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览《四库全书·岛夷志略》一书，文中多次提及“处州瓷器”“青白处州瓷器”“处州瓷”“处瓷”等处州地域特色产品（图1），顿觉惊奇，元时处州瓷器是什么盛况？又为何远销岛夷诸国？带着这些疑问，笔者通过文献的历史背景、处州窑器的生产分布状况、以及海内外珍藏考古发现等资料，揭开“处州瓷器”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真实面纱，以期抛砖引玉。

　　一

　　元代大旅行家汪大渊撰《岛夷志略》，是一部反映元代海外航行和友好交往的重要典籍，记载了航行经历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位置、地形、气候、农作、风俗、服饰、饮食、物产、贸易之货等并详细记载，是元末记录我国海外贸易活动的一份珍贵文献，引起海内外诸多学者的研究和关注，同时也被各研究成果作为权威引用文献。

　　汪大渊，字焕章，江西南昌人，被西方学者称为“东方的马可·波罗”。他自幼好游，20岁时便开始两下东、西洋，历游数十国，涉足东南亚、南亚、非洲等220国家和地区。第一次出航在至顺元年（1330年），从泉州搭乘商船出海远航，历经海南岛、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横渡地中海到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莫桑比克，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经澳洲到加里曼丹、菲律宾返回泉州，前后历时5年。第二次出航在至元三年（1337年），汪大渊再次从泉州出航，历经南洋群岛、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非洲的莫桑比克海峡及澳大利亚各地，至元五年（1339年）返回泉州。

　　其后，他“尝附贾舶浮海越数十国，纪所闻见成此书”，并在其《后序》自诩：“大渊少年尝附舶以浮于海，所过之地，窃尝赋诗以记其山川、土俗、风景、物产之诡异，与夫可怪、可愕、可鄙、可笑之事。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元代诗人张翥在《序》也载：“汪君焕章当冠年尝两附舶东、西洋，所过辄采录其山川、风土、物产之诡异，居室、饮食、衣服之好尚，与夫贸易赍用之所宜。非亲见不书，则信乎其可征也。”

　　《岛夷志略》上承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赵汝适的《诸蕃志》，下启明初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等书。《四库全书总目》在评价中指出：“诸史外国列传秉笔之人，皆未尝身历其地。即赵汝适《诸蕃志》之类，亦多得于市舶之口传。大渊此书，则皆亲历而手记之，究非空谈无征者比。”[1]为《四库全书》收录。

　　汪大渊两次出航起讫点均为泉州港，那么，处州瓷器与泉州港之间是如何实现货运联结？元时的政治经济交通等制度对“处州瓷器”又带来那些影响？回到历史原位，我们疏理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状况。

　　宋景炎元年（1276年）2月，元军挥师南下攻取临安，宋端宗赵昰等宋臣南撤到泉州外南澳小岛，同年12月，时任市舶司提举蒲寿庚弃宋降元后泉州城为元所控制，随后，忽必烈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对泉州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政治上确立了泉州行省的行政地位。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政府在泉州立行宣慰司兼行征南元帅府事，越年改宣慰司为行中书省，设泉州路总管府。大德元年(1297年)改福建省为福建平海行中书省，又徙治泉州，辖诸州。

　　经济方面，至元十四年(1277年)首设泉州为市舶司，对海外贸易采取“每岁集舶高于蕃帮，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然后听其货卖。”鼓励人们通贸海外，同时又多次遣使往南海诸国进行“通道外国，抚宣诸夷”活动。《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四载：至元十六年(1279年)“五月，辛亥，以泉州经张世杰兵，减今年租赋之半”的赋税政策，至元十八年(1281年)，诏止泉州所承担建造的征日海船一百五十艘等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市舶制度方面，元政府于至元十八年（1281年）特别规定：“商贾市舶物货，已经泉州抽分者，诸处贸易，止令输税，不再抽分”，确保了泉州港的贸易利益。特别是元政府实行禁铜钱，行钞法，禁私盐，增税课，立僧司、宣政衡门，立站户、通政衙门，立宣慰司等措施，泉州的社会经济很快便得到了恢复，走向巅峰黄金时代。至元末年，泉州港海外贸易空前繁荣，被誉为“东方的第一大港”。

