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处州是全国重要的产银区之一，产量牵动国家财政。处州银坑矿工起义，波及闽浙赣三省，持续十二年，震动京师，朝廷屡派大员前来镇压，损兵折将，影响巨大。这些，在《明史》《明英宗实录》《鸿猷录》《明史纪事本末》《明会典》《明书》《处州府志》及处属有关县志等史籍中均有纪录。

　　一

　　唐宋时期，处州境内就有银矿开采。据《新唐书》记载：“松阳有银出马鞍山。”《宋史?地理志》载:“遂昌有永丰银场。”《宋史会要辑稿?食货》云:“北宋元丰年间，处州遂昌产银。”“元明间，遂昌县治岭头永丰银场、梭溪局下银场，采用烧爆法采矿和吹灰法炼银，就地冶炼铸造银元。黄岩坑银矿每年上交银上万两。”

　　烧爆法就是火攻米矿，它是炸药发明前的破岩方法。原先矿工遇到“迎头石”是用铁锤、铁钎撬、剥，十分艰难。烧爆法就是用火烧烤岩石，温度升到一定程度，用冷水浇泼，岩石裂出缝隙，再用铁钎、铁锤撬剥。吹灰炼银有四个步骤：（1)选矿：将矿石碎成矿粉，放在水中，浮去轻粉，留下重粉。（2)提团：用米糊将矿粉调拌，再捏成拳头大的窖团，置于火炉中。(3)成铅砣:将铅投入火中，产生铅银合金。(4)吹灰：将合金投入灰炉中，铅变成氧化铅被灰吸收，吹去灰，便可得纯银。

　　元代以后，朝廷派太监在处州设局管理。

　　二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朝中叶，贵重金属白银逐渐成为普遍的流通货币。1435年，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后，朝廷征收赋税改折白银，以两、钱、分、厘等单位计算价值。农民耕种官田要用白银交租，每亩交租银五分至七分，重的在二钱以上。由于“朝野率皆用银”，官府便经常改变折率，巧立名目加派白银，官场卖官鬻爵也用白银。如福建参政交趾(今越南北部)人宋彰，与宫中多位太监关系密切，“侵渔得银以万计”，向司礼大太监王振行贿，升任左布政使。宋彰到任后“计任所费，验户敛之，贫不堪者，甚为所逼”。官场贿赂，又刺激了白银开采业。洪武年间，全国主要银场在福建的龙溪和浙江的处州、平阳等地。洪武十九年（1386),处州设银场局，课税银2000两。明英宗即位后，处州各县几乎都开采银矿。尤其是庆元、松阳、遂昌、丽水、龙泉等县，从事采矿的“矿徒”均以千计。目前，丽水各县（市、区）已发现古矿坑遗址近百处，矿洞数以千计，多数是明代的。处州是明代重要的白银产区之一。

　　丽水县（今莲都区）枫树湾村在城东30里山中，地处栝苍古道上。元明，这里是重要的产银区，至今仍留有许多古矿井。在矿洞的岩壁上还发现摩崖石刻“辛酉元至治元年开井纪念”。这是府城郊区元代银冶采矿活动的确凿见证。元至治元年是公元1321年。

　　庆元县也是重要的冶银地区，已发现明代银坑10处，矿洞近1000个。在矿洞岩壁上还发现“成化十八年开采”的石刻。明成化十八年是公元1482年。庆元银坑大多在闽浙毗邻地区。如安南乡有个村子叫银坑湾，村边的半山腰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四处明代古矿洞遗址。山腰最高处的一个矿洞，洞□高10米，宽2米，坑内约高15米。洞深尚未探明，可目测约18米，洞形像峡谷。第二号洞，洞中有洞，洞内有井，井水很深，四周悬壁陡立，目前尚未揭开全貌。最大的采银遗址是屏都乡官山头村至淤上乡苍岱村。这里有一处连绵2.5公里的古矿坑遗址，分为三段：，苍岱段”有矿洞28个，长约450米，开采长度100米以上，垂深约60米，洞宽约2米。米空区内尚留有矿柱，间隔一般为10米~30米，个别50米。“坑里段”有洞15个，约450米，沿石英脉开采，洞长15~20米，宽0.35~0.5米，深约50米。“官山头段”有洞8个，最大的洞长182米，宽0.8~6.3米，高5~15米。较大的古矿遗址还有岗后洋，矿洞竟多达106个。

