺进师攻打独立营、解救群众。8月8日（立秋）左右，挺进师政治部主任、中共浙西南特委书记黄富武，率部攻打上田之敌，获胜后在大书村前山岗上休息，遭该独立营机枪连绕道而至的侧翼进攻，红军组织反击，双方互有伤亡，各自撤出战斗。依据如下：

　　上田苏维埃政府分田委员应寿林回忆说：“……（上田）打仗的时间是（19）35年古（农）历7月10日夜里至11日天光早（早晨），这个日子我记得很牢……到王村口去请红军的是大书村人毛发祥和周国有……红军连夜从官（关）塘开来，到大书时天还未亮。上田战斗结束红军缴来许多枪……红军在山岗上休息……为住在坝头村机枪连带路来打红军的是东书村的地主李林善……”

　　关塘乡游击队长毛马兴回忆说：“……（上田战斗）前一天，红军领导人黄富武带了二百多红军来到关塘，他叫我带他到上田去看察地形，回来后要我组织担架队……我们关塘村组织了23副担架，动员了46个青壮年去抬担架，绑扎担架的常熟布是从地主李锡田、毛小克家里拿来的……”

　　西岱村的游击队员周先松回忆说：“……红军摧毁了恩坛岗、荒园岗、岙田岗三个碉堡。接着，红军冲进上田村独立营的营部……敌营长王逢春在混乱中逃出上田村，向库武村方向逃命去了。此时，天也大亮了……红军……胜利后，在大书村前面的山岗上休息，有的还高兴得唱歌。驻扎在坝头村象山寺该独立营的机枪连……从左侧以机枪向红军猛扫过来……”

　　东书村老人邱仁林回忆说：“……（国民党军）营部设在上田村，营长叫王逢春，机枪连驻扎在坝头村象山寺和谢氏宗祠里，连长姓田。另一个连住在东书村的赵公庙和天后宫，还有一个连住在库武村和万坑村。独立营到上田村以后，把东书村跟随红军打过土豪的邱开兴、邱开松、邱樟东和坝头村的谢马根四人拉到东坞岭杀了，时间是农历七月初。到上田打仗的红军是从关塘来的……带队的人叫黄富武……时间是（19）35年立秋边。”上田村老人毛有植回忆说：“到上田来的国民党（军）独立营营长叫（王）逢春，此人年轻非常野蛮……到处杀（害）跟随红军打过土豪的人。红军和独立营打仗的时间是（19）35年立秋边，当时田里的稻谷还未黄（成熟）。到王村口去叫红军的是大书村人，名叫毛发祥和周国有。他们看到独立营在上田一带到处杀人放火，实在忍不住了，才……”

　　大书村老人毛火德回忆说：“红军在上田是打胜的……受伤的红军被抬到上洋岙和坳头、九突村养伤。”

　　以上当事人和亲历、亲见者的回忆具体、确切，真实可信。

　　又据国民党第十八军1935年11月30日上报的《浙南剿匪经过概要》载：第十八军第十一师师长黄维，师部驻龙泉，下辖3个团，第六十一团（团长梅春华）驻龙泉县安仁，第六十三团（团长曾伯熹）驻云和，第六十六团（团长胡琏）驻龙泉县住溪，并无独立营编制。

　　另外，笔者查阅有关文献档案证实，王逢春为营长的独立营是浙江保安独立第一营。依据有二，一是该营致遂昌县政府函：“浙江保安独立第一营部公函总字第732号”，此函的落款署名为“营长王逢春”，时间为“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并盖有“浙江保安独立第一营印”。二是浙江保安第一团致遂昌县政府函：“浙江省保安第一团团本部公函字第65号”，此函开头即称“案据前保安独立第一营营长王逢春报告……”内容与前述独立营之函的内容相符，落款署名为“团长张咸宜”，时间为“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三月十四日”，并盖有“浙江保安第一团关钤”。

　　可见，上田战斗的时间是1935年8月8日（立秋）左右，并非国民党军发动大举“清剿”时的9月中下旬；挺进师的作战对象是浙江保安独立第一营，营长为王逢春（方言谐音为王风清），并非国民党第十八军第十一师所属部队。人为地拔高历史，把挺进师作战对象保安独立营说成是第十八军第十一师的独立营，并导致战斗时间也出现错误，这是极不应该的。