　　军事和交通方面，元统治者设泉州为海上远征军事基地，大型造船技术高超，并实行了严密的“站赤”制度，不仅使驿路遍布于中国境内，而且贯穿欧亚大陆。于是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谈舍，顿则有供帐，饥揭则有饮食，而递航毕达，海宇会同，元之天下，视前代所此为极盛。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2月，元政府又在泉州至杭州的海道上，建立了十五个海站，每站查船五艘，水军二百，“专运番夷贡物及商贩奇货，且防御海道为便”，从而保证了舶货和外国来使能够及时“自泉州发舶，上下递接”，经杭州直抵大都[2]。

　　政治上的地位确立，经济上的贸易繁荣，交通上的航运保障，为“处州瓷器”经泉州港源源不断向海外输送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外在条件。

　　二

　　汪大渊于元顺帝至正九年（1349年）著作《岛夷志略》，书中关于青瓷器记录近40处，瓷器外销地记录达44处，这些地方主要包括南洋、西亚以及非洲等地，其中，著中在“彭湖”“无枝拔”“麻里噜”“苏禄”“旧港”“龙牙门”“花面”等7个段节分别记载外销瓷器直接明确为“处州瓷器”“青白处州瓷器”“处州瓷”“处瓷”“处瓷器”“青处器”。元代《真腊风土记》为温州周达观著，记载真腊人欲得唐货中也列有“青瓷器”，与《岛夷志略》相互印证。“真腊”现为柬埔寨古真腊国都吴哥城。

　　值得注意的是，在“无枝拔”章节中是这样记载的：“贸易之货，用西洋布、青白处州瓷器、瓦坛、铁鼎之属”。瓦坛为丽水民窑特产，在龙泉、松阳、碧湖一带均盛产。令人惊喜的是，2015年3月初，在丽水南明湖底出土了一只元代“铁鼎”（图3），冥冥之中穿越了666年后又重现世间，历史总是那么的巧合直接印证了著载之录。更令人惊奇的是元代“铁鼎”又与现浙江省博物馆藏品好川文化遗址考古出土的“陶鼎”形神极其相似（图2），冥冥之中再次穿越4000多年历史回到新石器时代刀耕火耨的生活年代。历史可以有不同的轮换，但中华文化一直都在无声的延续。

　　处州之名源于星宿分野之说，据明代《名胜志》载:“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处士星见于分野，因置处州。”唐武德四年(621年)改括州，唐大历十四年（779年）年复改为处州，元朝至元十三年(1276年)改为处州路，1359年改为安南府，随后又改处州府。明朝景泰三年（1452年）起处州府辖丽水（现为莲都）、松阳、龙泉、庆元、云和、景宁、缙云、遂昌、青田、宣平（1958年撤消）10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

　　“处州瓷器”目前所见最早的记载是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庄绰的《鸡肋编·卷上》：“处州龙泉县多佳树，地名豫章，以木而著也。山中尤多古枫木，其根破之，文若花锦。人多取为几案盘器。又杂以他木，陷作禽鸟花草，色像如画。他处所未见。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十记载：“青瓷器，皆云出自李王，号秘色；又曰出钱王。今处之龙溪出者色粉青，越乃艾色。唐陆龟蒙有《进越器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传杯。’则知始于江南与钱王皆非也。近临安亦自烧之，殊胜二处。”说明在临安官窑之前处州龙泉窑已经能烧制青瓷。由此可见，元代《岛夷志略》所述“处州瓷器”即为龙泉窑瓷器，因窑址位于处州境内故而得名。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修《龙泉县志·大事记》中提到“五代贞明五年（919年）龙泉金村、刘田等地制瓷作坊已具规模”，说明龙泉在五代以前，据考证在三国两晋时期就已经开始烧造瓷器，生产瓷器的历史长达1600多年 [4]，南宋至元属鼎盛时期，处州龙泉窑为宋代最为著名六大窑定窑、钧窑、磁州窑、耀州窑、龙泉窑、景德镇窑之一，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九《窑器》条引南宋叶寘《坦斋笔衡》和顾文荐著《负喧杂录》有相同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逐命汝州造青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这是有关北宋官窑最早的文献记载，足以说明宋元时期处州龙泉窑的精美。明朝后因实行封关政策逐步走向了没落。

　　龙泉地处浙南处州西南，古称龙渊乡，唐初为避讳唐高祖李渊之名，改为龙泉乡。

　　处州龙泉窑遍及浙江西南部的龙泉县及邻近的庆元、丽水、松阳、云和等，周边包括福建的浦城、松溪等县，元代龙泉窑比宋时扩大了好几倍。处州瓯江两岸的窑址已发现有二百五十处以上 [3]，因其陆路运输容易颠破，运输成本也高，因而将窑址建于江河枢纽两岸便于船筏外运。元时设庆元（宁波）、泉州、广州三市舶提举司，掌发船舶出海公凭和检查出海船舶，处州瓷器装船后从瓯江顺流而下经丽水、青田，到达温州出海口后，沿海岸线北上转庆元（宁波）销往高丽、日本，南下行泉州销往东亚、南亚、东非、阿拉伯等国家并大受欢迎。