　　云和县（当时属丽水县）也是矿区，黄家畲村上湾山银矿开采于明景泰（1450—1456)前，已发现矿洞16处。洞□最高的有2.5米，宽1.5米。洞一般都挖得很深，有的洞中有洞，在转弯处有分洞，并设有排水系统，最深的洞，在进入约300米处后，因洞壁倒塌，岩石阻塞，无法前进，深不可测，在另一个洞中发现青油灯盏和一把铁镐，铁镐残长30厘米。一只榔头重6磅。沙铺乡田坑村白马山发现8处古矿遗址，开采于明嘉靖年间(1522—1565)，比前者约晚百年，结构比前者复杂得多，大多根据地质构造和矿床分布采掘。如1号洞，口向上似井，直径长处3米，短处1.5米，呈不规则椭圆形。进深垂直到2.8米处，有横钭洞连接，是井、洞、道、坑相连的复杂结构。另一个洞，洞□开在大岩石的石缝中，只容单人进出，而洞内时宽时狭，时坦时斜，洞中有洞，洞中有井，有的地段需要匍匐前进十几米，才能到达前面的洞，全都没有支撑物。

三

　　矿徒的劳动条件极差，生活条件非常困苦。在遂昌龙洋乡际下田村大弯源山上，发现的古矿洞遗址所展现的景象，可以让我们想象出当时矿徒的苦难境遇。那里有三十多个矿洞，形式大致相同。洞□约高2.5米。入洞便是洞室，宽约6米，深6至10米不等，是矿工歇息、住宿和初步加工矿石的地方。有石头垒成的床、桌、凳、灶和冶银遗留。洞室两侧有巷道通入矿脉区，通道又深又狭，黑暗少氧，很难出入。当年的矿徒就靠点燃松明、火篾，发出微弱的一点光，艰难地开采银矿。他们终年不见天日，并时时会有矿洞倒塌、丧失生命的危险。松阳蛤湖乡山上有不少矿洞，在一处山洞瀑布旁的岩石上，发现有摩崖石刻，证明这里是矿徒休息之地，题刻共两块，阴文直书，是矿徒刻制的。两块长85厘米，宽40厘米，共37个字，分5行，字径约6—8厘米，楷书。有的字已无法辨认，能辨认的是：

　　题记□□好宝山

　　□□□□□□□□□□

　　请□休妻入场容易出时难

　　淳熙十三年

　　汤八舍记

　　淳熙十三年是公元1196年。

　　另一处在往下5米处，刻有“正德七年十一月”。正德七年是公元1512年。

　　从血汨斑斑的字句中可知“入场容易出场难”，为了不拖累妻子，“请你休妻”。这真是生离死别啊！

　　明英宗即位后，认为“各银矿多盗发相斗”，便下旨封禁开采银矿，但为生活所迫，私自盗采的人不断增加。正统三年（1438)，御史孙毓、福建参政宋彰、浙江参政俞士悦“各言开银矿则归于上，而盗无所容”。英宗下旨二省三司对此进行议论。福建认为开禁，而浙江按察使倪轩却上书说：开场虽一时之利，然凡百器皆出于民间，恐有司横加科敛，摇人心，其患尤深。为今之计，莫若择官典守，严加禁捕，则盗息矣。”英宗接受了他的主张，下旨封闭矿穴，并下令“福建、浙江等处军民私煎银矿者，量调附近官兵剿捕。”正统五年（1440)又下诏浙江、福建按察司“各委堂上官员一员，提督银矿。若有聚众偷挖者，连当房家小发云南边卫充军”。于是，闽浙边境矿区如处州、政和、浦城、福安等地，矿站关卡林立，官兵驻守巡逻，防范森严。不久，浙闽两省布政使司地各添一名参议，专门掌管巡矿，一旦发现私自进山采矿，立即调动里甲与兵丁捜捕。还把禁矿告示镌刻在矿区出入□的山石上，龙泉有一处是这样：。违禁者，地方保甲等拿解报官……若隐匿者地方保甲人等照军法一体重究不恕。”可是，许多处州贫民衣食无着，走投无路，被迫铤而走险，逃进深山偷采白银，东躲西藏，冒着枭首和全家充军的危险。

　　四

　　明正统九年（1444)，浙闽边境爆发了叶宗留领导的震惊全国的处州矿工起义，并与福建邓茂七和处州陶得二领导的农民起义结合，建立根据地，驰骋浙闽赣三省。直至景泰六年（1455)起义才被镇压下去，前后延续了12年，官兵被打得人仰马翻。上至皇帝，下至三省官吏，皆手脚忙乱，坐卧不安。这次起义在我国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

