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只十几岁，正在遂昌简易师范学校读书，所发生的几次学潮都参与其中，只不过都是跟班而已，都是为冲锋在前的同学们摇旗呐喊，为他们做点传话、呼口号等发力助威工作，只能是个风潮的亲历者与见证者。这几起发生在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遂昌青年学生闹风潮事件，我至今印象深刻，尚有较清晰的记忆。

　　一次是围攻常到学校无事生非的遂昌县长郑惠卿。1946年1月下旬，学校在次日就放寒假的一天晚上，我们都已在宿舍里熟睡了，可突然听到军号嘟嘟响的紧急集合声，并有同学高喊：大家快、快拿起木棍（平时上体育课和军事训练用的器具）赶往会堂，不能让整日骂我们师生的县长郑惠卿溜跑了，这次一定要很好地教训他一次……可待我们两百余同学赶到会堂四处寻找后，却不见他的身影。原来那天，郑惠卿从早到晚一整天，都在我们学校里，对师生又敲桌板又挥指挥棒，进行百般挑剔，无事生非，气势汹汹，先训斥校长、老师，后骂学生和工友，硬说学校教育有问题，某些师生被共产党“赤化”了，一再说：如继续胡作非为，与政府唱反调，非得对你们严厉处罚不可。被骂师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趁此即将放寒假各自回家的机会，采取了这一围攻他的反击措施。时任校长叶奉见此情景，急得边摇头作揖，边连声呼叫：“动不得！动不得！千万别这么做，县长老爷我们得罪不起！”据后来同学告诉：该县长已多次来学校训斥过师生。那天晚上他发觉有学生围攻他的动作，就在随身人员的谋划下，刁滑地先吹灭灯光，后躲在会堂讲台桌子底下，并将此桌拉到靠墙壁角，让我们怎么寻找都没找着，这才使自己逃过这一劫，否则将会落得个伤身断骨威声扫地的可悲下场。春节过后，新学期开学。我们得知，有好几位同学就为此事被开除学籍，不能继续上学。

　　另一次是解救西乡被强抓的“壮丁”。1947年，我们学校已从东街妙高小学旁边的“新寺”（即如今的遂昌县公安局一带）搬迁到西街街头周家祠堂，县政府军事科从西部乡村强迫抓来的送往前线围剿解放军的“壮丁”，都要经过我们学校的大门口。有一天，传来消息，有一批从西乡被抓来的壮丁要送往县城集中。同学们商讨后，决定采取拦截措施，把他们救下放走，于是就派人从早到晚，整日在大门口察看和守候。果真，在傍晚时刻，从大柘和石练方向有被乡镇政府身背枪支弹药全副武装的警备班士兵用数根绳索绑着的几名“壮丁”急匆匆经过此处，一位首先见到此情景的同学一句高声呼喊，上百同学立即冲上前去，将他们团团包围住，责令他们立即松绑放人。开始他们还挥舞着枪支企图抵抗，但毕竟我们人多力量大，经不住我们的据理指责和围攻，他们才不得不怪怪地服软松手，让这几名壮丁松了绑，交给我们处理放人，而自己却夹着尾巴灰溜溜地离开现场逃走。自此以后，从西部乡镇各村抓来，押送县城的壮丁再也不敢途经西街而改道从北门押送。

　　再一次是大闹东街演戏场所，破坏宣传内战戏剧演出。时间发生在1947年10月的某日，我们学校有些同学得知，位于东街的忠烈祠（当时县城当作演戏或开大会的场所，如今是元立国际饭店一带位置）有戏剧演出且有宣传内战内容的节目，对青年学生尤其是简师学生前往观看有所限制和防范。大家对此非常反感。为抵制县有关当局这种作为，经同学们商议，决定采取反制措施。果然在一天晚上，同学们集合了百余人，我也跟着参与其中，凭借人多势力大，不经检票硬是冲进此演戏场所。我和其他一些同学见没有座位就靠旁边站立着。当时，演戏照明灯光靠的是数盏煤气灯，为破坏他们此次演出，不知那几位同学早有所准备，正当观众安静下来即将演出戏剧时，就拿出事前准备的手拉皮弹枪，瞄准那几盏煤气灯，连着叭、叭几声，将那数盏煤气灯发亮的灯芯打得一扫而光，顿时整个剧场一片漆黑，所有观众乱成一团，不知发生何事。有的抱头往外逃跑，急速离开剧场，有的躲在一旁观察动静。就这样，此次节目演出被我们遂昌简师学生破坏了，此次戏剧演出就此停罢。此后据说，政府当局对此事件作了严厉处置，我们学校校长傅贤受到县府当局的严厉批评指责，而在我们同学中又有几位受到“记大过”和开除学籍的处理。

　　（作者系遂昌县机关退休干部、1996年版《遂昌县志》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