　　北宋以前的处州龙泉窑瓷器胎质较粗，胎体较厚，釉色清淡，釉层稍薄，元代处州龙泉窑瓷器的特点是造型大多胎体厚重，创新品种有高足杯、菱口盘、荷叶盖罐、环耳瓶、凤尾樽等，胎质较为粗糙，釉面光亮者多，温润如玉者少，装饰技法上有划花、印花、贴花、堆花、镂刻、点彩等。纹饰题材丰富，有云龙、八仙、飞鸟、走兽、花草、鱼龟等，部分还饰刻文字。（图4、图5）据史料描述当时的繁荣景象“窑群林立，烟火相望，江上运瓷船往返穿梭，日夜繁忙” [4]。元代龙泉窑产量高，除了民用，主要供外销。

　　三

　　龙泉窑瓷器胎质细腻，按其胎色可分为白胎和黑胎两类，以白胎为主。龙泉窑有“哥窑”和“弟窑”之分，“哥窑”即黑胎青瓷，釉色以粉青为上，釉面多开有纹片，有“紫口铁足”之特征。现已发现历代处州龙泉青瓷窑址有500多处，以处州龙泉为中心向周边广大地区辐射延伸。

　　南宋时期龙泉青瓷进入鼎盛时期，驰名中外的粉青、梅子青釉瓷器就是在南宋龙泉窑中烧制成功而把青瓷釉色之美推到顶峰。清佚名所著《南窑笔记》也说：“其土质坚白，釉色葱翠，所谓‘粉骨龙泉是也’……龙泉釉色有梅子青，冬青色者，可与官窑争艳。间有纹片者，俱堪珍贵。”元时处州龙泉窑器延续宋时的制瓷光芒，除在处州境内多处窑址如金村、大窑、溪口、安福、安仁口、大白岸、小白岸、梧桐口、笔架山、项户、道泰等余处外，还有江西、福建等省的多处窑址也仿烧龙泉青瓷，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龙泉窑系，这在宋、元民窑瓷器中屈指可数，名列前茅。其中以大窑、金村两处窑址最多，质量也最精。清乾隆皇帝曾在《咏龙泉窑椀》中盛赞了龙泉窑的釉色之美:“越冶无夏雪，龙泉存晓星。中规体月魄，尚质色天青。”

　　元末明初著名的大鉴定家和收藏家曹昭著的《格古要论》记载：“古龙泉窑在今浙江处州府龙泉县，今曰处器、青器、古青器。”与《岛夷志略》内“处器”“青器”不谋而合，《岛夷志略》“罗卫”章节载：“货用青器、花印布、金、锡、海南槟榔口、汃子”；“苏禄”章节载：“贸易之货，用赤金、花银、八都剌布、青珠、处器、铁条之属。”说明“处器”“青器”“古青器”之名均为处州龙泉瓷器的简称。

　　2006年9月开始，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龙泉博物馆联合对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进行了发掘，共发掘面积1700余平方米，完整地清理了窑炉、作坊、房屋等遗迹区域，其中包括一处由7次叠压打破关系构成的龙窑；以作坊为代表的成形区域，有大型作坊1处、辘护坑2处、储泥池2处，以及与房子配套的卵石路面、排水设施等多处遗迹。其中，发掘出土瓷器（片）上有八思巴文和“永乐九年”等纪年文字标本，经断代为元、明时期。中国古瓷器泰斗张浦生认为：龙泉窑历史上有三个发展高潮，第一个是北宋时期生产的厚胎薄釉刻划花产品，第二个是受南宋官窑影响生产的薄胎厚釉类产品，第三个就是元末明初生产的厚胎厚釉产品，这是中国青瓷史上最后一个亮点。陶瓷窑考古学家任世龙认为：直到元明时期出现厚胎厚釉、装饰丰富的青釉瓷器才形成龙泉自己独特的风格，龙泉窑这一时期的发展和元代统治者在元中期以后对瓷器的重视有关[5]。

