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建立的必然性

　　浙江是江浙财阀的巢穴,是蒋介石政权的根基所在,“四大家族”中的蒋、陈两家都在浙江。蒋介石掌握政权后,逐渐在整个浙江建立了党部组织和庞大的特务组织,培植了陈诚、汤恩伯、戴笠等一大批反动军官和特务骨干,并普遍建立了保甲制度,反动组织十分强大。大革命失败后,中央鉴于浙江省委屡遭破坏的状况,于1929 年4 月决定暂时取消省委建制, 在全省建立6 个中心县（市）委, 直接与上海的中央局联系。但由于党内“左”倾路线的干扰和国民党的血腥镇压, 这些党组织先后被破坏, 到1935年5月, 浙江的党组织活动基本停止。从此, 浙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全省统一的党组织领导, 党的活动处于半瘫痪的状态。1931年前后,浙江还成为国民党军队“围剿”苏区的重要基地之一,如浙赣铁路就是为输送军队和战争物资进攻江西苏区而修建的。因此,毛泽东曾把以浙江为中心的区域称为“敌之根本重地”。国民党也自诩浙江素为太平丰裕之区,因此,决不允许红军进入浙江“骚扰人心”“破坏秩序”。挺进师进入浙西南之前,国民党浙江当局更是加紧了对闽浙赣边境地区的封锁,浙江保安副司令蒋志英也亲临浙西南的龙泉县城指挥,以防止红军进入浙江境内。[1]

　　然而，浙江却是一块富有革命传统的土地，红十三军在浙南的长期活动，奠定了这里良好的群众基础。特别是浙西南,因其地处闽、浙、赣三省交界处而又群山纵横环绕，历来就是革命容易发生和发展的地方。早在北伐战争时期,由于北伐军进入浙西南后的宣传和影响,“唤起了龙泉民众推翻军阀反动统治的觉悟”。1927 年,遂昌、宣平等县就建立过党组织。1928年至1931年间，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浙西南的一些县先后组织过农军，形成了5000多人的“青帮”组织，专门进行反对国民党统治和压迫的活动。这无疑是红军进入浙西南后可以争取并依靠的力量。

　　1934 年8月以后，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几次转战浙西南,还专门留下了一个营在这一带开展活动。红军的活动不仅深受这里民众的欢迎,而且红军也与当地的”青帮”组织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奠定了“青帮”组织与红军联合的基础,为挺进师在浙西南立足并开创整个浙江革命根据地,创造了必要的先决条件。[2]

　　浙西南农民在反动统治阶级残酷剥削和敲诈勒索下，生活极其困苦，农村经济濒临破产，加上自然灾害频繁，农作物欠收，到处是农民、饥民挣扎在死亡线上。但国民党政府的各种苛捐杂税却有增无减，地主豪绅和资本家乘机盘剥，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面对现实，深入发动群众，使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众从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下挺立起来，砸碎身上的枷锁，投入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红军所到之处，都有大批大批的群众跟着，簇拥着，复仇的呐喊声，胜利的欢呼声，山鸣谷应，日夜不绝。这就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提供了机遇。

　　总之,虽然浙江是蒋介石反动统治的重地,但地处浙江一隅的浙西南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造成了革命形势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为挺进师在敌人战略后方开创根据地提供了绝佳的场所。

　　二、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位于浙闽赣三省交界,范围涉及20多个县,其中心区域为今丽水市的松阳、龙泉、遂昌全部，衢州市属的江山县一部分，福建省浦城县的一部分，5个县，纵横100余公里。开辟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是党中央早在1934年就既定的战略考虑。

　　1935年2月27日,挺进师从江西上饶出发,经闽北转向浙西南,正式拉开了开创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序幕。1935年3月中旬,挺进师进入闽浙边境地区，为了加强对党政军工作的统一领导，挺进师成立了师政治委员会,由刘英、粟裕、黄富武、宗孟平、王维信、姚阿宝、洪家云、刘达云、方志富等9人组成，刘英为书记；同时将原有三个支队扩编为三个纵队（后又增加第4、5两个纵队）,各纵队都设立了行动委员会,便于行动和分散作战。3月23日,挺进师进入浙江江山县境,转战“龙泉、庆元、景宁、泰顺和福建的松溪、云和、寿宁一带”。4月27日，挺进师取得斋郎战斗的胜利, 迫使龙泉河以南的敌人转攻为守, 打开了“进入浙西南开辟游击根据地的通道”，是挺进师“能够在浙江站稳脚跟的一个具有较大意义的胜仗”。