　　五、关于挺进师在浙西南是否建立过革命根据地

　　关于什么是革命根据地，彭德怀在《论革命根据地与武装斗争》中作过如下论述：“在某些地区有了革命的武装、革命的政权、革命的群众组织、革命的政党——共产党（而且前面的三种组织都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这四种组织在一定地区能够公开的合法的存在，各自执行自己的职权（如政权执行自己的法令、纪律、各种制度），这样的地区，就叫做革命根据地。”邓小平在《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中指出：“一个革命根据地……其本身必须具备着革命的武装、政权、群众组织和党等四种力量……这四种革命力量是缺一不可的，缺了一种都不能形成革命根据地。这四种力量又是互相配合的，任何一部分不得力都会影响到其他部分，互相配合不好也会使根据地受到损害。”党史界则认为，革命根据地不仅建立了党、政、军、群众组织，而且要开展了土地革命。

　　据此，笔者认为，挺进师在浙西南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因为：

　　浙西南地区有了革命的政党——中共组织。1935年3月，挺进师建立了以刘英为书记的挺进师政治委员会，这是领导挺进师行动区域内各方面工作的最高党组织。6月上旬，建立了以宗孟平为书记的中共浙西南特委，这是统一领导浙西南地区党的工作的中共组织。之后，在龙泉、浦城边境建立了隶属于中共浙西南特委的龙（泉）浦（城）县委及其下属的大北、小北2个区委；在松阳县境内建立了直属于中共浙西南特委的竹溪、玉岩2个区委；在遂昌县境内建立了直属于中共浙西南特委的王村口、遂（昌）汤（溪）2个区委；并在浙西南各地建立了50多个中共支部，拥有党员数百人。

　　浙西南地区有了革命的政权——苏维埃政府。1935年7月初，建立竹溪区苏维埃政府。7月22日，建立玉岩苏维埃政府。8月20日，建立住溪苏维埃政府。8月26日，建立王村口苏维埃政府。竹溪区苏维埃政府下辖黄南乡和燕田等20多个村苏维埃政府，玉岩苏维埃政府下辖高亭、小吉、枫坪、斗潭、安岱后5个乡苏维埃政府和54个村苏维埃政府及80多个村分田委员会，住溪苏维埃政府下辖上田、竹洋、宝溪、独源、大横坑5个乡苏维埃政府和35个村苏维埃政府及分田委员会，王村口苏维埃政府下辖王村口、山枣坪、葛程、后塘、山前、对正、关塘、独口、凉岭下9个乡苏维埃政府。

　　浙西南地区有了革命的武装——红军挺进师和地方游击队。挺进师部队扩充红军新战士400余人，从500余人发展到1000余人，建立了浙西南军分区、松（阳）遂（昌）龙（泉）游击总队和150余支地方游击队。

　　浙西南地区有了革命的群众组织。1935年6月，挺进师建立了100余人的地方工作团，着重开展群众工作。之后，浙西南各地建立了农民协会、妇女会、共青团、儿童团等革命群众组织，在王村口等地还建立了工会、商会、互救会等群众组织。

　　浙西南的中共组织、革命政权、革命武装和革命群众组织，自1935年6月初开始逐步建立，至同年9月下旬在国民党军的血洗下逐步遭破坏。期间，挺进师政委会、浙西南特委及其所属的各级中共组织，按照各自领导的区域，分级负责，领导着根据地的各项建设、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各地的苏维埃政府按照管辖范围，宣传、发动、组织群众，开展根据地建设，开展以查田、插标、分青苗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协助挺进师部队和地方游击队进行武装斗争；挺进师部队和各地方游击队一面开展武装斗争，实行武装割据，保障根据地建设，一面开展军事建设，进行军事训练，建立交通网络和硝磺厂、枪械修理所、军械库、红军医院、军需物资供应站、缝纫厂等后方基地；各地的农民协会、妇女会、共青团、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向各自的工作对象开展工作，发动、组织各界群众，加快了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这些基本地区……各种革命群众组织普遍建立……在党的浙西南特委统一领导下，各项工作不断深入开展。”