　　另，《岛夷志略》中描述“青白处州瓷器”的“青白瓷”，清以后被称为影青瓷。2003年12月23日，在丽水市松阳县西屏镇云岩山下工业园的建设工地上一座北宋晚期墓葬中出土24件瓷器和2件漆器，现收藏在松阳县博物馆。24件瓷器中有青釉龙泉瓷（图6）、湖田影青白瓷（图7）和建窑黑釉瓷器，其中11件湖田影青白瓷形状有碟、盒、壶、罐。青白瓷在松阳发现，推测有两种可能，一是江西景德镇的湖田窑器经衢州、龙游到达松阳后，经松荫溪码头装船后沿瓯江直通温州港出海。松荫溪是瓯江流域最早开辟的水运干线，早在三国时期就已经通航温州，是浙西南最重要的水陆商道，至今沿线还遗存许多码头古迹，如 “遂昌金岸码头”“古市筏铺”“松阳码头”“大港头”“丽水大水门”“青田埠头”等。清嘉庆丁卯年五月重修《龙泉林氏家乘》八至十四卷之二也记载了奕山公早年经商从瓯江航运转海道到福建、厦门和宁波、嘉兴等地的航道。从处州到衢州自古还有一条陆路古商道：遂昌——大马埠村——官溪村——北界村——灵山，这条陆路古商道基本上沿着一条叫“官溪”的溪流进入龙游溪口后再转入钱塘江水系，形成了一条链接两大水系、辐射闽浙赣三省的商贸古驿道。二是“青白处州瓷器”在宋元时期有烧制，后断佚，目前尚未发现青白窑器和窑址，也有人说可能是福建一带生产的“土龙泉”瓷器，但实在过于粗糙厚重，难登大雅之堂。当然，笔者倒更希望瓯江沿岸有生产的精美“青白处州瓷器”出现，希望未来能给我们一个惊喜。同时，出土的两件漆器也非常精美，一件外髹绿漆漆碗外底墨书“丁巳衢州通道内里金上牢”，另一件外髹黑漆漆盒盖内朱书“癸酉温州百里坊叶家上牢”，说明瓯江两岸古商贸的繁华，一头连接温州出海口，另一头连接内陆交通枢纽地衢州，处州已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货物集散地。漆器在《岛夷志略》外销器中也有多处记录，如“民多朗”章节载：“货用漆器、铜鼎、阇婆布、红绢、青布、斗锡、酒之属”。

　　四

　　宋元时期是我国海外贸易大发展的时期，瓷器作为大宗主要商品，辅以铁器、漆器，加上地域产品如丝、绢、茶、烟、银等源源不断地输往世界各地。处州龙泉瓷器经过几百年的沉淀和积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加上优越的交通和地理环境，自然是生机蓬勃，一片繁荣。龙泉顺流瓯江干道到达出海口温州港，正处于庆元（宁波）、泉州两处市舶司的中间节点，上可就近到达庆元路（宁波），再到高丽半岛和日本，下可沿海岸线到达泉州港，再到南洋诸岛，循印度半岛沿岸到波斯湾，到红海、埃及、非洲等地区。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著书《蒲寿庚考》中载“唐代……福州、明州、温州以及苏州之松江等，皆贸易港也”。宋元时期龙泉青瓷大量输出的同时，也向外传播中国的文化、思想和先进的技术，包括古代“四大发明”在内的指南针、航海图、造船技、制纸术、印刷术和火药等，直接促进了世界文明的进程。

　　1976年，南朝鲜西南木浦港考古出土了一艘满载瓷器、金属器、红檀香木、铜钱等货物的元代沉船，沉船地点在宋元时代中国区高丽的“南路航线”附近。打捞出瓷器17000多件，其中龙泉系青瓷达9639件，占总数的57.4%稍多，白瓷达4813件，约占总数的28.69%，铜钱数百公斤等。在出土的金属器物中有一秤锤，上镌“庆元路”三字，宁波府在元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称“庆元路”。另有一件青瓷盘底刻“使司帅府公用”六字铭文（图8），经北京故宫博物院陶瓷研究员冯先铭确认龙泉窑为“浙东道宣慰使司帅府”定烧之瓷。另外，新安沉船中打捞出的十件漆器之中有一件黑漆盔，与龙泉青瓷盔形式完全相同[7]。这艘载有大量龙泉青瓷、金属器、香木、铜钱、漆器的商船考古发现足以证明，宋元至明代，处州龙泉青瓷、金属器、漆器等确已成为中日、中朝两国民间贸易的主要物品。

