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运动起源于战场救护,创始人是瑞士人亨利·杜南先生(1828-1910),1863年2月9日,在瑞士日内瓦宣告成立“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1875年改名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创立,光绪三十年(1904年)3月10日宁波人沈敦和,字仲礼,发起成立中、英、美、德、法五国合办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被推举为中方办事总董,为中国红十字会的缔造者。

民国元年(1912年),中华民国刚刚诞生,位于浙江南部的温州、处州(丽水)两地便遭遇特大水灾。温处之地多为山区,山高沟深,多雨时节,极易引发山洪。这年从6月份开始,瓯江上游就阴雨连绵,至8月,温处各地已出现不同程度的水害,山涧、溪流水位暴涨,泥土、植被的储水能力也达到极限,但雨水仍不绝,反而更大,终于在8月29日至30日各地陆续暴发山洪和洪水。洪水狂飙席卷,酿成巨灾,淹毙人口达30余万,尤其处州府,“水灾异常奇重,实为数百年所未有。顷悉该处共有十县,青田、云和等五县漂没无存,共计淹毙人口至二十二万有奇”。温州遭飓风袭击,溺毙无算。两处“未经淹毙者数几百万,但家室荡然,饥寒交迫,无住无食,何以为生?”灾害发生后,各县告灾乞赈的电报如雪片般飞至省城杭州的浙江巡按公署,通过报纸的宣传,使温处水灾的消息讯速在全国民众引起关注,各地慈善组织纷纷开展募捐救助灾民。
雪上加霜的是在大水灾之后,又发生了大疫。“瓯江浮尸,列若繁星,除由地方官绅捞埋及漂没入海者外,余均浮于江面。日久腐化,半饱鱼鳖,臭闻数十里,水族大尝异味,无物不毒,……误食者中毒暴毙,屡见不鲜。自九月二十以后,由温郡至青田,再上而丽水、景宁松遂龙各县,未死饥黎骤发时疫,传染迅速,兼旬之间,此二百七十里中已死三百数十名。”面对此惨状,瓯括筹赈事务所赈灾委员吕谓英不得不“联电上海红、赤各十字善会,吁请救济解毒方法,一面电呈都督,报告现状,迅请加拨巨款云。”

温州、处州的巨灾,引起总部位于上海的中国红十字会的严重关切,11月初,会长沈敦和和副会长特举荐陆军第一军军医司长柏栋臣医士为队长,陈士芬医士为副队长,连同看护、配药20余人,组成救疫医队;另有掩埋队一队,专埋沙掩水冲及暴露之尸骸;放赈队随带棉衣2000套、白米数百担、洋银数千元,“医赈兼施”。鉴于青田受灾至重,“全邑被淹只余房屋四处”,沈副会长特商请唐锡晋善士组织赈务专家10余人组织成立中国红十字会协济青田义赈局,又以“中国红十字会协济青田义赈局”的名义,带旧棉衣万余套,小包面粉20000袋,于11月5日乘“普济船”赴处州,专办青田赈务。救疫、掩埋、放赈三队驰赴灾区,“医赈兼施,救生葬亡,不遗余力”。据报道,红十字志愿者于温州瓯江、外洋、双溪、安溪、平偃、钱仓、石郭以及江南沙头、西湾、下湾、临福等村“施诊给米”后,于12月开赴小溪、密溪、乌云、白岩等地,随带棉衣、银钱、药材、粮食,“查明户口,核实散放”,沿途“饿殍腐尸,随地掩埋”。温、处赈务至次年春告毕,“灾民受赈者二万余人,疗治伤病数千人,掩埋尸棺数百具”。
1922年,浙江多地发生特大水灾,史称“浙江壬戌水灾”。其中缙云、丽水“水灾甚重”,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10月17日接丽水县灾振事务所来函,“敝邑风水交灾,疮痍满目。幸蒙贵会垂念孑遗,遣派救护,感激莫名。”浙江瓯海道尹也致函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办事处,“以缙云、丽水两县水灾甚重,疠疫丛生,情极司惨,请贵会酌派救疫队,携带药品即日驰往,依法施治”。中国红十字会上海总办事处于9月20日派出以医士潘佩声为首的救护队,乘“飞鲸”轮赶赴温州,前往丽水、缙云等地医赈灾民。救护队来到达丽水时,受到丽水县灾振事务所的热烈欢迎,并特拍摄纪念照片一张。