　　因此，1935年6月至9月的浙西南，有着革命的武装、革命的政权、革命的群众组织、革命的政党，前三者在第四者领导下，行使各自的职责，并互相配合，发动、组织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所以说，挺进师在浙西南建立了革命根据地。

　　六、关于上田会议的时间

　　上田会议是指挺进师政委会针对国民党军大举“清剿”浙西南革命根据地而召开的部署反“清剿”斗争的会议。关于该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党史界一直认为是1935年9月中下旬，挺进师攻打驻上田的国民党第十八军所部的独立营，从俘虏口中得知国民党军要大举“清剿”浙西南革命根据地，从而在上田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反“清剿”斗争。比如《中国共产党浙江历史》第一卷就记述为：“刘英、粟裕于9月21日在龙泉上田紧急召开政委会会议。会议分析了……决定……”。如前文所述，上田战斗是8月8日左右，作战对象并非“清剿”浙西南的第十八军所属的独立营。上田战斗是为了保障根据地建设的一次战斗，上田会议是为了部署反“清剿”斗争的一次会议，虽然都发生在龙泉县上田村，但两者没有内在联系，召开上田会议的时间是1935年9月3日。依据是刘英的记述：

　　“七、挺进师在浙行动第三个阶段中的情形及其所得的经验与教训（自九月三号起至十月革命纪念日，即自敌人第一次大举进攻浙西南游击基地和军区主力南下到达闽东苏区为止）”

　　（一）当时所处的环境与布置

　　在半月以前，我们就从报端上和关系方面得知敌人对浙西南游击基地和红军要举行大规模的残酷进攻，于是在龙泉县属之上田召集了政委会议，会议的中心内容……”。

　　刘英将9月3日作为国民党军第一次大举进攻、挺进师行动一个新阶段的开始，理应就是挺进师政委会部署反“清剿”斗争的上田会议的时间。而且，“半月以前”（8月20日左右）就已“从报端和关系方面得知”国民党军要大举“清剿”了，并不是上田战斗后才从俘虏口中得知。会后，浙西南各地党组织、苏维埃政府、游击队动员组织群众投入反“清剿”斗争，实行坚壁清野，转移安置伤病员、物资，构筑工事，等等。假如是9月21日召开上田会议，那么根据地各地就没有时间实行坚壁清野、进行反“清剿”准备了，因为9月19日国民党军已经全线“进剿”，9月20日住溪已经失守，9月22日王村口已经失守。而且，挺进师政委会不可能冒险在数十倍强敌发动进攻之后从容地在敌人的进攻目标召开会议。

　　七、关于门阵国共合作抗日和谈的时间

　　在遂昌县门阵村举行的国共合作抗日和谈，是挺进师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事件。和谈的举行与达成协议，标志着挺进师三年游击战争的结束。关于和谈的时间，诸如《粟裕传》《中共浙江党史》第一卷等许多重要史籍的记载均存在出入，误将1937年9月19日作为了和谈时间，并由此引起其他一些谬误。

　　关于门阵国共合作抗日和谈以及粟裕率部开赴浙南的史实，可从下列档案中得出结论：

　　“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闽浙军区各级将校勋鉴：

　　顷奉惠书敬悉……贵军如诚意请缨杀敌，请即刻派全权代表携带原信为证来金岸，与本政府所派代表接洽一切……”此函落款署名为“遂昌县县长林树艺、遂昌县党部常务委员周彦”，时间为“九月十八日”。

　　汤溪县政府致遂昌县政府公函：“案据本县银塔乡乡长胡寿祺本月廿六日报告……本县拟用剿抚兼施办法……”此函落款署名为“县长王重辉”，时间为“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三十日”，并盖有汤溪县政府印章。

　　遂昌县政府复汤溪县政府函：“……贵府警字第二三四号公函……一面派员前往招抚……互以电话通知，以期迅捷为荷……县长林○○ 十、九（印）”

　　门阵国共合作抗日和谈的遂昌县当局代表朱镇山致遂昌县长林树艺报告：“……窃职奉钧座命令前往汤遂边境招抚残匪，即遵令于本月十三日晨七时出发……职于十四日晨闻悉情况，即继续向门阵前进，途遇便衣匪探二名，经说明来意，安全通过步哨线。是日上午八时，职抵门阵……未能达到招抚之使命……谨将招抚经过情形理合具报……附呈上函一件”。