　　1935年5月初,挺进师政治委员会决定，第4纵队留浙闽边境活动,其余部队分路北渡龙泉河,开创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革命根据地。任命宗孟平为政委会随军代表兼行动委员会书记,率挺进师第2纵队开赴龙泉、浦城、江山、遂昌边区开展工作。

　　5月5日,挺进师第2纵队在龙泉梅七离开师部,向北行动,在毛洋建立了秘密贫农团和游击队,并建立了党小组。为了加强对地方工作的领导, 挺进师决定成立中共浙西南特别区委员会,由宗孟平、欧阳道、杨干凡、方志富、洪家云等人组成，宗孟平任书记。5月7日，粟裕、刘英率挺进师主力（第1、3纵队）到达龙泉安仁口附近, 受到当地“青帮”首领陈凤山、陈丹生及群众的热烈欢迎,双方在“青红一句话,永世不分家”的口号下实现了联合。由于当地“青帮”领导人的积极参与,使挺进师在浙西南地区有了重要的依托,从此，这一带成为红军挺进师在浙西南创建的革命根据地的基本地区。[3]

　　随后,挺进师挫败了国民党浙江保安团的“清剿”,根据地的规模迅速扩大。7月上旬,挺进师委派杨林在松阳县安民乡高坛背村召开党员干部会议,宣布成立中共竹溪区委和竹溪区苏维埃政府,杨林任区委书记,潘昌利任区苏维埃政府主席。7月中旬，第2纵队在遂昌王村口成立了中共王村口区委,政委洪家云兼区委书记。同时,挺进师没收委员会主任谢文清在龙泉岩樟乡柳山头村建立后方基地,成立村苏维埃政府和游击队，开始分田试点工作。22日，中共浙西南特委书记黄富武在松阳县外南坑村召开大会,成立中共玉岩区委和玉岩苏维埃政府。24 日挺进师第2、4两个纵队联合攻占了龙泉八都镇，歼敌一个中队。由于武装斗争的胜利，浙西南各地纷纷建立党政组织：松阳县的高亭、小吉、斗潭、枫坪、安岱后等乡先后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住龙、宝溪、竹洋、岩樟等30多个乡村也相继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或分田委员会；遂昌还相继成立了王村口、关塘、对正、山前、枣坪、独口、凉冷下等乡苏维埃政府。各地的苏维埃政府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查田、插标、分青苗运动。至此,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已在江 （山）、浦（城）、庆（元）、龙 （泉）、遂（昌）、松（阳）的边境地区建立起来，其中心区域为今丽水市的松阳、龙泉、遂昌全部，衢州市属的江山县一部分，福建省浦城县的一部分，纵横各100余公里。游击范围则扩大到北抵杭江铁路、南到浙闽边界北段、西及赣闽边界、东到丽水和宝平的广大区域。[4]

　　三、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创建于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中国革命处于最低潮时候，南方游击战争处于最艰苦、最困难斗争阶段，是中央红军在浙江开创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它燃起了浙江革命烽火，奠定了浙江革命之基。从此浙江党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再也没有歇止。它成了中国南方革命的战略支点之一，在中国革命，特别是在浙江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人们称其为“浙江的井冈山”。在以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重新燃起了浙江革命烽火，奠定了浙江革命之基。

　　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时，浙江早期的党组织和革命力量已经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是中央红军首先在浙西南重新点燃革命烈火，然后再分兵去开辟浙东、浙南。有了浙西南，才有以后的浙东、浙南。从此浙江党组织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再也没有歇止，直到今天。它在浙江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有了浙西南，才有以后的浙南、浙东。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是中央红军在浙江开创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是浙江革命星火之原。