为感谢红十字会的救援,缙云县知事陈邦彦于1922年10月12日在上海《申报》上刊发感谢函。
缙云县知事谢医队函
(十月十二日)
敬启者,敝邑两月之间被水五次,浮尸遍野,饿莩载途,戾气所钟,酿为疫疠,僻处山陬,呼号谁救!贵会慈悲为怀,派队来诊,已于本月五日抵此。救世星临,吏民欢迎,专肃布谢,敬颂台绥不宣,此致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缙云县知事陈邦彦,十月七日。
除了天灾,另一个给民众带来深痛灾难的就是兵灾。民国1924年,江苏督军齐燮元与浙江督军卢永祥之间爆发战争,是民国前期最为激烈的军阀战争之一,史称“江浙战争”。浙江各地惨烈的战争造成大量的士兵和民众伤亡,为此,在地方士绅的积极支持下,浙江各地纷纷成立红十字分会。9月,军阀孙传芳部队到达庆元竹口,农历八月十日,驻龙泉的浙军向云和丽水方向溃退,龙泉的基督教会牧师奔德发起,会同地方社会团体成立红十字龙泉分会,前往战地麻皮岭救护伤兵,担架伤员。眼看战祸逼近丽水,9月20日,红十字丽水分会在丽水天主堂成立。
1926年12月,福建军阀周荫人部遭中国国民党北伐军击败,逃离福建省进入浙江境内,败兵所到之处,勒索军饷,强拉民夫,弄的民怨沸腾。为保地方安宁,救济灾民,红十字会丽水分会“筹设治疗所暨妇孺收容所,以安民心”,并电请上海的总办事,请求告之周荫人部,希望其保护地方百姓,“乞电转军队及各法团叨实保护”,总办事处接电后,遂电告周荫人及该处各分团照办。
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原来坚持在浙西南开展游击战争的红军挺进师改编为新四军,为安全和尽快将挺进师领导人粟裕先行送到位于南昌的新四军办事处汇报工作,接受新的任务。党组织利用由地下党秘密领导的中国红十字会下属组织上海煤业救护队为新四军提供军务运输。
上海煤业救护队是上海民族实业家刘鸿生捐献资金,由红十字会出面所组建,并由中共上海组织派人秘密领导的抗日救亡组织有人员100余人、20余台车。
1937年底,根据中共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的指派,上海煤业救护队车辆刷着红十字会的标识,队员佩戴红十字臂章、通行证,分头前往南方各游击根据地接运游击队伤员,队长忻元锡带队分别前往广东箕德和浙江丽水,将新四军参谋长兼第3支队司令员张云逸、第2支队副司令员粟裕接到南昌新四军军部。此后,上海煤业救护队,还承担新四军部队指战员赴皖南岩寺集中和运输后方红军伤病员的任务。
他们每到一处,就为当地群众治病送药,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一天,他们接一批伤兵途径丽水,希望丽水县政府安排食宿,接待过境伤兵,遭县政府拒绝,于是救护队就将车开进县政府,伤兵们群情激奋,跑到县长家中,迫使县长出面赔礼道歉,并马上办理食宿,招待伤兵。
抗日战争时期,红十字会领导的救护队,活跃在敌后和各战场,救护伤员、民众。特别是日军在丽水、金华、衢州等地大量使用细菌武器,致使这些地区霍乱、鼠疫流行,加之民众缺乏防疫常识而造成大量人口死亡。救护队尽全力给予防治,宣传防疫知识,但因许多民众对防疫不予积极配合,加之环境卫生差,缺乏医防器材、药品等原因,致使防疫工作困难重重,效果事倍功半。
红十字会的各救护队在战时的恶劣务件下,积极开展治疗,协助设立各种防疫设施,传播现代卫生知识,防治传染疾病,有效维护并增强了抗战力量,对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者单位: 丽水市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