　　粟裕（化名苏群）、刘清扬致遂昌县长林树艺函：

　　“林树艺县长勋鉴：

　　复示敬悉，并承朱科长跋涉莅临敝队指点一切，不胜感祷之至！……至于整编事宜，因组织关系，碍难从命……

　　苏 群

　　刘清扬（印）

　　十月十四日”

　　遂昌县湖山警署关于粟裕部赴浙南途经湖山的报告：

　　“报告 二十六年十月廿二日 于湖山分驻所

　　事由：奉钧长电谕，以已受招抚之红军首领苏群刘清扬率队由北乡开赴前线……特此报告。谨呈

　　遂昌县政府县长林

　　附呈红军布告一张

　　湖山警察分驻所巡官杨忠信（印）”

　　遂昌县长林树艺致第九区保安司令的快邮代电：

　　“浙江省第九区保安司令余副司令张钧鉴：……前经本府饬派干佐朱镇山持函前往招抚经过情形，业于本月十八日报请鉴核在案……该股赤匪于本月二十日由本县苏村至北界，二十一日转白水应村，二十二日抵湖山镇，沿途纪律甚佳……不日即途经本县王村口及龙泉潘竹岭住溪等处，转向目的地集中。除电请浦城龙泉二县县政府查照外，理合将本案经过情形电请鉴核

　　遂昌县县长林○○叩

　　十月二十三（印）”

　　以上档案，记载、落款极为明确，并盖有印章或签名，准确无误。由此可见，门阵国共合作抗日和谈的有关史实是：1937年9月，率部活动于遂（昌）宣（平）汤（溪）边区的粟裕，致函国民党遂昌县当局，提出合作抗日建议。9月18日，国民党遂昌县当局复函红军，要红军派全权代表到离县城5公里的金岸谈判，并与汤溪县当局谋划“招抚”红军。粟裕高度警惕，坚持要遂昌县当局代表到根据地谈判。10月14日8时，遂昌县当局代表朱镇山抵达门阵，粟裕指派谢文清、刘清扬与朱镇山在门阵村张氏农户家中举行谈判。和谈达成协议后，粟裕率部离开根据地于10月20日到达苏村、北界，22日抵达湖山镇，然后经王村口、龙泉县境赴浙南集中。

　　八、关于挺进师主力从浙南出发北上抗日时部队的番号

　　这个问题关系到挺进师主力从浙南出发前是否已编入新四军建制，是否已成为新四军之一部。这是挺进师也是新四军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一直以来，党史界普遍认为，原红军挺进师主力从浙南出发到达皖南前，部队的番号还是“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比如，《中共浙江党史》第一卷、《粟裕传》等均如此记载。粟裕在《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中也称：“由我带领‘（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开赴皖南参加新四军的战斗行列”。

　　实际上，原挺进师主力从浙南出发前已编入新四军建制，部队的番号是陆军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七团队。依据如下：

　　粟裕率部开赴皖南时，于1938年3月25日途经遂昌，在遂昌停留至28日才继续前进。粟裕率部之所以特别在遂昌停留数日，主要是为了在挺进师的重要活动地区遂昌开展团结抗日宣传。其中最重要的是敦促遂昌县当局释放“政治犯”。粟裕不仅指派随军服务团团长陈雨笠在各界人士座谈会上敦促遂昌县当局释放“政治犯”，而且亲自致函遂昌县政府，亲往监狱探望、慰勉在狱的“政治犯”，向遂昌县当局出具“查胡德荣、吴湖、吴阿干系敝部战斗员，万步青、雷有德、黄老三、黄子文等共党份子，敝部已调查清楚”的证明。3月27日，当粟裕将被释放“政治犯”中的5人带回部队时，又特别向遂昌县政府出具了收条，原文如下：

　　“兹收到：

　　遂昌县政府政治犯吴湖、雷有德、黄老三、黄子文、吴阿干伍名，带回本部服务，参加救亡工作，特给收据。

　　陆军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七团队（印）

　　团队长粟裕（印）

　　三月廿七日”