　　正统三年（1438)，遂昌、松阳等县大旱，粮食歉收，第二年，处处饥民，满目凄凉。正统五年（1440)夏天，处州全境大雨，瓯江几条支流河水暴涨，多处山洪暴发，到处一片汪洋。禾苗淹没，村庄冲毁，等不到过年，粮食便吃完了。第二年，许多人只能靠野菜充饥。日子无法过了，有的人便走上‘‘盗矿”之路，但严酷的矿禁使他们无法在当地挖银。正统七年（1442)，叶宗留、叶希八、陈善恭等人带领数百名处州农民分批奔赴福建宝丰银坑挖矿冶银。

　　叶宗留（1404~1448)，庆元县人，明正统初年被处州府征为府衙皂隶，因“膂力过人，精于剑击”留在知府身边。《处州府志》云“有双剑，能杀人，府官远行，辄用之以自卫”。他结识了丽水宣慈乡（今莲都区曳岭、武义县柳城一带）农民陶得二、叶希八、陈善恭、陈鉴湖等人。官府发现叶宗留“积久玩肆，多不法”，准备处治他，此时，他便带领陶得二等数百名处矿工去了福建。

　　宝丰银矿是古老银场，在福建省福安县境内，由上百个矿井组成井群。矿石含银量很高，官府设立矿站，严禁民间开采。几百名处州农民到此盗矿，福建按察司以“处州贼叶宗留聚众数千，盗开福安矿”急报朝廷。英宗诏令浙江、福建两省布政使司，立即派官兵联合进剿。官兵进剿的消息传来，叶宗留召集众人商议对策。决定“觇险立穴，铸冶兵甲”，准备抗击官兵。同时派人送信给官府，提出严正要求：‘‘留宝丰场，听我采取，不然杀人。”并说愿与官军“限定某日大战”。

　　正统九年(1444)，福建行省派参议竺渊、兵马指挥佥事刘海率领官兵一千多人开进宝丰银矿区。几百名矿工进行反击，官兵溃退。竺渊被俘后斩杀，刘海受伤逃回福安县城。处州矿工正式宣告起义。

　　叶宗留起义首战告捷的消息迅速传遍闽北各银坑，盗矿的农民和官办银坑的矿工纷纷投奔叶宗留。不到半年，起义军势力扩展到仙霞岭铜塘山一带。距东北重镇广信府(今江西上饶)只百来里。府城官员震动，连忙向省城告急。正统十年（1445)二月，广信府和铅山县1100多名官兵和附近六县“民壮”赶来时，起义军已经占领永丰县城，官兵只好驻扎城外。叶宗留连夜偷袭，官兵死伤大半，向广信溃逃。

　　接着，叶宗留率领队伍转战闽浙赣三省毗邻地区，起义军已达数千之众，正统十一年（1446)春，叶宗留被推为“大王”。消息传到京城，明英宗大为震惊，令户部郎中杨谌为钦差，带黄榜到江西招抚。杨谌到省城南昌后，派两名使官去见叶宗留。叶宗留当即撕掉招安黄榜，逐走使者。

　　四月，明英宗派遣御使柳华提督福建、浙江、江西三省兵马合力围剿矿工起义军。面对严峻形势，叶宗留率军转战于铅山、永丰、福安、政和、浦城、龙泉、庆元、建阳、建瓯、崇安一带，杀死大批官军，缴获许多武器、粮秣。明英宗以“捜捕旷久，追剿无功”将柳华削职问罪。

　　起义军三年转战，节节取胜。正统十二年（1447)，叶宗留将队伍带到庆元进行休整训练。年底，奔赴福建浦城，攻下县城。春节后南下攻克建阳，杀死福建左参政张瑛，起义军发展到万人之众。正统十三年（1448)一月中旬，占领建宁府府城。五月，占领了铅山县南面的车盘岭。这是赣东北通往各地的交通要道，是兵家必争之地。起义军一次次打败官军。六月，明英宗派遣刑部右侍郎杨宁巡抚江西。杨宁多次调兵攻打均战败而回。起义军威震东南。

　　在处州矿工起义影响下，福建中部爆发了邓茂七领导的农民起义。正统十三年（1448)二月，起义军发展到十多万人，连克闽东、闽西二十多座县城。延平府同知邓洪战败被杀，明英宗派御使丁宣招抚被拒。“不两月间，天下震动，若火燎原，遂不可遏”。（《古穰杂录摘抄》）