　　（二）浙西南的斗争配合了闽浙赣各地老苏区的斗争。

　　首先是浙西南的斗争得到闽北老苏区的策应、闽东老苏区的呼应和合作，他们帮助了浙西南。同时，浙西南也帮助了闽东闽北。浙西南与闽北、浙西南与闽东，都召开过党的联席会议，共同商讨研究如何互相配合共同斗争问题。在干部、人员和武器装备等方面都有交流。红军挺进师第四纵队奉师政委会决定一直在闽浙边活动，负责与闽北党和红军联系。正如刘英所说：“浙西南斗争极为重要……尤其是挺进师到达浙江以来，不仅牵制了进攻闽北、闽东之敌，而且对于闽浙赣皖四省边区斗争的开展也有极重要的意义。”留在长江以南坚持斗争的各游击区共有十几块，除浙西南是新开辟的之外，其他都是老苏区。这些老苏区里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正处于最艰苦、最困难隐蔽斗争时期。如果将此时的浙西南放在全国革命形势图上看，低潮的全国形势中，在浙西南却出现了“分田分地真忙”和“父送子、妻送郎参加红军”的热烈革命场面。这对于低潮中的党、红军和革命人民群众，是个极大的鼓舞，对于骄横的敌人是个沉重的打击。国民党《东南日报》惊呼：“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窜浙后，匪化已波及全国，以目前形势来论，浙江共匪不亚于四川、江西之匪，若当局未能迅速肃清，前途实堪可虑。”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十八军军长罗卓英在1935年9月24日丽水会议上说：“当时刘英、粟裕等敌有数百人，现在统计数达三千以上，据调查所得，四分之三是浙江工农阶级被其诱惑，滋扰二十余县，其进展速度，比江西还要厉害……”[5]由此可见，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及其斗争，在中国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从战略上策应了中央主力红军长征。

　　1935年七、八月间，蒋介石鉴于地方保安团对付不了红军挺进师，决定调动主力部队围剿浙西南。国民党军委会先后任命卫立煌、罗卓英为“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正副总指挥。这个总指挥部原先设在江西上饶，着重对付抗日先遣队，然后移驻福建南平，重点对付闽赣边境，7月下旬移驻浦城，9月中旬移驻浙江江山。该总指挥部制定的“第一期清剿计划”确定“以各边区大部对粟、刘”，并委托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统一指挥。敌人集中了32个团共约六七万人的兵力，连同地主武装号称40个团，妄图围歼在浙西南的红军挺进师和地方游击队，彻底摧毁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国民党十八军是陈诚起家的老本，以后被称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其师、团长中如黄维、霍揆彰、李树森、宋瑞珂、胡琏、阙汉骞、高魁之等，后来都是国民党军中的著名人物，由此可见蒋介石对此次“围剿”之用心。1936年12月，国民党又集中43个团10万人的兵力，由闽赣浙皖四省边区主任刘建绪主持剿共。这次“围剿”，浙西南又是敌人进攻的重要目标。因此，浙西南的斗争，牵制了国民党相当数量的兵力，一定程度上牵制进攻闽北、闽东红军的敌人，在战略上策应了中央主力红军的长征。

　　（四）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继续成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战略支点。

　　1935年9月，以国民党十八军为主体的国民党重兵7万血洗浙西南，大部分红军挺进师指战员和浙西南子弟兵牺牲在这片红土地上，革命根据地大部丧失。但是，斗争并没有停止，红旗仍然竖立。幸存下来的红军挺进师指战员一部分继续坚持在龙泉、浦城、江山、遂昌边境老地区打游击，一部分坚持在遂昌、宣平、汤溪边境老地区打游击。这时的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成为新的意义上的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师长粟裕率部四次重返浙西南，最后就在遂昌、宣平、汤溪游击根据地坚持斗争。红军在浙西南经过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坚持到抗日战争爆发。

　　国共和谈后，粟裕率红军挺进师主力编入新四军北上抗日。刘英留在浙江，任中共闽浙边省委书记。跟随刘英留在浙江坚持斗争的还有五六十位红军挺进师干部。他们分别担任浙西南、浙南、浙东各个特委的负责人和骨干。1942年2月，刘英不幸被捕，5月牺牲，从此浙江没有省委。但是，跟随刘英同志留下来的老红军继续担任浙西南、浙南、浙东特委的主要负责人和骨干，一直坚持斗争到浙江解放。这批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不管是以后仍留在浙西南的，还是到浙南、浙东去的，他们都成为浙江革命的中坚力量，都是各个地区的领导人。浙西南的斗争，不仅为以后浙江革命留下干部，而且通过这批老红军，将他们的领导艺术、指挥才能，尤其是对革命必胜的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革命精神，传承给后来培养成长起来的地方干部。红军挺进师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而英勇斗争的光辉事迹、严明的组织纪律，都长远地深刻地影响着后来浙江的革命。解放战争时期，浙西南、浙南、浙东共同成为浙江游击根据地。浙西南自1935年开辟为根据地，一直到解放红旗不倒，继续成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战略支点，对中国革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中共永嘉县委党史研究室）

　　注释：

　　［1］粟裕：《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浙江党史资料通讯，1983年第9期，第12页。

　　［2］张敏卿：《中国红军挺进师与浙南根据地的建立》，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5期，第119页。

　　［3］粟裕：《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浙江党史资料通讯，1983年第9期，第8页。

　　［4］粟裕：《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浙江党史资料通讯，1983年第9期，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