　　此收条不仅有“陆军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七团队”和“团队长粟裕”的落款，而且有“陆军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七团队”的印章和粟裕本人的印章。此档案真实记录了原挺进师主力从浙南出发前已编入新四军建制，部队的番号是“陆军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七团队”。

　　另外，时任国民党遂昌县党部特派员、负责接待粟裕部的程一戎回忆道：“三月下旬，新四军……路过遂昌县城，北上抗日……关于欢迎经过和开会情况，拙作……及1980年７月４日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师范大学张毕来教授所写的《新四军过遂昌那一天》等文，都有详细记载……通过这次对新四军的热烈欢迎欢送活动……”。程一戎又回忆道：“……我用县党部的名义向各机关团体学校发了一份油印的通知，说明新四军定于明日中午到达遂昌……召开了一个‘军民联欢大会’。新四军全体指战员在大堂正中席地而坐……首先由我说明欢迎新四军开赴前线抗日救国的重大意义……接着就请粟裕同志讲话……第二天上午由新四军的政工同志主持，在……开了一次座谈会……”。时任粟裕部随军服务团团长的陈雨笠回忆道：“……我当时也参加随军服务团工作。三月中旬奉军部命令（当时红军已改变为新四军）浙江的红军由粟裕将军率领……赴前线抗日……”。时任遂昌县政府民政科长的黄继武回忆道：“……陆希澄接到新四军来遂昌的信息，作为国民党县长感到这事不大好处理……叫我代理他的工作……经商议，程一戎等去郊区迎接，我在县政府里……贴满了欢迎新四军的标语……”。

　　程一戎、陈雨笠、黄继武均为当事人，张毕来与黄继武一样是从沦陷区到遂昌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知识青年，是亲历者，他们均一致地回忆到粟裕所率之部是新四军。

　　又据龙跃回忆：“曾山同志……主要传达了三条，大意是：（1）浙江红军部队编为新四军第七团队，集中地点……”。可见，原红军挺进师（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七团队的时间，是1938年3月上旬曾山到达浙南传达中央指示之时。

　　据此，红军挺进师集中于浙南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后，于1938年3月上旬编入新四军建制，部队的番号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七团队，到达皖南后又由第七团队改为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

　　九、关于浙西南是否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战略支点

　　关于浙西南是否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战略支点，这关系到浙西南地区1934年8月至1937年10月三年多革命斗争历史的地位。

　　众所周知，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是中央红军（挺进师）在浙江建立的第一块根据地。该根据地遭国民党军大举“清剿”时，挺进师主力转移至浙南，在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反“清剿”斗争的掩护下，建立了浙南游击根据地。浙西南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丧失后，挺进师第二、五纵队余部仍在浙西南的龙（泉）浦（城）江（山）遂（昌）边区坚持斗争。1936年6月，粟裕率部恢复浙西南游击区的工作，至1937年4月，形成了龙（泉）浦（城）江（山）遂（昌）边和遂（昌）宣（平）汤（溪）边两块基本地区为中心区域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其斗争一直延续至浙南游击根据地斗争结束之后、门阵国共合作抗日和谈达成协议的1937年10月。

　　然而，浙西南游击区的这一历史，一直没有得到党史、军史界的认可。《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就南方游击区的斗争记述道：“从1934年下半年到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红军主力相继战略转移后留在长江南北的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八个省的赣粤边、闽赣边、湘赣边、湘鄂赣边、湘南、皖浙赣边、闽西、闽东、闽粤边、闽北、鄂豫皖边、浙南、闽中、鄂豫边和琼海崖等十几个地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黄道领导的闽北地区，叶飞领导的闽东地区……粟裕、刘英领导的浙南地区……都紧紧依靠群众，开展了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游击斗争。”其中并未提及浙西南。而按照习惯和《中共浙江党史》第一卷：“浙南地区主要是指瓯江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如此一来，瓯江上游的浙西南游击区，其历史无疑被忽视而失去了。