　　这时，浙江处州又爆发了陶得二领导的农民起义。

　　闽浙赣三省农民起义势若燎原，明朝廷终于决定派遣大臣，调动大军前去镇压。正统十三年（1448)八月，明英宗命都御史张楷为监军，刘诏、刘德新为左右参将，调集南京、浙江、江西等地官军八千多人开赴福建。面对大规模军事围剿，邓茂七与叶宗留商定，由叶宗留扼控赣闽边界要道，阻止官兵入闽，邓茂七全力打击福建官军。

　　这时，处州农民起义军发展到数千人，以宣慈乡为根据地，驰骋处州各县，并攻打金华诸县。

　　浙赣两省官府认为叶宗留起义军是主要威胁，必须及早清剿。正统十三年（1448)十一月，2500名官兵奔向车盘岭，激战中叶宗留身先士卒，拼力杀敌，不幸身中数箭牺牲。叶希八接替叶宗留为首领，率领将士北上，取道龙泉，准备赴处州与陶得二会师。叶希八率领一万多人到达距府城百余里的丽水县浮云乡（今云和县），便在连云山上建营扎寨。陶得二、陈鉴湖、杨希勉等闻讯各率众数千赶来会合，准备攻打府城。因出入不便，决定转移到宣慈乡，在鲍村(今武义县柳城镇)和陶村建立两个大寨。

　　正统十三年(1448)十二月，起义军向府城进发，知府张佑弃城而逃，起义军进城缴获大量武器、粮食和其他物资，然后进入宣慈，宣布建立政权，号太平国。

　　五

　　正统十四年（1449)正月二十五日，陶得二率领主力直抵府城，知府张佑督兵死守，并向省城告急。指挥沈辚、参议耿定、佥事王晟率军四千奔援。起义军撤离郊区让官兵进城，然后团团包围府城，封锁粮道。两月后，城中缺粮，陶得二乘机发动猛攻，沈辚、耿定、王晟出城迎战。官兵一触即溃，耿定被斩，王晟被俘，沈辚逃回城中。

　　起义军由于多次获胜滋长轻敌情绪，长时间围城逐渐松懈警惕，官兵乘机突然出城冲入义军营垒，义军大乱，只得向北撤退。

　　这时，邓茂七已被镇压，福建局势已较稳定。明英宗令张楷立即带领人马赶赴浙江清剿处州起义军。

　　各路官军奔向处州的消息传来，陈鉴湖动摇了。他听信大理寺少卿张骥招安的承诺，率领所部人马向官军投降，全家进京，结果均被问斩。

　　为了鼓舞士气，陶得二于正统十四年（1449)五月初偷袭了驻扎在奇山的明军，杀死明军指挥沈辚。五月中旬，张楷率部到达处州，起义军首战失利。张楷派人劝降，陶得二假投降，真备战。经过两个月准备，义军于六月二十九日率领两万多人包围了府城。战斗十分激烈，10天毫无进展。七月初某夜，官军偷袭得逞，陶得二指挥将士撤退，途中在破桥设伏，明军都指挥脱纲带领的骑兵全军覆没，脱纲也死于乱刀之下。陶得二撤至老竹驻师。

　　八月，发生“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瓦剌掳去，其弟朱祁珏即位，为景帝，改元景泰。张楷、孙原贞等朝廷官员急着回京，派人到宣慈招抚。为减轻军事压力，陶得二收了招安黄榜。官军走后，陶得二又结集将士，重举义旗。消息传到京师，张楷被革职。兵部左侍郎孙原贞率领万名军队赴处州。义军徐浩八、王孟绍动摇了，带领3500多人投降官军。王孟绍竟带领官兵从山路插到义军背后，陶得二被杀。祝岳二带领一部分人冲出重围。

　　景泰三年（1452)，朝廷接受孙原贞建议，分出丽水县宣慈、应和二乡及懿德乡北部置宣平县，取“剿平宣寇”之义；划出丽水县之浮云、元和两乡，置云和县，从两乡中各取一字为县名；析青田县鸣鹤乡和柔远乡仙里等地置景宁县，取“景泰辑宁”之意。

　　景泰六年（1455)正月，孙原贞指挥三千人马向祝岳二发起进攻，祝岳二被杀。自正统九年（1444)七月开始的处州矿工起义，前后经历了12个年头，至此才被镇压下去。