　　近百年来由于考古学的发展，在世界各地考古发掘出大量的处州龙泉青瓷器。非律宾发现了大晚宋与元代龙泉青瓷，包括碗、碟、罐、炉、水注等，东南亚其它国家也有不少发现。南亚的阿富汗巴米安遗址有元代的龙泉青瓷残片，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也出土了许多龙泉青瓷。

　　西亚，龙泉青瓷遍布波期湾沿岸诸多古遗址各处。沿丝绸之路的城镇马什哈德清真寺附近博物馆，陈列着完整的中国陶瓷器，以元代的龙泉窑青瓷大钵为主。德黑兰国立考古博物馆陈列着近10件从呼罗珊地方发现的宋、元、明等各朝代的龙泉青瓷器，大英博物馆也收藏不少龙泉青瓷器（图9）。伊拉克瓦吉特出土有南宋棱纹钵，元代菊花图案瓷片。叙利亚的哈马遗址发现了龙泉青瓷碎片，其中有元钵花形纹残部。土耳其托普卡普沙莱博物馆陈列着十三至十四世纪前半叶的龙泉青瓷钵和碗，不少带有菊花图案，这种形式的元代青瓷片，在福斯塔特遗址也发现了不少。

　　在非洲发现的中国古瓷中，宋元时期的龙泉青瓷最多，说明它是对外贸易的主要品种。埃及阿尔—福斯塔特出土了大量的十一至十五世纪龙泉青瓷，元代最多，一般器形较大、胎较厚重（图11、图12）。埃及阿尤布王朝始皇萨拉丁一次性把40件龙泉青瓷作为臻宝礼物赠送给大马士革的苏丹诺尔丁马哈茂德帝国。苏丹的埃得哈布港也发现有龙泉青瓷。东非被誉为中国瓷的储仓，素有“瓷器海岸”之称，仅肯尼亚就发现中国古瓷遗址40多处，在格迪大清真寺遗址附近出土305件（片）中国古瓷（图10），其中的青瓷主要是龙泉窑产品。蒙巴萨地区出土许多青瓷，器形主要是小碗和盘，釉色浅青，形制有的带棱壁和花口，有的饰莲瓣纹，均属龙泉窑。其它遗址出土的数量也令人吃惊 [8] 。

　　与外国对中国陶瓷的大量输入相对应，宋元时期，货商通过丝绸之路贸易带回香料、象牙等宝物，报关并接受管制，实为“官市”。《宋史》卷一百八十五载：“宋之经费，茶、盐、矾之外，惟香之利博，故以官为市焉”，此例一直延续至元。泉州港联系了中国、印度和阿拉伯三大文明发祥地，因此，“丝绸之路”实质是东西方文明沟通的桥梁和纽带，“处州瓷器”以其如玉浣纱西施之美羸得了世界的喝彩。

　　处州为世界传播瑰宝，世界为中国敞开胸怀。

　　汪大渊为江西南昌施尧村汪家垄人，自小应对江西制瓷业有所耳闻目染，但他不以其赣籍地域之便而利，以其严谨的态度将两下西洋所见所闻真实记载。他曾说书中所记“皆身所游焉，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非亲见不书，慢信乎其可征也。”另一作序者泉州方志主修吴鉴说：“其目所及，皆为书以记之。以君传者其言必来信，故附《清源续志》之后。”后来明朝永乐年间随郑和七下西洋的马欢也说:“随其（郑和）所至，…历涉诸邦，…目击而身履之，然后知《岛夷志》所著者不诬。”因此该书在历代诸多地理交通著作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处州瓷器”也顺理成章成为当时中国的代名词“china”，充分说明处州是“海上丝绸之路”内陆起始之地。

　　参考文献：

　　［1］《岛夷志略》.校释本.苏继庼.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1981年；

　　［2］《略论元代泉州的繁盛及其原因》.厦门大学.庄景辉.《福建学刊》.1989年01期.Ｐ45；

　　［3］《发现·大明处州龙泉官窑》.叶英挺/华雨农.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年10月；

　　［4］《浙江省龙泉青瓷窑址调查发掘的主要收获》.朱伯谦/王士伦.《文物》.1963年01期.Ｐ27；

　　［5］同［3］

　　［6］ 《龙泉窑枫洞岩窑址考古发掘学术座谈会纪要》.沈岳明/秦大树/施文博.《文物》.2007年第5期　Ｐ94；

　　［7］ 《南朝鲜新安沉船及瓷器问题探讨》.冯先铭.《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03期.Ｐ116；

　　［8］ 《宋元龙泉青瓷外销探析》.刘晓斌.《江西文物》.1991年04期.Ｐ117。

　　（作者系丽水文史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