　　如果说浙西南包括在“粟裕、刘英领导的浙南地区”中，把浙西南游击区作为浙南游击区的一部分，从记述挺进师斗争历史的角度来说，挺进师斗争的“中心先是在浙西南地区，以后移到浙南地区；而游击区域则遍及……”，是准确的。但是，从斗争区域的角度来看，将浙西南、浙南两个存在于不同时间段、各自独立的斗争区域合而为一，并把斗争历史更长的浙西南游击区视为浙南游击区的一部分，是不妥当的，既不能准确表述两地区的斗争历史，更不能体现浙西南游击区的历史地位。

　　形成上述认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方面是由于浙西南的党史研究工作相对滞后，对浙西南游击区历史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与粟裕的谦虚、低调有一定关系。由于浙西南、浙南这两个地区的范围都不是很大，开展和坚持这两个地区斗争的都是挺进师，编入新四军时浙西南、浙南的红军部队人数不多，因而谦虚、低调的粟裕不把浙西南、浙南视为两个斗争地区。浙西南后期的斗争主要是粟裕在领导，刘英主要在浙南领导斗争，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驻地也在浙南，并且刘英早在1942年已经牺牲，因而粟裕自然以浙南而不以浙西南为主来表述两地区的斗争，从而在其战争回忆录中称“浙南三年游击战争”。对于浙西南游击区这段历史，刘英已经牺牲，粟裕自然是最有发言权者，无论党史还是军史，学术界自然以粟裕的说法为准，但谁也没有考虑到粟裕谦虚、低调的因素；再加上浙西南的党史研究工作滞后，长期没有系统、深入研究和还原这段历史，以至于学术界一直没有认识这段历史。

　　然而，有两点值得留意和思考：其一是虽然《粟裕战争回忆录》关于挺进师三年游击战的第六章标题为“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但是该章的第一节则是“挺进浙西南”，第二节则明确称“创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反而没有任何一节以“浙南游击根据地”或“浙南游击区”为标题。其二是刘英在《回忆》中，则是称“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按时间分阶段记述挺进师在浙西南和浙南的斗争情况，提及最多的是浙西南，而且是把浙西南不是把浙南与闽北、闽东并列为三个斗争区域的。

　　虽然浙西南和浙南两地的斗争有着互相联系、互相配合，并且开展两地斗争的都是挺进师的部队，但是两地的斗争是分别开展和坚持的，开始的时间不同，开展浙南的斗争之前，浙西南已经建立革命根据地；结束的时间也不同，浙南的斗争于1937年8月底结束，浙西南的斗争则延续至1937年10月中旬；而且两地又是分别独立地与国民党地方当局举行合作抗日和谈而结束斗争的。因此，浙西南是比浙南斗争历史更长的独立斗争地区，与闽东、闽北并列、相互呼应的斗争地区。

　　其实，刘英、粟裕、叶飞等领导人是明确地把浙西南与闽东、闽北并列为各自独立且需互相配合的三个斗争地区的。刘英说：“关于闽北闽东浙西南的斗争……我们的意见应成立闽浙赣边临时省委，包括闽北、闽东与浙西南”“浙西南之斗争，经过了三四年之久，而且工作地区曾经发展到纵横将近五百里之宽。”粟裕也说：“（1935年）10月5日，我们在寿宁县境与闽东特委主要负责人叶飞同志等胜利会师……一致认为……如果我浙江与闽东、闽北三个地区能取得密切联系……定可更有力地打击敌人。”粟裕这里所说的浙江，就是指浙西南，因为此时挺进师在其他地区的斗争尚未开展。叶飞也说：“在成立闽浙临时省委的时候，刘英同志也曾主张设法同闽北地区取得联系，建立闽浙赣临时省委，来领导闽北、闽东、浙西南三个地区的斗争。”

　　可见，新开辟于全国革命低潮时期、重新开创浙江革命基业、从战略上策应中央主力红军长征、支援邻近游击区斗争、长远而深刻影响之后革命斗争的浙西南游击区，是南方游击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战略支点。

　　参考文献：

　　1.刘英：《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1940年夏），中共丽水地委党史研究室：《浙西南游击根据地》，1995年内部印行；

　　2.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浙江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3.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刘英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

　　4.福建、浙江、江西、安徽四省党史研究室：《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

　　5.《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6.《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7.《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粟裕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

　　8.浙江省军区：《浙南三年》，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9.龙跃：《坚持浙南十四年》，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单位：丽水市党史方志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